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歌谣性质讨论与新诗现代性追求的实践意义(1917-1937)

歌谣学研究伴随新诗同时起步,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追求是在文学化与社会化,欧化与民间化交替的过程中,逐步走向自我完善的.20年代,歌谣学运动本着建设新文学的目的,认为歌谣是诗,是新诗可资借鉴的民间资源.30年代,新诗大众化推动歌谣学运动再次兴起,促使业已取得了独立诗学地位的自由主义诗派不得不从诗歌本体角度捍卫新诗的价值.两次歌谣性质讨论也进一步促进了新诗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新诗实践也证明了新诗歌谣化之不可能.     

中西比较诗学的对话危机及诗学话语转型

寻求对话是当代中西比较诗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和主张。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诗学在西方诗学冲击下凸现出的＂现代转型＂使然,另一方面是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于包括中国传统诗学在内的东方文化视野的吸纳所致。当代中西比较诗学对话的危机,不仅体现对于片面地将＂对话＂解释为＂理解与沟通＂的理论解读层面,而且存在于机械地套用西方诗学话语＂阐发＂中国诗学话语的具体实践层面。而破除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出路在于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分析,通过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的揭示、归纳和总结,为中西诗学深层次的理论对话的展开创造必要的条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告别惯常的文化或哲学比较模式,围绕着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这一主轴,坚定地走向中西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知性话语的理论维度

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话语的输入给中国现代诗学带来了思维的结构性嬗变。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以一种较为自觉的方式,逐渐转向了对于诗的知性的现代性的追求。具体而言,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知性思维的建构与完善,又主要是以三种理论阐释流向之合力共同促成的。即:经验的传达说,抽象的思考说和张力的综合说。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的缺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生产”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表明中国学界的“问题式”还处于传统哲学思辨的轨道上,没有真正地走向社会历史实践。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大讨论,还是近来的现代性问题意识,都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要求。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也需要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提供一个历史与逻辑的前提。     

20世纪中国新诗话语研究

本文从反思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和对一种新的现代汉语诗学的吁求出发 ,提出从“话语”的角度进入新诗研究。本文将中国新诗话语界定为现代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现代汉语 ,将其置身在“现代性”境遇中的经验付诸诗的表达 ,对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因素———语言和语境———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 ,在2 0世纪汉语言和语境发生根本变化后 ,由于语言自身的限制和历史时代环境的催逼 ,新诗话语最终展示为诗人对语言和语境双重制约作出一定应答的结果     

语言·比喻·现代性：朱自清诗学观与中国新诗合法性之构建

朱自清诗学观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诗歌语言意义研究的先河,其"师承"是西方现代诗学,他所提出的诗学主题对中国现代诗学有着丰富的启示,对于今日诗歌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比喻及其组织,直指现代诗歌旨趣的核心,从瑞恰兹、燕卜逊而来的诗歌意义分析也为中国诗学的现代化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其诗歌实践与"远取譬"诗学主张,终究未能到达语言本体论上的诗学认知。朱自清对新诗的合法性与独立性的阐述表明,在明了"传统"的内涵以及传统诗与现代诗的根本差异之后,中国诗歌应该踏上现代性的自主发生之途。     

从胡适的文学创作重审其早期诗学理论

胡适的早期诗歌创作,具有三种布局白话诗、白话词、白话曲.他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和他的早期诗学理论相符合.结合胡适的早期诗歌和诗学,可以发现他的理论主张并非是对传统诗学的完全反叛,它实质上是晚清"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对新诗理论的构建有铺路之功.不过,胡适的早期诗学理论也有与"诗界革命"不同的地方,比如提倡白话文学为正宗,激进地批判了传统诗词的地位及其艺术价值.这些不同之处来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观念.     

论德勒兹的非理性认知论

德勒兹轻蔑传统理性;反对资本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等一类宏大叙事,倾心于身体的感觉与欲望的创生性研究;反对现代认识论中的主客之分、心身之分、镜像反映论、被动主体、真理观、总体性话语;强调认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认知对象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欣赏认知领域的怀疑、批判和否定精神;颂扬身体、感觉、交易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提出构造性欲望理论,强调欲望的革命性和生产性;提出认识论上的"块茎说",反对传统的"树状思维模式";主张概念和模型的多样化,反对终极性理论体系.     

对审美现代性的知识论考察

审美现代性,是与现代艺术发展密切相伴的核心问题。审美现代性出自西方知识分子艺术家批判资本主义、挑战西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双重动机。从19世纪以来,审美现代性不断实践其批判意识,创造新的文化景观,质疑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审美现代性也是一个悖论性的历史存在,包含了激进与颓废、先锋与媚俗、艺术自律论与功能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纠结,并面临着“艺术终结”的困境。本文将审美现代性置于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①、视觉文化研究中的“图像转向”等知识背景中,借用福柯知识考古学、乔纳森·克拉里的视觉机制研究、阿瑟·丹托“艺术终结论”等理论视角,围绕“审美现代性”与自律性美学、结构主义与“现代知识型”、知觉的悬置、语言（学）转向等四个看面,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知识论考察,以期开启一个重新审视现代性悖论及其景观化的方法论视角。     

从哲学现代性批判到经济学现代性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

哲学现代性批判就是对以理性主体原则为基础的近代哲学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之根本状况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历史形式和异化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性批判应当从哲学现代性批判转向经济学现代性批判,这才是真正的实践批判和历史批判。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襄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诗标准的现代性建构及其反思

新诗标准问题是百年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从现代性维度来看,其标准的形成在现代性中遇到了挑战,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范式之间的冲突,新诗审美价值取向的摇摆等多种因素,都对新诗文体规范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这是新诗现代性本身的后果之一,也是我们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个方面.而新诗标准和文体规范的建构,需要在"新诗标准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系统"、"新诗标准建构取决于诗歌审美价值标准"、"新诗标准建构需要直面现代性的反思性"等几方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     

节奏：新诗的形式之美——《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评议

节奏是中国新诗诗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质性诗学元素。王雪松教授的专著《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经由概念论、历史论和比较论三条路径全面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原理机制、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该论著在概念上扩大了新诗节奏的外延并适当调整了节奏理论系统的内部结构,使之适应多变的新诗文本现象;从语言本质、传播接受和传统影响三个方面描述了新诗节奏形态与功能的现代性特征;通过新诗史上几种代表性节奏观的梳理,打开了新诗发展不同阶段的节奏美学空间。王雪松的研究尝试建构一个新诗节奏理论体系和阐释平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近年来新诗本体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

尽管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今天依旧存在、其现任所长霍耐特颇有影响且被不少学者称为第三代批判理论家,不过,80年代以来欧美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却让绝大多数研究者看清楚了两个事实:第一,在哈贝马斯70年代末80年代初转向交往行动理论之后,经典意义上的法兰克福学派已经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而终结,批判理论也已经逐渐神圣化为思想史上的最近一个环节;第二,已经终结的批斗理论不仅深刻影响了欧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也深刻影响了欧美当代理论的发展,各种当代思潮都以不同的方式从它那里继承了某种遗产.     

审美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再审思

梁启超、王国维的诗学被一部分学者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论的两个主要源头,分别体现了所谓的政治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这种观点一部分是基于对历史的追认,另一部分却是基于对历史的"发明",是从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当代社会语境中建构出的话语体系,而并非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准确描述.这种文论话语不仅遮蔽了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的多重内涵,也忽略了二者诗学所承袭的中国诗学传统和面临的复杂历史语境.在审美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的视角之外,借由王斑、王德威关于中国研究中所表现的抒情与政治的多方涵涉的思路,可以进一步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丰富内涵进行审思,将二者看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感政治,继而加深对二者诗学的认识与理解.     

西方现代美学话语转换的四个方面

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的构成力量和陈述逻辑与传统美学完全不同,它们之间经历了四个方面的转变：１．传统美学话语遵循身体劳作与物之物性之间“交互转让”的有机原则,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则诞生于主体对世界进行肢解和符号编码的历史语境;２．主体在现代美学话语构成中居主宰地位,并经历了由非理性主体霸道到被消解的转变;３．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也经历了“语言学转向”,语言逐渐上升为美学和艺术的核心;４．传统“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的“美”已被现代主体的“显现”所形成的崇高、丑和荒诞所取代。     

探寻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建构——评谭桂林《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

中国现代诗学是一种与中国古代诗学具有断裂关系的话语,它以白话自由体诗作为主要阐述对象,以理论性的抽象概括为其表述方式.突破了传统诗学在表达方式与思维上的局限性.是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一种诗学体系.它使中国诗学真正完整地实现了内涵与形式的现代性转变.     

话语批判之学科取向:话语与社会

话语批判,孕育于语言本真意义追寻的历程中,衍生于话语与权势社会研究的关系性结合中,并以批判话语学为历史性学科依归.对话语与社会的一体化观照是话语批判的学科取向,也映现了批判话语学关于语言研究的现实关怀和超学科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