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建构的先锋：重审俞平伯新诗理论

与“五四”同时代人的流于“破坏”相比,俞平伯在新诗初创期一开始便表现出较强的独立精神,其新诗理论更多体现出建构性的指向:对初创期新诗音韵的打量;先觉于“白话”与“诗”的断裂;寻求新诗精神和艺术两面的革新,倡导新诗的无为效用;尝试新诗的做法理论等等。这些探索无疑展示了俞平伯作为“先锋诗人”之外的另面侧影。     

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新诗的句式

新诗的句式问题是从新诗写作的技艺层面来讨论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在新诗发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过“散文句式”、“韵律句式”、“跨行句式”、“隐喻句式”等四种主导句式,其总体趋势表现为愈益疏离“文”的规范、追求“诗”的自立,这体现着新诗的进步,但我们又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防止过犹不及。新诗发展的当务之急在于总结和提高,一方面要以宽阔的胸襟允许这四种不同的句式并存和争妍,一方面要促使其走向结合和交融,以期把新诗的写作推向一个更高的境地。     

论宁波籍诗家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观

宁波籍的袁可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家的代表,他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其中针对新诗感伤诗风提出的反抒情,针对新诗“意义明晰”阅读惯性所倡导的“晦涩”,针对“单纯”式诗思模式提出新诗的综合性特质,都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些理论在后来的新诗发展中仍得到明晰的回响。     

闻一多与新诗的“标准化”

适度的艺术形式的“标准化”要求 ,应是新诗进一步的、具有“突围”意义的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闻一多可以说是致力于新诗“标准化”探索的第一人。他有着高度自觉的新诗文体观念 ;他的形式实验注重“充实的内容”和“天然的整齐的轮廓”的有机统一 ;他的关于新诗艺术形式的一些构想 ,直至今日仍然是“最先进的考虑”。     

新诗百年的十大成就和十大问题

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新诗主要取得了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经典诗歌”的建设。     

体制化想象的质询与诗性的有无--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新诗集”为“事件核”重返新诗发生的现场,以新颖的文学社会学角度和方法,从新诗研究主导性范式难以关注的层面,质询那业已形成的新诗体制化想象,不仅重新开放了新诗研究的问题空间,也更新了社会学的方法.然而,这种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诗性也有讨论的必要.     

由一条注释引发的关于中学语文对现代文学学术资源的利用的思考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 ,存在着一个现象 :不能充分利用现代文学的学术资源甚至将之搁置。表现在 :一是语文教材现代文学作品的遴选与现代文学的文本资源脱节较大 ,二是中学教师教授文学作品的教法与教授内容与现代文学的学术资源脱节严重。原因在于教育理念的陈旧和教师人文素质的低下。对现代文学研究界而言 ,难使研究的当代性得到充分发挥。解决学术资源与语文教学相结合的问题 ,策略应是做到“两合作”、“两指定”、“一提高”。     

"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

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抽绎文学史理念 ,然而能够成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则应似“人的文学”。这是因为它既可透视和发掘现代中国不同样态文学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内涵 ,又可穿越和梳理现代中国文学艰难曲折流变的历史隧道 ,即使那些政治意识色彩浓重的“革命文学”的“人学”意蕴也可以洞察和概括。故“人的文学”观念能够作为科学把握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思维 ,也能作为贯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灵魂     

为英语"文学道路"正名

近年来,在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中,"文学道路"成了贬义词.在这一现象背后,潜伏着这样一种普遍的假设:英语教育旨在摄取信息,掌握技巧,获得实际知识和技能,而文学则仅仅是一件饰物--只能用来点缀以市场经济这个硬核为主导的课程表而已.为了抵制这种趋势的蔓延,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我国英语系的基本任务是什么?英语文学教学是否与当今市场经济存在关联性?它们又是怎样相互关联的?我们怎样才能使当代中国人确信学习乔叟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倾听那些既非本国人,又非现代人的声音--是有益处的呢?在重新认识这些问题的同时,有必要改进当前仍在流行的一些教学方法,以确保文学在英语教学中应有的地位.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对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作品选读的探讨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显学地位,已逐渐衰落和边缘化,文学史叙述和作品选读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对于专业和学科建设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定位、文学共性和个性构建的悖论、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文学构建等认识问题难以回避。在现当代文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还须处理好中学和大学的作品选读差异、选修课和基础专业课的作品选读差异等问题。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作品选读,既是文学史意义上的选择,也是文学个性的呈现。     

洪深论中国现代戏剧的“现代性”

当前人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主要局限于现代小说这类文体上,而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在文体方面存在的多样性的特点。中国现代戏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在很早就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予以关注的,特别是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的洪深曾经系统地从理论上对中国现代戏剧的"现代性"做了分析和总结。在当代学者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时,这一点几乎无人提及。这既不符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实际,也不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     

基督教的罪观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受基督教的影响至深。除了作品中的《圣经》意象、叙事等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罪”观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心灵影响及由之带来的作品内涵的深刻性;更为重要的是,诗歌、话剧、小说等文类的发生与成熟,与此有关。对“罪”的省察与叙述,决定着中国文学的深刻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