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接力──“世纪之交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清年学者座谈会综述

由福建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福建台湾文化研究中心和《台港文学选刊感志社联合主办的“世纪之交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青年学者座谈会，于今年4月下旬在福州召开。与会者有来自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福建、香港、澳门的青年学者和部分被邀请的中老年学者三十多人。会议就so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文学研究新热点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如何走向新的世纪，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如果以1982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香港、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作为起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迄今已有15…     

老问题 新语码——也谈全球化语境和文学研究

并非存在着“每个人都在谈论全球化”的事实和必要性 ,中国文学近年来所发生的变化 ,未见得都是“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由“全球化”引发的“前沿”问题所覆盖的其实是中西文化关系这一百多年来百争不厌的老题目。但是 ,不同于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作家学者对“世界文学”怀有热情的期望 ,在近年来的“全球化”讨论中 ,人们更多地传达出对西方“话语圈套”警惕的态度。这一态度使目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处境微妙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研究还值得做下去 ,那便只有 :管它圈套不圈套 !     

事实与共识

这几年,台湾文学界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有的作家、评论家在谈论台湾文学时,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独立性”、“自主性”,而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羊子乔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自己来》的文章,对我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台湾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在台湾,“中国、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而我却站在“有利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     

《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序

去冬今春 ,我分别在北京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刊物上读到过陈友冰先生的两篇专文 ,即关於近五十年来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 ,以及台湾学界唐代文学研究述论。现在我有幸在正式出版前通阅全书 ,不期有两种心情 ,一是感谢 ,二是钦敬 ,油然而生。我想这不单是大陆学者 ,就是台湾学者 ,也会与我有同感的。所谓感谢 ,我确实认为 ,我们现在正是处於高科技、信息化的时代 ,对新世纪学术研究来说 ,信息量将是促进发展、提高品位的重要因素 ,谁在这方面作得富有成效 ,谁就将居於先行者之列。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唐代文学研究 ,由…     

竞气相期 中华儿女——第三届全国台港、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述评

<正>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下旬,第三届全国台港、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大学隆重举行。四十多位台港与海外代表同一百多位内地代表欢聚一堂。会议热烈和谐,学术气氛浓厚,较有成果。 一 对研究现状的估价 本届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多篇,显示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成果。与第二届讨论会相比较,目前的研究已表现出很好的发展趋势: 1.从微观的研究向宏观的研究发展 如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已有学者站在美学的层次,研究“台湾当代小说的审美追求”;或站在时代的层次,研究台湾八十年代的政治小说,评价“台湾现实文学的再开发”及近期台湾小说的创新;或站在历史的层次,“观今古之通变”,对台湾     

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简况

首次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于6月10日至16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这次讨论会是由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台港文学研究会、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华南师院中文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福建人民出版社《海峡》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北京、上海、福建、广东以及吉林,山东、四川、湖北、甘肃、广西等省市的台湾文学研究、教学、出版工作者6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香     

香港“女性主义文学国际研讨会”述评

香港“女性主义文学国际研讨会”述评艾晓明前段，在香港由岭南学院中文系，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１９９６年“女性主义文学国际研讨会”是一次颇富成果的大会。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新加坡、台湾和中国的学者，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     

文学的特殊性与民族的认同感

我认为,叶石涛先生《总是听到老调》一文的观点,并非一时激动之辞,而是他深层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的反映。尽管个别观点可能与他以往的观点有出入,但就总体说来,是其以往学说的重申与实现。它代表了台湾一部分作家对于“边疆文学”、“支流文学”这一假想中的台湾文学定位的忧虑与恐惧。因此,当两岸学人各自站在不同的公理系统来对话时,往往说不到一块去。就“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句话而言,其中“台湾”与“中国”的概念内涵,在两岸学人的认识和使用中,就有着细微的差别。前者涉及对具体文学现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新学科建立的标志——读《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

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当然要具备诸种条件.但某部著作的出版,亦往往成为一门新学科建立的标志.“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有“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文学史”这门学科.“文化大革命”后,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家,而1980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则标志着“当代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从1979年起,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被介绍到了大陆,随后一些学者开始认真研究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台湾文学),台港澳文学又有独立出来研究的趋势.1991年,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的出版,则标志着台湾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从80年代后期起,人们在研究中又逐步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既不同于大陆文学,也不同于台港澳文学,应该专门地进行研究.     

文学史:理论与操作——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1997年度年会简述

文学史：理论与操作———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１９９７年度年会简述李凤亮８０年代以来,北京上海一批中青年学者提出要“重写文学史”。近一两年内这一问题又被重新提出。北京、上海两地众多学者参与讨论,推波助澜,使这一实践问题同时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     

日本学界“外地日本语文学”论述的批判性考察

“外地文学”一词在近现代日本历史语境中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日本学者岛田谨二使用这个概念来考察当时在台日人的文学书写,而对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学写作采取无视或抹杀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重启“外地”概念,“外地日本语文学”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外地日本语文学”试图打捞那段被遗忘的过去,为无法纳入国别文学考察范围的创作建立新的框架,打开重写日本文学史的新空间,有一定学术史意义。但目前的“外地日本语文学”研究往往止步于经验的重提,缺乏历史反思,有的甚至在理论立场上退回为日本的殖民历史辩护,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     

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以张爱玲、白先勇及王安忆为对象

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等现实问题上,来自文学艺术的思考,向来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上海”角度反思并重建上海与文学的关系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而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海派文学中被不断书写,其中尤以张爱玲、白先勇以及王安忆为代表。三者笔下呈现的“文学上海”异中有同,均以上海这座以时问构形的城市为依托,在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中,描画出上海这座现代城市在历史时间及文化记忆中的诸种面相。这些面相提醒我们,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学上海”有着时间及记忆上的复杂性,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上,我们应该保持更加多元的取向,对那种以牺牲记忆来谋求发展、以单一的现代时间来规约上海发展的做法保持一定的警醒。     

战后台湾通俗文学研究考察

后现代是对现代的反动.后现代对既有秩序的颠覆,使学界对通俗丈学等边缘文类进行重估和定位.台湾文学研究界从现代性的角度反思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传统分类,肯定台湾通俗文学的价值和地位;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不应做刻板划分,最重要的还是文学的审美价值.     

五四文学革命:上海的蓄势与北京的荣光

“文学革命”的蓄势和起点,与北京并无太大关联.五四文学革命的酝酿与发动,是上海时期《新青年》杂志的荣光,无论陈独秀鼓动的思想革命,还是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其雏形、基调在上海时期就已经奠定,北京时期不过加以扩大与深化而已.文学革命由小圈子内的讨论变成全国的舆论焦点,与“双簧信”事件有关,而这一事件是非常“海派”的.文学革命的先锋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都是在上海起步的;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观念和富有审美冲击力的创作,大部分出自上海的作家.     

“文学中的上海”：夸张的现代性表述——张鸿声著《文学中的上海想象》编后

张鸿声是国内研究城市文学的著名学者。新近，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著《文学中的上海想像》。这本书不仅是对百年来关于上海文学的整体研究。同时也试图改变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岭南文化透镜中的清代广东诗歌──评《清代广东诗歌研究》

台湾文津出版社新近样行的大陆学者严明的《清代广东诗歌研究》，至少在两方面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学术价值：一是首次完整地梳理了清代广东诗歌的发展流程；二是努力将这一地域性分体断代的文学置于岭南文化透镜中审视。就岭南诗歌史来看，尽管“开无贤相”张曲江标志了岭南诗歌真正崛起，但直到明代，岭南诗坛尚未取得颌顿中原诗坛的地位。岭南诗学的全面兴盛是在清代完成的。其标志有三：一、产生了一批任何文学通史都不能够“疏漏”的大家，从清初“岭南三大家”到清未“诗界革命运动”的领袖黄遵宪、梁启超等嗣响不绝；二、从明代以来主要…     

一个版本引发的一场变革

2004年11月，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委员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发起的“北京中青年学者文化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在京部分从事文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就“21世纪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走向”及“文学与宗教”等当前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北京语言大学高旭东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他指出：文化研究无疑将是21世纪文学研究的热点，这个热点将会从多个方面深化文学研究，而宗教与文学向来被认为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从这个视角可以深化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击钵吟”:演变的历史和历史的功过——《台湾近代文学史实丛考》之三

当台湾文学的发展进入现代文学的阶段,“击钵吟”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台湾新文学倡导者的严厉批评.1924年,张我军著专文指出:“现在台湾文坛上”方在盛行的“所谓击钵吟”是“诗界的妖魔”和“恶习惯恶风潮”,其“绝无仅有的意义”在于“养成文学的趣味”和“磨炼表现的工夫”两项而已(《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 什么是“击钵吟”?它是如何沦为诗界     

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

相形于起步较早、成果丰硕的"上海学",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的"北京"尚未被学界予以"问题化",系统研究付之阙如.对于日本而言,中日战争的爆发使上海作为"资本主义最前线"的意义随之消散,北京继之而起,成为"东亚建设的基地".这一身份与中华故都、文化古都的本土身份相叠加,成就了北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意义;相应地,日本文学中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达也呈现出多维交杂的色彩,值得深入研究.日本文学"北京学"可借鉴"上海学"的经验,但更应立足于具体问题,在材料、视野与方法上作出更大程度的开拓和超越.对于本应成为日本文学研究之主力的中国日语学者而言,如何发挥自身双边语言文化优势,扬长避短,在中日之间确立自身的学术坐标,是亟待反思的.     

“孙中山与海外华人”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中山学社主办的“孙中山与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5月20—23日在上海举行。来自北京、广东、福建、上海、台湾,以及新加坡、美国的4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围绕着:孙中山与海外华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人在经济、政治、教科文方面的发展;全球华人如何迎接亚太世纪的来临等三大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现把讨论与争鸣的问题与热点综述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