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上海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1991～2002年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GDP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FDI与上海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海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FDI对上海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明显,我们认为FDI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体现在其“溢出效应”上。     

知识经济——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知识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是从经济增长理论与知识经济的概念、定义方面来探讨知识经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二是分析了知识经济为何、由何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三是对我国知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互补性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和展望。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想强调：未来的经济增长离不开知识经济。     

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

结构性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过剩经济条件下,总需求不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当前我国短期内出口低迷状况很难改观,扩大内需就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     

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从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率看我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

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贡献率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单靠投资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下一步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政策重心应是认真分析和研究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变化规律,调整消费政策,激活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的新思路——"诚信的增长"

在剖析"社会诚信缺失"现象造成社会财富巨大浪费,严重危害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提高社会诚信程度、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财富、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内在关系.阐述了社会诚信的"增长"必然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健康发展的观点,提出了建设诚信社会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约束和调整思路

在现代经济中,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联系,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本文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障碍,从三次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积累、消费比例等5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由于在经济结构中存在较多问题,因此通过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论文对“十五”时期结构调整的整体思路进行论述,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相结合,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结构调整相结合,把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当作进行结构调整的根本保证等构想.     

两极分化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产生了诸多的经济问题：极为严重的贫富差距而导致了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加剧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缓解这一问题,必须深化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产业集群：贵州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集群现象引起了经济增长,产业集群的产生有其内在的机理和条件,贵州在经济发展中要培育产业集群的形成,使之成为贵州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扩大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消费需求 ,其中消费需求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只有增加消费需求才能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启动消费市场将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本文就启动消费需求的必要性、面临的困难和对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从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真实人均GDP增长率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以时间变量衡量的地区一体化在一般意义上能够提高真实人均GDP增长率,其变化轨迹遵循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现实观察基本吻合.通过考察个体-时刻固定效应模型避免了事件虚拟变量间接衡量一体化的模型设定问题,结果表明以地区贸易、人口流动、服务业发展和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四个方面衡量的地区一体化,虽然个别变量存在选择偏误和代表性问题,但在总体效应上与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测相一致.     

经济结构调整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演进。它主要以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动为核心。二是区域结构变动。从空间类型看,区域结构变动主要体现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在全国经济总体中的变动情况。三是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主要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通过分析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变动之间的相关程度,能够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依赖程度,从而为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参考。     

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变迁动力分析

经济制度就是内在规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和交易成本的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这个规则体系的变化就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有两个:经济制度都存在内在缺陷、由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引起的收益流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可分为资本集中化制度变迁与资本分散化制度变迁两个阶段。资本集中化制度变迁后,经济活动以非物质激励为主,交易成本表现为计划成本。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当这种激励资源耗竭时、当计划失灵时,这种制度就对经济增长不具有促进作用,从而导致资本分散化的制度变迁。     

关于健全经济增长成果城乡共享机制的思考——以促进上海郊区新农村建设为例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上海经济的发展给城市带来了活力,也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但数据分析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郊区农民在上海转入高速发展期后并未能更多地共享上海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度缩小后拉大,郊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居环境尚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大等。文章就其原因作了分析,并就如何让农民更多地共享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进行了探讨。     

推进经济集约型增长的“两主体”职能转变探讨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显著,但由于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两大主体———企业和政府的职能发挥不力,致使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根据发展经济学观点,技术进步(或创新)是推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当代表现为高新技术革命对一国经济内涵式增长的贡献程度。因此,如何转变企业和政府两大主体职能,是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变的根本途径。     

从编辑角度看90年代《上海文学》

从90年代文学与编辑面临的文化语境、编辑的多重文化身份及编辑行为、编辑批评等三方面考察90年代《上海文学》,可以看出其独立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立场,以及敏锐的编辑批评视域。     

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

近年来,随着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我国部分学者特别是政府决策管理人员对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呼声日高,甚至已把控制人口规模增长作为实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是否已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本文以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为例,多角度地系统考察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的关系,发现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总体上是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而且相对受到严格控制的户籍人口规模增长,受控较弱、相对强势的常住人口的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具有更密切的正向互动作用关系.也就是说,本文研究证明:到目前为止,人口规模增长仍是促进我国大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或至少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人口规模增长已制约我国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性思考

我国目前的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渐趋恶化,这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由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预示着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论跳跃式区域增长结构优化

稀缺资源渗漏机制逐步消除、不致出现产业整体性结构衰退、跳跃式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差异缩小等是跳跃式区域增长“适度”结构偏差标准,保持空间平等与总体效率的动态均衡、建立产业结构良性循环机制等是跳跃式区域增长结构优化标准。     

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调整研究述评

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调整是转变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该领域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和研究。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现状及演变、需求动力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需求动力结构合理性评估、需求动力结构调整的目标方向、需求动力结构调整理论与经验依据、需求动力结构变动影响因素及失衡原因、需求动力结构调整对策等方面的文献进行回顾、梳理和归纳,并进行简要评述,为后续开展系统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专利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的门槛效应分析

针对我国专利激增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低迷和经济增速下行的“创新悖论”现象,基于中国2002—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利用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专利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专利结构只有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时,才会推动经济增长,并促进产业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劳动密集型产业销售产值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销售产值的比值超过门槛值,即产业结构更加偏向于劳动密集型时,代表模仿创新的非发明专利比代表自主创新的发明专利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适宜地区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应与地区产业发展阶段和特征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