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纯粹实践理性

本文在对王阳明的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概念和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的简要分析的基础上,对良知与纯粹实践理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承认出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道德实践理论的可比较性前提之下,本文指出两者相似之处在于共同的概念内涵、先天性、普遍性及其在各自体系中的重要性;而相异之处则在于理论归旨、形式化程度、在论证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等。     

"致良知"与"物自体"——王阳明与康德的哲学比较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最高范畴,而"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这两个概念、范畴的比较和考察,可以了解他们是如何处理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关系,又是怎样从认识论进入到伦理学的.从这些考察与比较中,可以看出阳明与康德在思考上的某些联系以及二者的明显区别.     

王阳明与康德的道德自律路径探析

王阳明与康德各自以"致良知"和"意志自由"为拱顶石建立起了道德学说,并由此成为中西方传统文化中道德哲学领域难以逾越的丰碑。在康德的道德自律概念中,道德法则作为纯粹理性的一个不容置喙的事实已使自由意志的实在性得到了确证,从而实践理性就在自由的领域之内引导着自我,达到了自由即自律的立法原则。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同样蕴含了道德自律的理念内涵,"良知"作为"心之本体"的基本规定就是"自家底准则",即"良知"自能辨别是非、评判善恶以至于作出祛恶扬善的价值选择。     

从道德实践角度看王阳明“良知”学存在的问题

从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内涵和特征看,良知集道德原则、是非标准于一身,行为者的行动动机也须依靠自身的良知来鉴别和纠正。这对肯定人的道德能力、树立成德的自信心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缺乏可公度性的局限,导致在道德实践中,一旦出现行为者将出于人欲的动机误认为且自信是出自良知时,很难在自身内得到纠正;还会导致难以进行道德评价的困难。克服这些问题,需要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在理论上发展出更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在教法上,则需要更加突出“礼”作为客观规范的作用。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论王阳明致良知说之融合和发展的特质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是对"心即理"、"心外无物"和"知行合一"等的逻辑发展和融会;"四句教"是对致良知说所及的本体工夫论的表述;"天泉证道"和"严滩问答"围绕"四句教"而展开,因此致良知说是王阳明对其整个心学理论的融会和概括。     

情感、良知与行动的内在交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重探

良知与行动相关的意涵包括道德行为推动力、实践能力两个方面。道德情感贯通了良知不同方面的特征。在意识的清晰性、行为推动力和对外在知识的促进方面,未经实践深化的良知与为实践所深化的不同阶段的良知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程度差异。这种解读可以解决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表面上的矛盾和逻辑问题,并更好地澄清我们的道德体验。     

康德与朱熹"至善"概念之比较

“至善”是伦理学中的最高概念,康德与朱熹都对此概念进行过阐发。康德认为人既是感性的人,又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要承担道德义务,而感性的人需要幸福,因而,道德虽是至上的善,但还不是圆满的善,道德与作为道德之结果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至善”。朱熹认为,道德就是“至善”,“至善”与感性幸福无关而且截然对立,道德就是“至善”的一切。     

卢梭与康德伦理思想的比较

康德深受卢梭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是表现为继承和发展,而是表现为震撼和挑战。卢梭伦理思想以情感作为最终的根据和基础,而康德则把道德严格地建立在人类的理性能力之上。但是,卢梭和康德的伦理道德观念无论其具有多么大的差别,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在他们看来,道德责任的担当者乃是作为个体的人,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无需他人的确证。     

稼轩词之实践理性阐释

吾国学者颇能注意稼轩词之道德伦理方面的价值 ,可以增益其文学之审美价值 ,但未能加以解析。本文试图引用康德之理论 ,对此问题予以阐释。康德视人之道德意识为实践理性 ,本文先释解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之相关原理 ,复依此等原理述评稼轩词 ,以求达致揭示此一问题本质之目的。     

良知的展开——唐君毅论宗教意识

唐君毅的宗教观是一种人文主义形态的宗教观,而并非是传统宗教观中神本主义的宗教形态。人并非是依神或者先知的启示而获得宗教信念的,而是从人之安身立命、获得终极关怀层面来谈宗教精神的。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人的宗教意识,而宗教意识的形成源自于人之现实生命之自身,其基础是人的良知,外在超越之神性必然要回到内在超越之人性本身。这也是唐君毅体认、赞扬儒学宗教精神的本质所在。     

自由与道德规律的循环?——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到《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意识到自由与道德规律之间似乎无可逃脱的循环。这个循环根本上关涉的是自由的实在性难题和道德规律的约束力难题。《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通过把我们辨析为理智世界的成员作为释疑之道。《实践理性批判》则把道德规律作为理性的一个事实而使其获得不可怀疑的地位,表现出了与《原理》的区别之处。但是这绝非部分解读者所认为的巨大的颠倒,相反,《实践理性批判》是对《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的释疑之道的明晰和深化,最终达致自由诚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的完整结论。     

“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论王阳明“致良知”德性思想普世化之追求

明中叶,中国封建社会面临着种种危机."朝无能臣、国无治吏、士风衰落、生民苦困荼毒",程朱理学"空疏无用".人们的思想道德层面出现了普遍的道德信仰危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此说体现了王阳明对人的普世德性的关切和期盼,对普世怀仁和乐境界的追求."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等互相贯一的实践工夫论,为"伪圣"成德、凡人"成圣"提供了可行路径,并在举德政、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等道德实践领域努力追求实现这一德性思想.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影响——基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理性观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产生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确立了古希腊的本体论理性观,他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维度,强调个人实践中理论理性的重要性.康德则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提出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给人的实践行为提供一套道德法则,延续了古希腊以来以实践为范畴探讨人的道德问题的西方哲学传统.马克思发现由人的物质生产及其矛盾运动规定的历史的理性,批判了理性的道德功能,在社会历史哲学的框架下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理性进行革命性的转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     

传统孝道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王阳明的“良知”孝道观在新时期的意义

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孝道观,充分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品格,肯定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本质。它把人从外在的教条主义理学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指向人的内心,使人立足于自身的“良知”成就自己的孝道。今天人们的孝心大多已麻木,重拾人们的孝心与良知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良知”说孝道观对于新时期孝道的重建提供了一个致思方向。     

对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的解读

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所占的笔墨不多,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尚未能够引起康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但是,正确解读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领会方法论所包含的职责理性自律等基本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王阳明“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之内涵——兼与朱熹“仁义未尝不利”比较

与朱熹“仁义未尝不利”讲仁义并不排斥利但反对“利心”一样,王阳明极力反对当时的“功利之心”,并且推崇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谋其利”“计其功”,同时又讲“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并不排斥声色货利.但是,朱熹并不赞同主动求利,而王阳明则赞同在致得良知的前提下,对于声色货利的追求,并不反对主动求利,因而与朱熹有所差别.尤其是,王阳明还明确讲“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又讲“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讲“四民异业而同道”,对工商多有肯定,显然较朱熹有了一定的发展.     

基于道德法则的善——康德在道德哲学中的革命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道德探讨必须首先从善的定义出发。而康德却另辟蹊径地指出,善作为意志与行为的关联,如果它的确立是先于道德法则的,并且它决定我们的欲求能力,那么它只能是一个经验的、偶然的概念,根本无法承担起道德评价所需要的确定性,也不可能支撑起需要确定规范性的道德哲学体系。相反,道德法则因为具有先天确定形式而成为普遍的评价标准,因而能够支撑起有规范意义的道德理论。所以,道德探讨的起点首先是寻求普遍的道德法则并进而通过道德法则确定作为意志对象的善。然而,对于道德生活而言,基于确定性的道德原则和基于欲求能力的幸福同是我们生活意义之所在,只考虑其中之一是有失偏颇的。     

理性、位格与境界：比较视域下的超越问题

现实杂多的经验世界背后终极的超越者是什么？传统基督教认为是有住格性的上帝,近现代科学则认为是普遍理性。普遍理性强调的科学规律之必然性,挑战了位格神干预尘世的可能,但也使人类的自由意志、创造性等精神性存在成为了难题,从而构成了科学与基督教的形而上冲突。中国传统的境界论可以更好地解释超越,高境界既内在又超越于世俗,既在某一境界之内承认相对普遍的理性,又使创生性存在于不同境界之间,从而使理性与创生性在某种新角度下得以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