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人类情感"的心灵艺术--铁凝小说创作综论

铁凝的流浪意识形成其独特的创作追求表现"人类共同情感".她的创作分早期、单纯澄明期、迷离混茫期和单纯混茫期.在创作中日益表现出的鲜明特色是人类情感的个性化表现,思想表情的力度和丰富性,叙事情境的"内聚焦"展示".     

论王安石散文的创作历程

王安石的散文创作历程可分为发韧期、成熟期和新变期三个阶段。从英宗治平年间开始,其散文创作在继续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以经术为文”这一特点开始凸现出来。     

论伍尔夫对中国女作家的影响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自193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以来,历经初步引介期、沉寂期、复苏期及19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高扬期,其现代主义创作理念和女性主义观点对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也表明,对于外国作家的选择和接受与本土的社会背景及现实需要密切相关。     

Virginia Woolf′s Influence on Chinese Women Writers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自193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以来,历经初步引介期、沉寂期、复苏期及19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高扬期,其现代主义创作理念和女性主义观点对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也表明,对于外国作家的选择和接受与本土的社会背景及现实需要密切相关.     

论衰蜕期的中国神魔小说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神魔小说1是独立特出的一支。我们依照其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创作特点,将之划分为初兴期、发展期、因革期、衰蜕期四个阶段。这里尝试剖析其衰蜕期的创作。　　从清乾隆至道光前期(1840年),这100多年的时间,我们视之为神魔小说的衰蜕期。本来,清中叶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是硕果累累的繁盛期,不仅产生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光耀千秋的巨著,作品数量之多也令人吃惊。据粗略统计,清代前期、中期的白话中长篇章回小说(包括亡失者)总计约有250多部。遗憾的是,创作、出版于此期的神魔小说数量却大大减少,只有区区2…     

悖离·整合·归依──论施蛰存小说创作方法的衍变

本文考察了施蛰存小说创作方法的衍变过程,认为施蛰存以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为开端,经历了现代主义探索期、现代王义与现实主义的整合期,最终又表现出向传统归依的倾向。文章对其各个阶段的创作实践予以评价,认为施蛰存小说创作方法的衍变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积极探索的精神,其成败得失都将为我们今天的小说创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论刘禹锡咏史诗前后期内容上的差异及成因

中唐诗人刘禹锡在咏史诗的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创作时间来看 ,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后期的内容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现象与他本人前后期境遇、心态的变化有关 ,也是前后时政局势不同在其咏史诗中的反映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的历史浮沉与演变趋势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是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浮沉轨迹和艺术演变趋势与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嬗变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在转折期(1912—1936),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现代中国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由传统的闺阁意识向现代女性意识转变,尤其是现代女性视角的向外观照与向内审视的结合,表现了现代旧体诗词中女性意识的深化。在中兴期(1937—1949),由于抗战现实政治时势的影响,女性诗词创作主体向外进一步拓展宏大叙事与抒情,向内进一步审视母女关系和女性身体,思想与艺术趋于成熟。及至分流期(1949-1976),大陆与海外华裔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出现了现代女性意识的异化与认同,形成了二水分流的女性诗词艺术景观。在1977年以来的复兴期,由于中国内地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复苏,尤其是新世纪进入网络文学时代以来,当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在语言、意象、题材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新诗发生期诗人评诗矛盾现象论

1917—1923年是新诗发生期,这一时期新诗批评多为新诗人所为,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新诗,分析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其新诗观念。百年后重新研读这些新诗批评文章,不难发现其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新诗概念阐释上的矛盾、新诗创作法则与具体写作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现象的产生,与新诗发生期的历史语境、新诗发展状况、诗评者身份及其进化论思维等相关,是中国诗歌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现象,反映了新诗发生期现代诗学建构的真实情景,而且作为新诗史源头性现象特征,对后来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代教坊与宋代音乐文学

宋代音乐文学十分繁荣,其音乐文化的发达与音乐制度的完备为此期音乐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教坊作为一个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不但全面介入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创作,并且凭藉其创作与演出实践深刻影响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发展进程.     

李清照婉约词论略

以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44岁南渡为界,李清照词创作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政治背景、生活环境及人生遭际的不同,李清照前后期词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也因之相异。但其词作之抒情性、象征性、含蓄性,以及结构宛转、语言清新、好用叠字,尚故实、协音律等婉约词特点,则一以贯之。     

简狄与商始祖契之关系新论

简狄与契不是母子关系。简狄处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契处于父权制已根深蒂固的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简狄时代盛行的婚姻制度是普那路亚婚,契时代盛行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简狄只是有娥部族历史上距契母年代最近且最为杰出的一位女性首领而已。     

从婉约闺阁到鉴侠革命:秋瑾诗文与早期女性自觉

晚清社会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作为历史中间性人物,秋瑾的创作从文体到内质均体现了这种转型期的痕迹。她早期的部分诗文,不脱古代闺阁文学春愁、闲情、孤寂和婉约的感伤传统。如果不是晚清民族存亡危在旦夕,仁人志士强烈普遍的舍身救国思想,不是维新运动促成了中国最早的知识女性,不是西风东渐的男女平权思想和女国民意识,不是个人婚姻不幸等诸多因素激活了秋瑾个性中刚烈反抗的一面,大家闺秀的她是没有机会“心比男儿烈”地反出夫门,负笈东渡并参加反清活动,也就不会留下那么多英风豪气、强己自立、审视男权的诗文创作。秋瑾不仅是用墨写的文字,更是用血写的生命为社会革命、为女性自觉、为中国女性文学竖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杨绛的散文艺术

杨绛是当今中国散文高手之一。《我们仨》等散文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可谓中国式的"追忆似水年华"。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这与当下流行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大相径庭。如写其夫钱钟书的大智若愚、童心未泯;其女钱瑗的外秀内慧、勤奋敬业;杨绛"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曾因在"女师大学潮"中"镇压学生",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攻陷苏州时因斥骂侵略者而遇害的爱国志士。杨绛的散文不仅淡雅、睿智,而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且不乏老吏断狱般的老辣,其论辩性散文如同检察官读诉状,以事实为据,滴水不漏,一掴一掌血。另外,杨绛还将魔幻小说笔法引入散文,写梦游,写幻觉,虚实相生,平淡之外又现神奇。其"魔幻散文"在当今散文中独树一帜。杨绛是烤着生命之火为文,她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亦烤着钱钟书的生命之火,还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用"我们仨"的生命之火烤出的散文极品,自然具有不同寻常艺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张爱玲：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张爱玲因她所出名的时代背景以及她的创作风格被后人界定为“海派”这一文学“流派”。然而,张爱玲小说的鲜明个性使她即使置身于“海派”大营,也是一个始终坚持个性高于共性的作家;况且“海派”本身就是一个并没有认真界定的称谓,就连对这个名称的褒贬至今也未有定论。即使可以用“海派”来命名张爱玲,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抹煞张爱玲在其中的特异性。所以笔者认为,用“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来描述张爱玲,无疑将更为准确传神的表达出张爱玲的创作风格。     

《飘》中思嘉丽的反叛精神浅析

本文旨在评述思嘉丽在文明更替中对旧文明、生存方式、婚姻观念的火辣反叛的成因和对其反叛精神探讨的意义。     

简·奥斯丁的创作生命——反讽艺术

反讽是简·奥斯丁创作的一大艺术特色,是奥斯丁小说的本质和生命,奥斯丁凭着它对生活进行概括和微妙的批评,间接隐讳的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中国现代文学人性系统的修补者——论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

张爱玲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在于她以崭新的感性经验修补了中国现代文学曾经异化的人性系统。在现代文学人性系统中,理性本体与感性本体是统一的,但在五四后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对文学功利性的理性吁求过于强大,导致文学发展中人性体系发生了异化,感性本体日益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张爱玲通过反传奇、反浪漫的笔法对人类文明进行反思,在文明毁灭的极端状态下探到了人性的感性内核。张爱玲对人的感性本体的把握并没有使她完全抛弃现代文学的理性本体,她以自己的方式继承着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     

何日共一曲 尽诉故园情——郑向恒散文印象

郑向恒是台湾当代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其游记散文表现了她对中华古老文明和民族命运的深厚热爱和关切之情,显示出浓郁的文化底蕴和家国之思。风格自然、亲切,语言简炼、朴实     

朱厄特《乡村医生》中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的成长

长期以来，萨拉·朱厄特的《乡村医生》被普遍认为是作家为了实现儿时的学医梦想和感激父亲的教养之恩而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其实，作家创作《乡村医生》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小说来描写和对照“放任型”“专制型”“权威型”等不同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巧妙地“参与”到她所处时代的关于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成长关系等社会话题的讨论中。在作家看来，“放任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其个性发展由于得不到父母必要的引导和约束而会出现成长失控，甚至产生悲剧；而“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则因为父母过分地约束和压制其个性发展而成长受挫，难以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正是意识到“放任型”“专制型”教养方式都存在缺陷，会给孩子的发展带来伤害，朱厄特还在《乡村医生》中积极探索更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教养方式。她将自己接受父母“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成长经历融入小说创作中，并自信地对其加以推荐。相较于另外两种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不仅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注和重视，也能享受到父母给予的民主和自由，个性得以健全发展，从而更加快乐自然地成长，实现人生价值。这也是作家在教养方式方面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