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的科学方法思想初探

任鸿隽认为,科学方法是科学之本质所在,是西方的"为学之本",具有广泛的文化意义;科学方法包括归纳与演绎,但根本所在是归纳法,因为归纳法注重事实,是不断改良进步的;科学方法在实施方面还包括观察、实验、概推、假设等具体环节.总之,任鸿隽是近代中国真正对科学方法做出全方位阐述和宣传的第一人,其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任鸿隽的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任鸿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他以中国知识界卓越前驱的敏锐目光,对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任鸿隽在科学教育上的筚路蓝缕之功为世人所公认,他对科学教育思想的独特阐释与实践,以及在科学教育实践上提出的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理念,不仅在近代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为当今中国科学教育改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     

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真理和真人——略论科学求真与道教求真的异同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别探讨了科学实践和道教修真实践的求真内涵。作者认为,科学实践从其起源上看,其求真内涵是确证理性主体的存在真理;而道教修真实践从其起源上看,其求真内涵是确证生命道体的自然真理。科学实践中由其求真内涵所导致的困境和问题有两方面：一是客体的主体反射性问题,一是主体的死亡带来的客体的意义丧失问题。而这两方面的问题可通过道教修真的求真实践得到补救。。     

永贞贬谪文人的"文以明道"思想

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因为参加永贞革新而惨遭贬黜。被贬之后,他们以著书垂文的方式继续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永贞贬谪文人提出了"文以明道"的文学观,与同时期韩愈及其门人领导的古文运动互为呼应。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经世视野下的"资治"与"明道"--明代王宗沐与薛应旂续《通鉴》异同之探讨

明代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与薛应的《宋元通鉴》都是以《通鉴》原典体例来续著宋元史。这两部书著录时间相近,具有共同的时代特性,都注重正统,强调史学的经世宗旨,但它们在相同的经世视野之下却表现出“资治”与“明道”两种不同的趋向,王氏强调“史中求鉴”,重视事功,体现了史家对现实政务的强烈关注;薛氏则注重“史中求道”,强调道德修养的力量,表现出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     

"科学精神"是什么——杜威"科学精神"之解读

杜威的哲学思想体系里面体现了西方历史文化所特有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是受到近现代哲学理性主义和近现代自然实验科学发展的影响而形成,是近代科学实验精神在其哲学思想领域的反映和表现.杜威科学精神包含四个方面理性精神;求真精神;求实精神;批判和怀疑精神.     

朝鲜汉文学家柳梦寅对韩愈古文理论的接受与变通——以"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为例

朝鲜王朝中期著名汉文学家柳梦寅的散文理论深受韩愈的影响:反骈文、倡古文,赞同"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但他又对韩愈的理论适当变通,并结合韩愈以来的理论成果和朝鲜的时代特征,扩充了"道"的范畴和内容,辩证地看待"不平则鸣"和"诗鸣其穷"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散文理论体系.     

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任鸿隽尽瘁于推展科学的一生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理念与一般仅停留于“技术救国”层面不一样 ,他将追求科学真理、进行纯学术研究作为发展中国科学的重要方略 ,看作是科学家角色之本质特征。同样 ,与当时大多数“科学救国”论者停留于“空谈”不一样 ,他一直认为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是发展中国科学的唯一正途 ,乃大力宣扬科学研究 ,并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以后无论是担任大学教授、校长 ,还是就任中央研究院职务、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他都本着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理念 ,致力于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推展。     

不宜把《九辩》定为宋玉的唯一代表作

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将宋玉的楚辞<九辩>当成唯一的代表作,是承袭了早已过时的"疑古"思潮,否定了宋玉对其楚赋著作权的结果.其违背历史真实的负面作用十分严重.作家的代表作,应是最能体现其创作特点、技巧、风格、水平和成就,且具时代性的名篇佳作:同一作家,可以有一篇以上的代表作.目前,学界日益普遍认同的宋玉楚赋作品已有上十篇.宋玉好楚辞而以赋见称.应当在<九辩>之外,从<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宋赋中研定一、两篇,一并作为宋玉的代表作,以切实恢复宋玉在文学上固有的历史原貌.     

《唐宋八大家文钞》与明代唐宋派

《唐宋八大家文钞》是一部有创意 ,在体系、规模弘大、影响深远的古文选本。它产生于明代中后期之交 ,是当时唐宋文派的一大创造。本文探讨了此书产生的历史渊源 ,文学观点和批评方法。     

《宋登科记考》补正(北宋篇)

傅璇琮主编、龚延明和祖慧编撰的近五百万字《宋登科记考》,收录宋代科举考试登科者近四万人,最大可能地弥补了宋代登科记之类文献记载的阙失。如此庞大的一项研究工程,难免有疏漏之处。我们依据年代顺序,将其一一梳理出来,分为南北宋两篇。北宋篇一共补录、辨正235人,其中补录《宋登科记考》失载进士139人,系年舛误者47人,系年不清者36人。其余12人乃补录特奏名进士、上舍释褐、诸科等。其他舛误1处。又,明清地方志所录者,《宋登科记考》虽遗漏,本文亦暂不补录、辨正。     

《宋登科记考》补正(南宋篇)

傅璇琮主编、龚延明和祖慧编撰的近五百万字《宋登科记考》,收录宋代科举考试登科者近四万人,最大可能地弥补了宋代登科记之类文献记载的阙失。如此庞大的一项研究工程,难免有疏漏之处。本文依据宋代文献,将这些疏漏之处按年代顺序一一梳理出来,分为南北宋两篇。南宋篇一共补录、辨正175人,其中补录《宋登科记考》失载进士118人,系年舛误者30人,系年不清者8人。其余19人乃特奏名进士补录7人、辨误10人、系年不清2人。又,明清地方志所录者,《宋登科记考》虽遗漏,本文亦暂不补录辨正。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下)

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中国史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一是自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衍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1世纪之前呈现各自发展的态势.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和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更值得重视.     

娱乐节目的创新导向与社会责任——对选秀节目由“热播”到“限办”的思考

声势浩大的选秀节目一度掀起了巨大的社会冲击波.选秀节目的成功,源于其平民化娱乐的创新导向契合了当下大众娱乐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然而,选秀节目在经历了人们对它的热捧、追逐到质疑、非议之后,其发展终因主管部门的"规范"走入窘境.选秀节目的成功,称得上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创新的可贵突破,但是它的滥办乱播,却破坏了媒体谋求节目创新与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间的和谐与平衡,扰乱了正常的电视生态格局,损害了电视媒体的公信力.选秀节目由热播到"限办"的命运告诉人们,电视娱乐节目不断追求创新是必要的,但这种创新应该建立在不背离媒体社会责任的导向前提下,必须注意寻求节目创新与媒体社会责任的协调,讲求健康,注重品格.     

环境伦理学“真理化”批判及其对环境法学的启示

环境伦理学为环境时代人类建构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有益视角。但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哲学思潮,环境伦理学在具体内容上争议频仍,在哲学立场、思维方式、论证逻辑、现实意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知识精英趋向的信仰,反映的是西方文化传统下知识阶层对环境问题的特定理解,不具有普适性。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应慎重对待环境伦理学,注意伦理基础的本土化和研究的现实意识。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

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中国史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一是自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衍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1世纪之前呈现各自发展的态势.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和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更值得重视.     

思考与回应: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抉择(上)

现代经济增长和早期经济增长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主要已经不是靠资本积累,而是靠效率提高实现,这种增长模式体现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征。中国片面追求经济结构的重型化,已经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下降、技术创新的滞后、服务业发展的缓慢、生态环境的破坏、就业难度的增加以及金融风险的隐患。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注重效率的增长模式,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就需要转变思维定势,建立一个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体制,加快服务业发展,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