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王学

明清之际,对王阳明“心学”的批判已成为时髦的社会风尚,虽然还有黄宗羲、孙奇逢、李顒、李绂等学者以讲学对王阳明“心学”予以修正和张扬,但王学已是流风余韵。学术界一般认为,王学及其影响在清代由衰落而逐渐消失,然而据笔者考察,王学在清代不仅没有消声匿迹,而是经历了由隐蔽走向公开、并再度演进为高潮的流变过程,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辨;天理人欲之辨;重自我与尚心力的推崇。本文试图就此作一些新的探讨,以就正于同道。     

熊十力与王学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学的重镇之一。尽管他力图融贯华梵,并以“新唯识论”名其体系,但其思想根底,基本上不越儒学。这一点,熊十力本人亦并不讳言:“新论确是儒家骨髓”(《十力语要》卷三)。而熊氏所说的儒学,主要也就是王学:“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同上)。熊十力在建构其新唯识论体系时,事实上也一再出入于王学。这样,要对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作出较为具体的分析,即不能不从考察熊十力与王学的关系入手。     

黄宗羲与王学

章学诚曾说:黄宗羲“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这一评语是合乎事实的。就理论渊源而言,黄宗羲的哲学思想较多方面导源于王学,黄氏本人亦以王门后学自视。不过,正如顾炎武入于朱学而又出于朱学,黄宗羲也从王学出发而又对它作了原则的修正与改造,并最终在理论上突破了王学。 一 在心物关系上,王阳明提出了“本体原无内外”论:“心何尝有内外?……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所谓无内外,即是“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这种心物一体论在肯定精神本体与万物的统一性上,与唯心主义的泛神沦十分相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它视为准泛神论。从理学的演变来看,心物一体的准泛神论实际上是纠朱陆之偏的一种尝试。通过肯定心体内在于万物,王阳明一方面扬弃了程朱突出理之超验性的形而上学观点,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陆九渊以“吾心”吞并宇宙的     

明代东昌王学述论

<正> 一、东(?)王学缘起明代早期是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宠荣,使它教条而僵化,渐渐为人所厌弃。正德年间,王守仁首先揭出几百年来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的陆九渊的心学旗帜,创良知学说,起而抗衡,如巨石投水,晴空霹雳,在学术界造成极大震动。很短时间内,在浙江、南直隶、江西等南方地区即如风吹草偃。到嘉靖中期以后,它在湖湘、闽、广以及广大北方地区也广为流行。正如《明史·儒林传》所说:     

《王学编年》简介

《王学编年》（俞樟华撰）于2010年1月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由王阳明的生平和学术为纲,按时间先后介绍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观点,以及后代的主要研究观点和对王学的评价,重点是介绍王阳明家世、少年时代、王阳明师承、科举仕历、龙场悟道、升迁朝官、赣州剿“寇”、王学遭禁、建祠表彰、学术评价等内容。同时以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列七大王学门派为主,系统介绍阳明后学的发展和演化历史,提示阳明后学发展的特点、分化的原因、存在的问题,阳明后学的事迹和学术成就。（杨年保）     

王学与中国近代哲学

中国近代哲学的演进以中西哲学的冲撞与融合为其历史特点。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在为独立自强的政治方案作论证或构筑其思辩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将目光投向西方,另一方面又频频地向传统思想回顾,而在后者之中,王学又以其不同于正统理学的独特面目,受到了特别的注重。除了严复等对王学有所批评之外,从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再到梁漱溟等,几乎无不推崇王学。可以说,王学在近代形成了复兴之势,它与东渐的各种西方思潮彼此交织,对中国近代哲学产生了颇为复杂的制约作用,后者决定了要深入地把握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便不能不对王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的关系作一考察。     

王畿与王学的衍化

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嘉靖癸末(1523年)受业于王阳明,为王阳明及门高足。当王学风靡天下之际,四方问学于王阳明者甚众,常常先由王畿与钱德洪疏通王学大旨,故有教授师之称。中年以后,讲学于江、浙、闽等地。从哲学思想看,王畿虽亲炙王阳明,但并非仅仅拘守师门。王阳明揭橥致良知说,强调先天本体与后天之致的合一:良知作为先验的道德本体,其形成不依赖于后天的工夫;但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最初又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要使良知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则离不开主体的致知过程。在王门后学中,以钱德洪,欧阳德等为代表的工夫派,着重发挥了王阳明肯定后天致知过程的思想;与此相异,王畿则将良知视为现成本体,并由此提出了现成良知说。王畿对良知说的引伸和发挥,不仅有其独特的理论意蕴,而且在王学的衍化中有着引人瞩目的地位。     

王学分化与明代文学思潮

王守仁哲学的二重性,既促生了对宋明理学主流的破坏力量,也伏下了对自身理论体系的解构机因.到王学左派确立之时,便进而形成反理学思潮.明代文学主流中的唐宋派、前后七子以至公安派、竟陵派.皆与王学左派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有的成员甚至就是王学左派中的重要人物.明中叶以后出现的带有近代化色彩的文学新思潮,特别是戏曲、小说的大发展,实际上正是王学左派以及反理学思潮的直接成果.     

清代性灵说与王学

清代中期诗坛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是以强调人的“情欲”为主要内容、以“生趣”为特征的。这不仅与晚明的性灵说一脉相承，也与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李贽的童心说一致。性灵派把诗人看作是领悟宇宙万物与“神”相通的圣者、智者，他们轻视“六经”，重视创作的主观精神，此乃轻视知识的王学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折射。“性灵说”的出现是王学在清代诗坛的复苏。     

王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王学又称阳明学,在海外(包括日本、欧美),它是一个常论不衰的热门课题,但是在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学却久遭冷遇。近年来,这种情况渐有改观,出现了一些颇有份量的王学论著。杨国荣同志的《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以下简弥《通论》)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通论》是把王学作为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一代思潮来加以研究的,而不是仅仅限于王阳明一人的思想。这是《通论》区别于其他王学论著的一个显著特点。自从王学取代正统理学而崛起于明中叶以来,它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乃至近代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晚明社会意识的演进,到明清之际思想的震荡,再到近代新旧观念的嬗变,王     

简论汉魏的郑学与王学

郑学,是东汉末年郑玄所创立的经学学派。郑玄(约108—201)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世称“后郑”,以便同郑兴、郑众父子的经学思想相区别。郑玄早年曾入太学学今文《易》和《公羊春秋》,又向东郡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左传》、《周官》等古文经,最后又西入关中,向马融学古文经 东汉桓帝至灵帝年间,发生了党锢事件,郑玄也受到牵连,但他的学术活动并未停止,教授弟子达数百人。党锢禁解以后,     

海外新儒家及其外王学

９０年代,中国思想界“新保守主义”流行。与８０年代新启蒙思潮的解构特色大相异趣,新保守主义企图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命题和目的论之下,寻求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学的相关性与契合点,日益成为相当一部分大陆学人的热门话题。由此,“海外新儒学”开始走红大陆,乃...     

中国近代的唯意志论思潮与王学

唯意志论的抬头,是中国近代哲学的显著特点.从龚自珍到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唯意志论的倾向.“五四”以后,梁漱溟更进一步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唯意志论体系.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唯意志论已蔚为一代思潮.这种思潮既植根于近代中国的现实土壤,又以传统思想为历史源头,而后者又主要与王学相联系.相对于程朱理学之强调天理的超验主宰而言,王阳明更注重主体意志的作用.他对意志作用的突出,逻辑地包含着导向唯意志论的可能.他的后学——以王艮及王栋等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即已开始向意志主义迈出了一步.这样,当强化心力与意欲的近代哲学家试图寻找传统根据时,即十分自然地首先注目于王学(包括泰州王学).本文拟从如上视角,对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的演变及特点,作一简略分析.     

论徐渭的文学思想与王学的关系

徐渭曾师事王门的王畿、季本 ,学术思想与文学革新的理论也深受两人的影响。其中自然本色论与王畿的思想形异而实同 ,师心与师古的统一体现了兼法王、季二人的痕迹 ,师法唐宋派是与承绪王门完全一致的 ,徐渭的文学思想对晚明文学思潮具有先导之功     

清末民初章太炎对王学评析之再检视

章太炎于清末民初时常评论王学。一方面他认为王学缺少近代科学所体现出的逻辑性、严密性与条理性,致使学说内容含混不清、流于空论,体现了先秦诸子之后中国学术的整体缺憾。立宪派受近代日本思潮的影响,多假借王学以立言,章太炎极力揭示、论说"致良知"不足以成为政治判断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章太炎又很重视道德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强调除了革命道德和激情,革命活动更需要基于熟识历史与现实基础之上的冷静判断,而这恰恰是王学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他在民初重思王学,虽承认其迅捷奋发之绩,但更强调从中国自身传统和现实出发周知民间利病、冷静处理政务的持久之道。     

略论泰州学派对王学的改造与背离

中国传统学说经两宋学者以“天理”进行论证,加深了理论的逻辑严密性。然而,它过于追求思辨的形式,并把自己认作最后的真理,故到了明季中叶,其僵化、空疏便日趋严重。天理作为道德原则离生活越来越远,“存天理灭人欲”也成为虚伪的道德教条。王守仁为了挽救理学的危机,倡一代之风气。     

王阳明湖湘活动考——兼论王学在湖湘的发展情况

明正德二年,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次年途经湖南;正德五年,赴任江西庐陵再次途经湖南。王阳明两次途经湖南及其相关活动,为王学乃至阳明后学在湖湘地区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相关文献记载对此较为简略、分散、零碎,甚至矛盾、错乱,从而未形成系统、全面的脉络。本文通过对湖南实地考察,结合当地文献资料,并根据近年新取得的学术成果,系统阐释王阳明两次途经湖南的行迹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探析王学及后学在湖湘的发展情况。     

王学、洛学之消长与南宋理学的开始

理学的颠峰成于南宋的朱熹 ,但南宋理学的开始 ,却是在厄运中实现的。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最终决定于自身的内容 ,但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却左右着思想的沉浮。本文试将王学、洛学之消长与南宋理学的开始联系在一起作一梳理 ,不仅希望由此展示理学演进的真相 ,而且更希望藉此凸现思想与现实环境的互动关系 ,从而引为今日思想建设的借鉴     

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

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已注意到在明代中后期以后流行的一种与书院教育常相关联，但更有区别的“会讲”、“讲会”以及与书院无关的“会”。1事实上，讲会或会讲的涵义要远远超过教育活动。大体上说，除了在书院中定期举行的讲会常常与四书教育有关之外，一般在知识分子之间频繁举行的作为知识分子思想交往形式的会讲就不应属于教育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