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这样理解《七月》中的“授衣”

“授衣,将裁制冬衣的工作交给女工。九月丝麻等事结束,所以在这时开始做冬衣。”①这种解释,合乎情理。但从语法和词义上讲,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将授衣的“衣”解释为“裁制冬衣的工作”,不妥;第二,后面又说:“开始做冬衣”,好象是释“授”为“做”,亦不妥;因“授”决不能释为“做”。看来,这种解释还是脱胎于《毛传》:“九月霜始降,妇工成,可以授冬衣矣。’②朱熹的解释与《毛传》基本相同:“九月霜降始寒,而蚕绩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御寒也。”③上面的解释与《毛     

戴震《考工记图注》的名物训诂研究

戴震的《考工记图注》是礼学研究史上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代表着他名物研究的最高成就。戴氏以科学的眼光审视《考工记》中的名物,以传统训诂方法对名物进行训释,指出了名物的沿革和变化,并在注释后绘以详细的图解,使名物研究图文并茂,一目了然。从这些名物训诂实践中,可以看出戴氏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因物求则的治学原则。     

从《诗经》名物的研究纠正今人对诗意之误解（三则）

《诗经》是名物的世界。《诗经》名物的运用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名物的认识对于理解《诗经》有重大意义,可以说,不了解名物就不能正确理解《诗经》,就会出现谬误。从名物研究的视角,纠正了今人对有关诗意的误解,包括三则：一,从“副”的形状重新解读诗句“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二,从蒺藜之特性说《墙有茨》兴句之含义;三,从鱼的象征义看《卫风·项人》卒章之内蕴。     

《诗经》中“伐”字“攻治”义考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名物制度的材料。《诗经》中还保存了大量音韵和训诂材料,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上古汉语的重要资料。历代注疏家对《诗经》中大部分"伐"字的训释都是可信的,但也有一些"伐"字的训释不合理,将这些"伐"字训为"攻治"义更合乎文意。     

再说《庄子·养生主》中的“新发于硎”

释《庄子》中的“新发于硎”为“始下型”和释其中的“发”为“磨出”都是难以成立的，释“发”为“开口”可以得到湖北方言材料的支持。     

清代《诗经》考据学派《诗》学宗旨论析

考据学派是清代《诗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奉行"由小学以得《诗》旨"和"求古与求是"的《诗》学宗旨,在《诗经》语言文字的考释、名物典制的考证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部分学者能以文本之意为最高阐释原则,从而为《诗经》由经学阐释走向文学阐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七月》札记——授衣、褐、举趾、殆及公子同归、微行、穹窒

授衣“授衣”是怎么一回事?《毛传》曰:“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此解是含混的,究竟衣由谁授?不清楚。《孔疏》进一步说明云:“毛以为周公云(毛诗认为《七月》是周公所作,故孔颖达阐述周公的意思):先公教民周备,民奉上命。于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将寒之渐,至九月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这意思好象是说民奉上命互相授衣。但是《疏》又云:“可以授冬衣者,谓衣成而授之”。则又似由“上”授之。朱熹《诗     

让农村儿童作文散发“泥土”的芳香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农民是最富有创造力的。农村生活往往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主要题材．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等。从《诗经》到唐宋诗词．农村生活的画面无处不在。《故乡》、《社戏》、《春蚕》、《秋收》、《残冬》、《暴风骤雨》、《创业史》、《平凡的世界》……从鲁迅、茅盾到周立波、柳斌、路遥等等．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始终被许多有深刻思想见地的作家关注着。     

白居易《策林序》考释

白居易备考制举的时间上限不是“元和初”而是永贞元年冬,备考时段亦不是“累月”而应是比之更长的时间。白氏“罢校书郎”的因由乃三年任满后自行解职,其“应制举”的动机在于缩短选限并享受制举登第的好处。《策林》七十五门非元稹与白居易合作共制的作品,其著作权完全归属白居易。白居易以第四名、乙等的成绩中考;登第后所授之周至县尉乃较常人为上的美职,这为其日后进身朝廷打下了基础。     

《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初探

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本文通过《郭店楚墓竹简·纟甾衣》和《礼记·纟甾衣》的比较 ,讨论了西汉初年经籍的古文写本问题 ,竹简本 (古文本 )与礼记本 (今文本 )的关系 ,并从“今古文”角度对竹简本的若干文字进行了校读与疏证 ,从而对先秦到汉代经籍文本的演变和儒家思想的承传 ,进行了新的探索     

百年大学的“楼名文化”——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嘉庚建筑”楼名考

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的部分校舍被称为“嘉庚建筑”。嘉庚建筑不但外形美观,内在和谐,且每栋建筑被冠以独特的名字。其命名有的源于经典著作,有的出自典故,有的则与历史人物有关,且都非常典雅,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其命名有四个特点：（1）源出广泛,用典精准,寓意深刻;（2）与建筑本身的使用功能形成十分巧妙的结合;（3）以文化人,润物无声,让大楼亦成为育人的“大师”;（4）善用人名激励后人,善用地名以慰乡情。其命名借文化之力,彰显了陈嘉庚先生“在文化环境中育人”的教育理念。嘉庚建筑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存。     

文化批评的达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论

以"复数的解释和记忆"颠覆既成的、统一的"历史的讲述方法"是1964~1967年前后大江健三郎最关心的问题点。本文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中心,从小说体现出来的"历史的叙述方法"中考察大江健三郎的历史意识,以及因这种历史意识的介入而达成的文化批评的情状。在《万》中,关于万延元年农民暴动的所有传承、记录、记忆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情景中以特定的意图被讲述、被接受的,而大江所真正要抒写的绝非"历史"本身,而是重复着这种"历史"的"当下"。这部作品是深层次进行民族反思的操作,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作家通过对"历史"的唤起和对"历史意识"的追究来进行的对日本近代史的批判。大江健三郎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又开拓出了他身为"启蒙者"的又一条新路,即通过对历史的追究进行文化批评。     

北京胡同起源再探——论胡同与水井无关

20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二眼井、四眼井等以井为胡同名的称谓始自元朝,并以北京有很多带“井”字的街巷、蒙语“水井”的发音与胡同读音接近等为证据,“假设”胡同与水井有关,即胡同源自元代蒙语水井。经笔者考证,以井为名系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早在建元前已经存在;北京带“井”字的街巷并不多;北京的水井主要分布在菜园圃和大街上;蒙语井的发音明显与汉语胡同读音无涉,胡同与水井无关。     

"井"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变迁

汉字中的"井"既是一个常见字,也是一个多义字.它本身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蕴.其词义演变的历程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由狩猎文化向农耕文化发展,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等几次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客观写照.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 ,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老子“道”和“德”的自然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老子的"道",主要指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万物的本体,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而老子的"德",其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合"道"而行的品性,其狭义则指人的合"道"而行的品性。"自然"是老子"道"与"德"的本质特征。"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体"德"用,二者辩证统一于万物之中。老子哲学的主要意蕴就是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老子对"道"的预设与描述体现出老子哲学理论思维的形上视域,老子对"德"的揭示与规定标志着老子哲学实践关怀的形下向度。     

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生成与传承

中国古代景观游赏经历了从自然景观走向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的过程。名胜景观作为景观之有“名”者,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知名人士共同参与的自然与人共生的结果。“名胜”最初指“人物”,常有交游、赏景、文学、学问等特征,属于名流群体,与山水及景物游赏多是相关的。“景物”之“名胜”,起源于魏晋名士与山水之间的相互作用,伴随着魏晋至唐宋怀古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山水景物因“名胜”人物的参与,逐渐成为知名景观,宋至明清时期,“前贤”影响下的“胜迹”发展为“景物”之“名胜”,“名胜”具有了“人”与“景”的双重含义,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成为士人游赏追寻的目标。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传承集中体现了古代景观文化中的“慕古”与“述古”传统,这是以人及与人相关的故事为核心的传统,具体表现在基于“名人”及“文献”的景观文化传承,具有层累的特征。历代诗文、志书等文献有效传播并保存了古代景观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士人游赏名胜,往往根据以往的诗文或志书追溯名胜的历史及相关人物,并以自己的创作或记述继续丰富名胜的文化史。地志类文献亦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考证并记述景观文化的传承脉络,形成丰富的景观记述体系。这一传承模式影响了古代名胜景观物质...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二”“三”与“多”的观念

在哲学观念中,只要突破了"二",承认了"三",那么,"多"便是不言而喻的了,因为三正是通向"多"的桥梁。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说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关系学说,"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提法正是阴阳泛化的二元对立观念的体现。西汉哲学家扬雄首提"三分法",并由此构造出另一套与《周易》的二分法相区别的《太玄》经卦体系,进而提出种种三三见九之说。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表述了一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多元综合的复杂性思想。五行说也具有克服二的简单性观念,将世界的本原建立在复杂性的多样化基元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上的意义和价值。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分为三"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之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 ,道家之无为无所不为的守中精神和佛家取中道之不偏不执非有非无的境界 ,以及儒佛道三位一体所构成的天人合一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 ,无不包含着丰富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至此得知 ,“一分为三”的关系式包括三种 :一是“一生二 ,二生三”式 ;二是“天人合一”或对立统一式 ;三是“一而三 ,三而一”式。     

试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结合

在崇祯皇帝继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垮台以后,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三部揭露谴责魏忠贤阉党的小说:《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在这三部斥魏小说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结合得最好,是最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部书令人瞩目之处是,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东林党与魏党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小说的写作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