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公路服务质量提升的博弈分析

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为基础,分别构建高速公路运营商与行业主管部门、顾客以及各高速公路运营商之间的博弈模型.模型分析发现：短期内,提高服务质量的概率与惩罚成本和监管成本有关,而长期则与行业主管部门形象收益、监管成本以及惩罚成本有关;考虑顾客流动,当高速公路服务质量改善和不改善引起的顾客转移收益之和大于其可能支付的总成本时,存在纳什均衡;当服务质量提高后短期利润小于提高前且转入新客源的收益大于支付的成本时,存在纳什均衡.     

基于收益与惩罚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控制与协调

研究一个农户和一个批发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围绕同一单质生鲜农产品的消费者需求,在农户和批发商不合作、合作以及使用收益惩罚共享契约三种情形下供应链成员的博弈均衡,分析收益惩罚共享契约对农户安全生产决策和供应链成员利润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随着供应链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其提供安全农产品的可能性增大;只有农产品质量安全对需求量的影响程度和政府惩罚高于一定水平,质量安全成本低于一定水平时,农户和批发商才能达成安全生产收益惩罚共享契约;当农户和批发商达成安全生产收益惩罚共享契约时,若批发商实力绝对大于农户实力,采用共享契约所得的收益增加绝大部分被批发商获得。     

基于演化博弈的成渝双城经济圈合作发展策略研究

将产业同构性、合作成本、超额收益、机会收益、违约惩罚、超额收益分配比例引入成渝双方演化博弈模型中,并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实施产业错位发展,降低产业同构性会增加超额收益,促进成渝向合作的方向演化;合作成本和机会收益越高,越不利于向合作方向演化;违约惩罚越大,越有利于成渝双方向合作的方向演化;此外,合理的超额收益分配比例能使成渝双方实现共赢。提出成渝应实施两地产业错位发展,建立合理的区域合作考核制度,加强监督和惩罚力度,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等建议。     

政府与畜产品供应链质量控制的演化博弈仿真分析

本文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和系统仿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政府与畜产品供应链之间质量控制的演化稳定策略及其演化路径。研究表明,政府和畜产品供应链之间质量控制的演化方向和目标受控制成本、控制收益、政府控制成本支配方式、惩罚力度等8个因素的影响,其中政府的控制成本和收益,对管理部门和生产企业的惩罚力度4个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降低质量控制成本,提高质量控制收益,增大政府质量控制开支中用于资金、技术等支持的比重,加强对相关管理部门和生产企业惩罚力度,将会促进政府和畜产品供应链之间质量控制向预期方向和目标演化。     

从经济学视角考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系统地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我们发现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加大行为性成本和物质性成本的投入,可以大幅削减心理惩处成本和惩罚成本,从广度和深度上大规模拓展和垄断犯罪市场,使之几何级倍数增加犯罪收益,从而有可能达到犯罪效益的最大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心理,掌握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动机,更有利于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     

环境刑事立法的经济分析

根据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遏制理性环境犯罪人实施环境犯罪就要增加其预期的惩罚成本,减少其预期犯罪收益,这是刑法介入环境问题的根据和目的。同时,由于刑法本身的成本问题,环境刑事立法应严格把握在刑法成本不超过预期刑法收益的限度和范围内。此外,根据边际刑罚效用递减的规律,边际刑罚成本等于边际刑罚效用是环境刑事立法的最佳点。     

选择“违约”行为的判据与影响因素分析

对“违约”行为效用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加大对“违约”交易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发现以及对“违约”行为实施惩罚的可能性、降低交易者选择“违约”行为收益的概率、较大的信用重构成本,可以对信用交易中的“违约”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在“违约”成本较低的经营环境中,选择“违约”交易行为能够提高交易者的交易效用。     

清代晋商罚戏的法经济学分析

罚戏是指罚违规者出资请戏班子给大家演一台戏。清代时期,罚戏作为晋商最具特色的行业内部制裁措施是其纠纷解决机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能够体现出中国民间法律本土资源所独有的特色。成本收益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政府、晋商以及当地乡邻三方主体对罚戏的认同都是出于各自理性的需要。     

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银广夏造假及治理

以银广夏财务报告造假案为例,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剖析了虚假会计信息产生的原因,指出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正是由于造假的收益大于造假的成本,使得上市公司产生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冲动和后果。提出上市公司治理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造假成本方面,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加大会计造假被发现的概率,加大会计造假被惩罚的力度,加强全方位的诚信教育等治理建议。     

基于声誉约束的民间金融组织风险及其防范

从发起者和参与者博弈的角度解释：参与者会基于发起者的资金回报承诺、发起者本人的信誉和相应的法律约束对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投资;随着组织规模扩大,发起人违约成本减少、违约收益增加使得发起者放弃声誉而导致民间金融组织风险爆发;在极端情形下民间金融组织继续运营的最低限度依赖于市场在未来对违约者的惩罚,而这一惩罚不能低于发起者违约而获得本应属于参与者参与组织的利息收益。     

完善我国现阶段绿色税收的对策选择

本文在界定绿色税收内涵的基础上，比较了绿色税收与行政手段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优势，指出了绿色税比直接管制等行政手段更有弹性和效率，比其他经济手段更具有适应性。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绿色税收的税制要素进行了阐述，在课税对象、纳税人、税基、税率、纳税环节等方面进行了设计。同时指出了实现绿色税收与其他税收制度协调配合的途径选择。     

澳門博彩業早期的合同罰則

澳門博彩業自1810年以後逐步合法化,(?)姓、番攤、白鸽票等各類博彩生意逐步成爲澳府最重要的税收来源,澳门的社會經濟對博彩行業的依賴性也越來越大。經營赌業的利潤雖然豐厚,但風險也较高。澳葡政府在經過三十多年的摸索之後,於19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套被認爲行之有效的博彩業批给制度,把風險轉嫁给博彩行業經營者。政府爲各種博彩合同設定罰則,就是其中一種確保博彩合同有利於政府税收的執行方法。1882年6月6日的《澳门政府公報》,刊登了澳門公物會訂出的一份合同禁止條款及定刑定罚條款。這份曆史檔案反映了當時澳葡政府如何约束赌商履行合同條款,從中可探索澳门博彩業早期發展的规律。     

借鉴与融合:“协商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

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也是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创新。长期以来,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体和程序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应予以完善。本文借鉴美国诉辩交易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并结合我国当前的法治状况和司法环境,构建“协商性”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企业与中介机构串谋财务舞弊的博弈模型与实证分析

企业和中介机构是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的两个关键主体,但由于中国存在对出具虚假会计信息者的处罚普遍过轻现象,使得他们的违规收益大于违规成本。这样,在博弈中达成串谋作假协议最终成为具有经济人特征的两个主体的理性选择。因此,治理财务舞弊的根本途径是加大对违规主体的处罚力度。     

谈谈波特竞争模型中的合作因素

波特竞争模型将市场竞争看成一种零和博弈,但是,近年来,合作越来越受到企业的认可,合作带来的收益远大于竞争所带来的收益。本文将合作因素引入波特竞争模型,解释了企业间的合作现象,同时对合作所引起的收益与风险进行了探讨,指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走合作之路。     

性越轨行为羞辱性惩罚之省思

对性越轨行为的羞辱罚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性越轨行为者的羞辱感降低,二是公权力引导媒体、社会公众羞辱过当。问题的关键不是加大羞辱力度,而是要唤起性越轨行为人的羞辱感。羞辱罚具有正负效应,羞辱罚的有效威慑和威慑失灵并存。与传统社会羞辱罚的有效威慑相比,现代社会羞辱罚更多地体现出威慑失灵。我们应当根据羞辱罚的两个维度——正当性和表现力,进行羞辱分类和羞辱管理、当事人选择羞辱、重新融合羞辱,以凸显羞辱应有之力量。同时,要规制公权力滥用羞辱罚的行为,以现代人格力量和程序规则来规避羞辱罚的弱点。     

大型煤炭企业整体税务筹划

税务筹划的根本目的是在遵守国家财税法规的前提下,减轻税负以实现企业税后收益的最大化。就大型煤炭企业改制后如何进行整体税务筹划,以矿业集团公司几项涉税问题为例,分税种逐一进行详细阐述,为改制后的大型煤炭企业减轻税负,实施整体税务筹划提供参考。     

旅游供应链中供货商与投机商的收益协调研究

作为供货商的海洋馆在市场中存在投机商的情况下销售门票,海洋馆在游客数量不确定之前就要制定门票价格以及出售给投机商的折扣价格,游客具有异质性,投机商进入市场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贩卖,如果最后显示游客数量较大,那么投机商就有利可图。通过对模型的分析与求解,得到了在集中决策和独立决策下折扣水平的差异,研究表明,当游客服从均匀分布时,供应链集中决策时的总收益大于独立决策时的总收益;通过对折扣水平的协调,可以实现旅游供应链整体收益的最大化以及博弈双方的各自收益的最大化;最后通过一个算例证明了结论。     

陈云的税收思想初探

主要研究了陈云的税收思想。陈云主张要增产节约,税收的安排使用要分清主次,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加强税收职能,积极推进税收体制改革,要以民为本,服务民生,实事求是。     

论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价值性

本文从目的刑主义刑法思想和报应刑主义刑法思想的论战开始,指出非刑罚处罚方法符合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法理要求和刑法的基本价值追求,与现代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力图从价值论上探讨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