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经筵”与“日讲”制度考异

经筵和日讲都是为皇帝专设的御前讲席,不包括皇太子.不知为什么,以前人们大都将“经筵、日讲”视为一回事,新点校的有关历史文献亦未将二者用顿号分开.实则二者的区别是很大的.春讲开讲于春二月,秋讲开讲于秋八月,各三个月左右.一般是初二、十二、二十二开经筵,其余时间除皇帝上朝外,则照常开日讲,但日讲并不全与经筵同步,可比经筵提前或延后;经筵设于文华殿正殿,日讲则设于“文华殿穿殿”;日讲官由翰林院侍讲、侍读专任,经筵讲官则要从多个衙署中挑选;经筵为国家大典礼,礼仪规格高,极为隆重,日讲则不属于大典礼,仪礼较为简单;所讲内容侧重点亦不同,“经筵进规多于正讲,日讲则讲多规少”,即日讲重在传授知识,而经筵重在规谏和义理.经筵和日讲不仅是皇帝的学习制度,而且是臣下进谏的难得良机,对促进朝政的清明有重要作用.     

明万历朝经筵制度述论

经筵是指为皇帝讲解经史而专设的宫廷教育制度。明万历初年,经筵制度已十分完善规范。本文论述了经筵制度的仪式、讲官人选、待遇和地位、经筵与内阁的关系。经筵不仅可以提高皇帝的文化素质和执政能力,同时也是皇帝决策的一个重要渠道。万历初年,神宗好学,经筵大为盛行,其时朝政清明,万历中后期,神宗怠政,对经筵毫无兴趣,其制已形同虚设,明朝亦由盛转衰。可见,经筵是否认真执行与明代的治乱兴衰是息息相关的。     

中国古代的经筵

经筵是中国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一种御前讲席.初始于汉代,由皇帝诏诸儒讲经,唐代由皇帝选耆儒侍读,并置侍读学士,宋时始称经筵.每年春二月至端午,秋八月至冬至,逢单日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惟讲期有所变动.     

哲学的终结与道学导论的任务

哲学的终结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想的终结,而是特指作为一种特殊哲学形态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经由翻译philosophia而来的哲学,在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新生,将表现为道学的重新开端,而道学的重新开端则首先体现为道学导论的墓本任务.道学导论不是外在地为一种叫做道学的现成学科提供一个导入其中的道路,而是本身即为道学的重新生成和展开.在现代中文的语文处境中,道学导论的基本任务是吸收转化质胜于文的逻各斯哲学,以文救质,在新的层面上重建文质彬彬的道学理想.     

“性”“气”合一与湖湘派儒学——宋明儒学论“性”的分派

前人把宋明道学划分为理学与心学,加上后人进一步区分的性学与气学,他们的基本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基本点就在于他们对"性道"--即宇宙本原与人的本质的不同诠释.宋明新儒学在传统中被称为性道之学或性理之学,表明"性"这个概念在道学中的核心地位.它构建了宋明道学以人生哲学为核心,以伦理道德研究为框架的理论特色.     

论宋代禁毁道学图书

宋代是我国禁书史上的重要时期 ,禁书类型多样 ,其中 ,道学图书之禁是能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重要禁书类型之一。宋代禁止道学图书主要在北宋末、南宋初和南宋后期三个时期。考察其背景、原因和始末 ,可以明显看出宋代禁道学书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 ,因党争而引起党禁 ,因党禁而引发书禁 ,禁书与禁学合而为一 ,这是宋代道学图书之禁最显著的特点。此外禁道学书与道学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影响也密切相关。不过就禁书的最终结果而言 ,禁书并未被彻底禁绝 ,但它确实对道学在宋代的发展和传播构成了重大的影响     

试析清初《明史·理学传》的论争

王阳明心学在清初遭到程朱学者的猛烈批评,从而影响到官修《明史》对明代学术的定位。康熙早期史馆总裁徐元文兄弟提出设立《理(道)学传》的倡议,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意见主要可归纳为道学当去、总归儒林,道学乃道家之学,《道学传》惟《宋史》宜有之等。《明史》最终未立《理学传》,作为争论核心的王阳明被列入大传,传稿历经数次改易,最终以其本人及王学被否定而结束。     

论朱陆“无极”之辩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道学。道学原本儒学,尊崇孔孟,但它在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却是原始儒学(传统儒学)所没有的。道学至南宋经朱熹充实光大,是为理学。理学与北宋道学亦有不同。其特点之一,便是吸收了北宋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五行这一套宇宙生成论。其中“太极”被朱熹解释为     

中国古代经筵概论

经筵可以定义为"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但在历史应用上有本意和引伸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汉唐,在宋代形成制度。历代经筵制度的具体内涵、性质不尽相同。经筵既是一种帝王教育制度,又是一种对君主专制体制有所制约的政治制度,还是一种文化礼仪形式,是各王朝崇儒重道文教政策的象征。     

论宋徽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徽宗朝依然笼罩于新旧党争阴影之中,徽宗又自认天智过人,喜欢改作。政局的变幻和徽宗的性格,都给北宋末年的科举制度打下独特的烙印。徽宗朝首先是完善、落实、推广三舍法,且欲以其取代三年一届之进士试。三舍法遵循所谓的乡举里选原则,弊端丛生,最终被徽宗自己废除。徽宗朝企图将乡举里选原则更推进一层,推出“八行科”,欲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道德品行为荐举士人标准。士人为求八行荐举,或弄虚作假,或故为怪诞,乱象已萌。此外,徽宗朝党争全面介入科举考试,改宏词科为词学兼茂科,禁止诗赋、史学,置道学,种种花样翻新,乃至别出心裁之荒诞,皆表现了徽宗好大喜功之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