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回眸

199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该报记者李丹撰写的消息《要重视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报道了当年12月11日-12日在北京广播学院所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这次由北京广播学院语言文学部、河南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诗经》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考证训诂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引入文学解读方法,可帮助厘定出土文献与已有资料的异文考辨。此外,出土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在治学方法上都注重文化背景,出土文献研究借助文化考察对文字作出新的训诂,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空间。     

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笔谈文献概述——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之三

内藤湖南作为日本近代中国学奠基人、"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历来是东亚研究领域的重点人物,国内外相关成果积淀深厚,但对于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的主要交际方式"笔谈"的研究几乎阙如.经整理发现,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的笔谈文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笔谈原稿,大体归藏于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内藤文库各类资料清单》中标注为内藤湖南笔谈资料的有35件;二是笔谈记录,可见于内藤湖南的访华游记、日记以及内藤湖南交往的中国学人的游记、日记等.笔谈资料包含人际交往的细节、笔谈当事人的思想观点等多方面内容,通过对比传统史料中的记述,可以论证笔谈资料作为新的文献体裁具有原始性、临场感、真实性诸特点,与传统史料形成互补.     

试谈出土文献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史学大师王国维曾说 :“古来新学问起 ,大都由于新发见。”①2 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之所以取得重大进展 ,和出土文献的大发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新世纪里 ,出土文献必将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 0世纪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促进 ,大抵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 ,如敦煌变文、曲子词、阜阳汉简《诗经》、唐勒赋残篇、以及可视为先秦散文来研究的《战国纵横家书》等 ,它们的发现 ,不仅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情况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 ,甚至改变着我们以往对文学史的认识。第二是由于一些相关文…     

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

比较文学,在世界上也许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可是在中国,它还是刚刚开始,是一门新起的学科。作为一门新学科,我们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我们搜集大量的资料,力图勾勒出西方、印度以及日本等地的文学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二是通过平行比较的方法,将中外文学中相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以图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关系中寻找人类精神现象的异同来。这两方面的工作在我们国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此也产生一种偏向,即我们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始终是对国与国之间文学关系的研究。我们都还没有从方法论本身的角度将比较文     

《中国文学通论》笔谈

知识性·思辨性·实用性 由傅璇琮、蒋寅二先生总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七卷,330余万字),是一部规模宏大、富有创意的学术著作.     

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学文献及其价值

黑水城出土的宋元时代的文书主要藏在英国、俄国和中国,以西夏文文献居多.汉文文学文献主要藏在俄国和中国,有佚名歌词、佚名诗、趣闻轶事集、《刘知远诸宫调》《薛仁贵征辽事迹》《千家诗》残卷等.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提供了许多典籍未见的新材料,填补文学史上的一些空白.例如:《千家诗》写本反映了《千家诗》从刘克庄本过渡到王相注释本的部分面貌,也印证了《千家诗》在宋元时期经历了不断增减的过程;《刘知远诸宫调》在我国讲唱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继意义;《新雕文酒清话》则是中国诙谐文学中的一枝奇葩.     

中国文学传统与中国声乐

文学和声乐从言到声,具有递进的层级关系。声乐对文学的改编升华,形成了二者的媒介间性,二者相得益彰,合而并美。近现代以来,由于受到美声唱法的冲击,人们重新思考关于民族性与科学性的问题,以科学性为基础统率其他要素,形成了中国声乐的新体系:一方面是以民族的科学的声腔技法为主导,另一方面是以亲情和谐与家国天下的文学内容表达中国梦的期盼。     

传统中国与文献途径

传统中国是一纵横整体的概念.纵者,上古三代至明清之谓.横者,政治、学术、经济制度、思想风俗,以及宗教、教育、军事等综和联结的大文化系统之谓.纵横统一为一整体.传统中国这一概念,不采取类似"封建"、"专制"的定性词,是一拒绝边见障的本色之指称,通俗的叫法,就是:过去中国.若就历史文献学意义而言,方便地说,"二十四史"之中国也.就学科分类而言,大体上即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谙知传统 开创未来——读《中国传统思想探索》

《中国传统思想探索》(曹德本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80年代“文化热”声浪中涌现出的一个可喜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60年,在我国再度出现“文化热”,绝非偶然。十年动乱,已经步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来了个封建主义思想大泛滥,在“红海洋”中,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搞得几乎国将不     

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其两千多年的传承过程中,虽有无数的学者倾尽心力于它,却依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此类问题,既要有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指导,更需要有新材料的支持.与《诗经》相关的出土文献可以为其文本校释、文本流传、儒家《诗》说等问题的研究提供较多有说服力的新证,有助于推进《诗经》研究的不断开拓与深入.     

出土西汉文献语料研究

语料问题很重要,如果语料选择不准,结论会错误,研究将失去价值,所以本文深入探讨出土西汉文献的语料问题有一定的意义.本文首次提出了西汉语法断代研究选用出土文献语料的标准,讨论了西汉语法研究的出土文献语料的选择,出土文献语料的分期等问题.并对西汉语法研究所用的出土文献语料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额济纳汉简、敦煌汉简、尹湾汉墓简牍、银雀山汉简、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进行了排除与选择.     

文学研究会与中国传统文化

文学研究会是20世纪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这一流派所呈现出的某些整体性趋向,如"为人生"、情感色彩、主观性写实、小说纯粹化等等,使其与其他派别迥然有别.--可以说,它的这些整体性特征在其前的研究中是很少被重视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研究会的这一整体性趋向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某种深厚的承传关系.     

出土文献与历史叙事

出土简帛文献所记载的史事可谓琳琅满目,《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记载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系年》记载史事始于周武王克商,一直写到楚悼王的历史,《编年纪》所载起自秦昭王元年,止于秦始皇三十年。这些在地下沉睡了二千余年的珍贵史料,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相继重见天日,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史实。从历史编纂学角度看,《春秋事语》《系年》等显然无比宝贵,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进行互证,能推进先秦时期史书体裁、体例特点,历史叙事的风格,古代华夏民族重视历史撰述的传统这些领域的研究,并提出诸多新的课题。这就亟待史学史、文献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做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话语与中国学术(系列笔谈之文学篇)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语言学转向"这个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学术界。当时人们的理解是,它意味着当代西方哲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存在哲学关注的"生命经验"转向了语言符号本身。但由于种种历史的与学理的原因,对它的批判与否定是远远大于阐释与接受的。如果说它有所收获,那也主要局限在对此半通不通的文学界,如当时的先锋派作家就是从这里获得了进行语言试验与虚构游戏的理论基础。在时光流逝了近二十年以后,重温"语言学转向"是意味深长的。它决不仅仅是哲学研究对象的一种变化,更意味着西方哲学在现代语境中一个基础性的迁移。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传统学术对象有二:一是唯物论看重的客观世界,二是唯心论看重的主观世界。前者的理念是"存在决定意识",后者的深层结构是"意识决定存在"。哲学史上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讲得就是这两个基础之间的一次转换。从此以后,哲学研究不再围绕着传统的客观世界、而是开始围绕着主体自身旋转。这个旋转一直延续到西方现代哲学史,它的关键词也由康德的意识-心理机能转变为人的潜意识、无意识、原始本能,等等。"语言学转向"与此不同,它在存在与意识之外提出了另一个具有本体论性质的范畴,这就是既不同于客观物质也不同于主体机能的文化符号。以人类创造的文化     

中国的平民文学传统和贵族文学传统

中国文学传统虽然以平民文学为主流 ,但贵族文学以《楚辞》发其端 ,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独立 ,提高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品格。作为异端文学传统 ,在文学发展中起到了先锋文学的作用 ,与平民文学一道 ,创造了中国文学的辉煌。贵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宝贵资源 ,有助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 ,提高文学的审美品格 ,以培育我国现代高雅文学     

传统文学、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换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曾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主要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照搬西方文学的模式,甚至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完全等同于欧化或曰西化。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尽管西方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并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建中非常活跃的因素,但中国文学的传统思想和形态仍然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根基,是中国文学现代化之保持民族持色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当说,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并不是西方式的,而是保持了中国特色的。     

出土文献与诸子散文研究谫论

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文学”观念系指文章学术而言,它与学界习用的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有所不同.明确了中国文学之“实”,大批文献就会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出土简帛文献,尤其以郭店楚简、上博竹简、清华简为代表的一大批材料就会凸显其文学研究的价值,诸子散文研究的史料也由此得到拓展.利用出土文献不仅可以接续先秦儒家散文发展中间缺失的一环,厘清先秦儒家散文的发展轨迹,而且可以使我们看到,先秦儒家散文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出版发行

<正>孟宪实先生的新书《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2017年3月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一个时代的学术必有其新史料与新问题。在今日,除了依旧延续生命力的敦煌文书之外,源源涌现的吐鲁番文书与出土墓志,又成为了带动中古史学术潮流的新史料。由其引发的新视角与新问题,极大地拓展了中古史研究的思考边界。孟宪实先生的新书《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正是集结了其近年来在出土文献与高昌史、隋唐史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收录了24篇研究论文以及3篇书评。本书的内容从文献角度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和石刻文     

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的价值与走向

"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搜集研究材料,细心地排除时间的影响,考证作品的作者、真伪和创作日期.很多学者费了大量的心力和功夫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如此,文学研究者却必须认识到这些努力仅是最后的研究工作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