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义述闻·尚书》札记三则

《经义述闻》乃经学之权威,亦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代表著作.二人每立一说,必言之有据,去取之间,尽见卓识.但书中亦有未尽完善之处,其中,“以孝烝烝”可读为“克谐以孝,烝烝父不格奸”,“烝烝”于先秦典籍习见,其义为“盛”、“美”,而非“孝”；《汗简》、《古文四声韵》之“誓”或沿自金文,而非籀文“折”字；“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一句,王引之训“敷”为“徧”,实则“敷佑”音义皆同“抚有”,是“匍有”、“抚有”的同音假借.     

宋元《尚书》学略论

宋元时期《尚书》注解之书有数百家之多,本文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侧面加以概述：一是黄伦所推崇的张九成的《尚书详说》,此书将《尚书》的“天”“帝”概念解释成人格神,强调人们须敬畏“天”“帝”,此解符合殷周时期语境;二是作为元以后官学读本的蔡沉的《书经集传》,此书将《尚书》变成了一部上古圣王的“传心”录;三是王充耘的《读书管见》,此书深批虞廷“十六字心法”,一语中的。最后,介绍了宋元时期吴棫、朱熹、吴澄对《古文尚书》的质疑与辨伪。     

《石仓契约》（第三辑）俗字校读十则唐智燕

文章对《石仓契约》（第三辑）中十余个疑难俗字进行了考校,指出“?”“垙”“”“厛”“樑”之“”“矮”之“”及“盘”之“”当分别为“坳”“缸”“背”“廳”“椽”“兒”及“磉”的俗字;“”则当为“衙?”的增旁字,而“衙?”即“衚衕（胡同）”;又“/”为“枙（軶）”的讹俗字,而“肥撘”实为“阔狭肥瘦品搭”。     

《春秋公羊传》之三世

通过回溯《公羊传》里“三世异辞”的脉络，经由汉代董仲舒与何休等人的疏解，明确三世的要旨，从时间与义理两个层面重新把三世放回三统之中，以恢复三世说的本来面目。这一“恢复”有两重意义：一是澄清三世的含义，明了世与统的关联，拒绝以三世来独立描述《春秋》的历史时间；二是将三世重新放回三统之中，进化含义相应减轻，而三统中的承续意义便凸显。以三统观三世，旨在技术时代重新理解奉天法古之意，这对于重今天之“进步”而轻古今“承续”的现代思维有警醒作用。     

汉石经《尚书》异文与今本《尚书》校议

汉石经刊刻于熹平四年(175年),虽然残存的字数有限,但仍能大致反映出石经刊立时《尚书》写本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异文,更是对今本《尚书》的理解和校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益稷》“光天之下”句“光”字的含义为“充溢”、“充满”;《禹贡》之“岛夷皮服”当为“鸟夷皮服”;《大诰》之“有指疆土”或为“有诸疆土”.     

写什么书和读什么书

一个作者写书，要写什么样的书呢？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见《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接着，他举了实例：“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其实他自己的这部《日知录》，也就是他“以一生精力成之”的“后世不可无之书”。     

酌玄亭主人为张惣考

《照世杯》《闪电窗》的作者“酌玄（元）亭主人”在顺治十七年（1660）冬天与丁耀亢等人在西湖游玩,而据《丁耀亢全集》及丘象随《西轩纪年集》等记载,1660年冬天,丁耀亢与张慈、李渔、胡介等人在西湖游玩,则酌玄亭主人可能为张慈、胡介等人之一。“酌玄”在古代为“饮酒”之意,而张慈又写有一篇关于饮酒的游戏文章《南村觞政》,则可考“酌玄亭主人”为明末清初文人张惣。     

《文心雕龙》论文不及当代乃因其“讹”不称于“休明”辨——兼说其论宋代何以仅“略举大较”

《文心雕龙》论文之所以不涉及当代 ,并非“避于恩怨”或“避忌” ,而是因为当代之文“讹”极而不称于“盛德” ,褒之 ,有违本心 ;贬之 ,有损“休明”。论宋而仅“略举大较” ,乃因如此既免陷于两难 ,又有以寄其矫“讹”之意。     

《诗经·风雨》诗旨辨析

历代对诗经《郑风·风雨》一诗的题旨解释,大致有三种:《毛传》传统认为,此诗旨在“乱世则思君子”;朱子解为“男女淫奔”之诗,现代人则舍去朱子之道德偏见,认为此诗表达了寻常正当的男女相悦之情;方玉润解为怀念朋友之诗.三种解释的差异取决于如何理解诗中的“君子”.透过对“君子”的辨析,可以得出对此诗主旨的三种不同理解,但这三种理解未尝不可合而为一.     

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

明代梅鷟<尚书谱>五卷,迄今未有刊本.阎若璩称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其"武断"之处表现在:断定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造;断定东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造;否定<百篇之目>,断定<尚书>全经七十七篇;臆造"刘向<别录>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篇目,等等.其"创获"主要表现在:考辨<尚书序>(大序)之伪;考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考辨晋人<武成>篇之伪,等等.     

良知精微之体的喻指与表达——王阳明与王龙溪对《中庸》要义的诠释

依据《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阳明学向“致广大”推致;在此之外,《中庸》的“未发之中”“独”亦是重要依据,向“尽精微”深入。如同《中庸》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两者共同撑开阳明学。通过病根喻与钟声喻,王阳明从反与正两方面揭示“未发之中”隐藏的风险与潜在的动能,并在天泉证道中综合之。三十年后,王龙溪发展出北辰喻,此喻保证“未发之中”指向正确（无病根）,且无一息之停（动能充足）。由“未发之中”可拓展出良知三面：第一面是作为隐微之体的缄默维度（“未发之中”“隐”）,第二面是作为显见之用的显性维度（“已发之和”“费”）,第三面是前两面的统合（“独”）。前两面“通一无二”,呼应中国哲学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结合《中庸》的“费而隐”,良知三面之间多重互动,相互表达,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良知三面可对应无、有、有无之间,但亦有超出。与知识论对接,良知体用两面可分别对应德性之知（知）与知识（识）,通过“转识成知”,可实现两者的统合,以知识锻炼德性。能力与动力之知均可归入缄默维度,是良知的深层动力之源。     

《楚辞》释辞三则

从文学主题学角度研读上古诗歌 ,通过同构比较打破了若干章句的原初语境 ,由此发现了《楚辞》中一些词语的新解 ,如“哀人生之长勤”的“长勤”是“常常短暂”之谓 ;“驾飞龙兮北征”的“北征”即“回转头来离开迎神的江渚”,“北”即“背”也 ;“哀州土之平乐兮 ,悲江介之遗风”中“哀”即“爱”,“平乐”即“骋乐”之意     

陆机《文赋》几个问题的理解

陆机《文赋》论物、意、文的关系,创作前的准备,有些问题需要更为准确理解。比如“物”,既指具形的自然之物,又指抽象事理社会事物。所谓“意”,既指构想之意,又指直觉感受之意。论物、意、言关系,来自创作经验,也与玄学言意之辨有关。比如“伫中区以玄览”,指以空明坐忘的体道心境处于天地寰宇之中,人世万物之间;“倾群言之沥液”,指调动所有的艺术修养;“抚四海于一瞬”,是说要有巨大的艺术容量;“信情貌之不差”,指谋篇布局的貌,要和需要表达的感情相一致,等等。     

由《马氏文通》中的“矛盾”得到的启示——以词(字)类有定无定说为例

本文以《马氏文通》词（字）类有定无定说的“矛盾”为例，从对“矛盾”的分析中得到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三点启示：一、照搬西洋语法理论框架来范围汉语是行不通的；二、不为理论而歪曲事实，也不为回护理论而掩盖事实；三、研究语法（包括语言的其他方面）必须坚持从语言的民族特点出发     

从清华简《保训》看“训”文体特征

清华简《保训》是新发现的战国“训”体篇章。结合《保训》考察“训”文体演变，可以看出“训”由政事之训到教诫之训的变化过程。上古“训”的文体特征，体现出因事而垂训的实用性、述往事以明德政的叙事性和垂大训以诫后世的教育性。     

“上自劳军”中的“上”为谁？

“上自劳军”一句，出自义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周亚夫军细柳》一文，文中及书下注释标志：“劳”军之“上”是汉文帝（刘恒）。而正在热播的历史大片《汉武大帝》第三集中。却是汉景帝（刘启）由他的“智囊”老师晁错陪同去检阅周亚夫的细柳军（剧情细节与文中描写无异）。归来后信心十足地实施了“削藩”政策．并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怀着对教材与电视剧内容相异的疑问，笔者粗略地翻阅了《史记》，肯定地说：“劳军之‘上’”。文帝也。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史记》校读记

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959年出版的《史记》，以金陵局本为底本，进行加工整理，书末附“校读后记”，是较为完善的版本。对于三家注中的少量误点，尚有漏校，如“数”，谬。印本亦有误处，如“陕”误为“陕”，“祠”误为为“数落”、“责让”之意，而注为“频数”意，实“词”。     

咬嚼关键词，读懂《静夜思》

反复阅读马未都先生《“床前明月”之“床”》和谢德明先生《“床前明月”之“床”并非马扎,而是井栏》两文（两文先后刊载《书摘》2008年第6期和第8期）,发现两位先生的立论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床”在户外,而不在室内;李白一上场就望月思乡．而不是一觉醒来,看见“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而后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陈澧《东塾读书记》的经学主旨

陈澧《东塾读书记》为近代经学名著,所记皆经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书提出“《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主张经书排序以《孝经》为先。强调学习《周易》“不必驰心于虚眇”,认为“卦气”“纳甲”“爻辰”“先天”等象数易学皆不可信,学《易》当以义理为正宗,对于惠栋恢复汉代象数易学不以为然。在尚书学上,支持赵翼的主张,质疑郑玄“别有《舜典》已亡”之说。在诗经学上,对于《诗经·小序》原序、续序作者的认定,远较前人精细。在春秋学上,主张以《左传》为主,以实证推翻“《左氏》不传《春秋》”之说。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论皆公允平实,言而有据。这是一部可以比肩顾炎武《日知录》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