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志铭看明代南京的士商交谊——以南京出土明代商人墓志铭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家传统政治理念和中央集权农业国家的治理需要,士、农、工、商之末的商人及其所从事的商业一直是政府打压和排斥的对象,这一现象一直伴随着封建王朝始终。但商人与政府官员及士人的交往并未因此而断绝,到了明代中后期,甚至还出现了两者相互交融的新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态势并未能有效弥合士、商之间的鸿沟,其只是明代以来儒学转向的一个映射而已。     

明代三峡移民与地域社会变迁

明代是三峡移民的重要时期,随着大批外来人口的定居,改变了元末以来三峡人口锐减、地方凋敝的局面。移民的到来促进了三峡人口和垦田亩数的增加、行政建置的变化、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文化的传播与整合,最终对当地社会的变迁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商人传记文本的书写与差异——以明代侨居商人王海传记的考察为例

明中后期,商人从客贩到定居成为趋势。王海作为身系山西阳城、河南夏邑和永城三个不同地域的商人,因其独特的影响力和机缘巧合造就了原籍地、入籍地和居住地颇具不同地域特色的传记文本,这些传记文本的内容及书写特点反映了传记写作者的文化观念差异。透过对王海各种传记文本类型和写作者的内在考察,无论是山西还是河南的地方志写作者都具有明显的地域认同印记,而在理学家和文人士大夫笔下则彰显了他们个人的儒家思想主张甚至是人生抱负。     

从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北京的移民情况

墓志,属于碑刻文献的一种,且为其大宗,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讲,作为出土文献的墓志材料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本文即以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墓志为研究对象,尝试对明代的北京移民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从唐诗看唐代中后期的商人与商业

唐朝中后期,随着商人经济势力的膨胀以及商贾向政治势力的渗透,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与商业有关的事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受到正面宣传。唐诗作为当时重要的一种文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现存唐诗中不少篇章反映了商贾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了解唐朝中后期的商业与商人有重要的作用。     

从明代前后期云南进士地域分布变化看汉文化在云南的兴起

明代云南科举初兴,共有进士256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看,明后期云南进士人数和地域分布范围较前期都有明显增加和扩大,在下设府内部各州县情况也类似。明前期云南进士仅有60余人,集中于滇中的云南、大理、临安等府的部分州县、卫所。明后期进士分布范围由中心向边远地区扩散,但滇南、滇西、滇北的广大地区仍无进士分布。明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在前后期呈现出的这种变化与该地区民族情况、学校及汉族移民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对云南各府州县在明前后期进士人数的统计,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明代云南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展现出明代云南汉文化逐步兴起的图景。     

从叶县县衙看明代等级生活与权力运作

作为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县衙,叶县县衙是明代县级政权衙门的实物标本。其空间布局、建筑细节体现着明代的等级精神;在各项制度较为成熟的明代,县衙成为基层权力运作的静态凝结,反映了明代县级权力的日常运作过程;其虚受堂和思补斋的设置以及楹联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贤人之治的一致期盼与政治期许。     

从印刷术看明代茶书的刊行与传播

明代是中国古代茶书创作的高峰时期,明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和书籍刊刻的兴盛推动了茶书的撰著、刊行和传播。嘉靖、万历年间雕版印刷技术更为精湛,木活字、铜活字广泛使用,刻板印书的质量高、规模大、品种多、分布地域广,培育了社会的阅读风尚,成为明代茶书勃兴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此外,品饮茶叶已成为明代社会生活中饮食、医疗、交游、礼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叶生产与消费更为增长,制茶品茶技艺不断丰富,茶事理论深厚积累,时代哲学思想渗透茶文化等多方面条件也共同促成晚明时期茶书骤增。在此过程中,刊刻家深度参与茶事实践活动和茶书撰著,使茶书的撰著、传播与刊刻之间产生了多层面的交互,展现出茶书数量大幅增多、茶书体例时有创新、茶书内容包罗甚广等独特的文化现象。     

从王阳明与海瑞赣南施政看明代基层社会治理

王阳明与海瑞都曾在南赣主政一方,以其所面临之实际问题展开社会治理。王阳明抚赣,首重思想道德教化,立社学、建书院、联讲会、举乡约,剿抚并用、刚柔并济,建立起以保甲和乡约为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海瑞在兴国的施政,重视改善民生,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地方机构,重整里老人制度,完善基层社会组织。从王阳明与海瑞的赣南施政,可以窥见明代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路径,展现出王朝国家治理地方的基本面貌。其治理经验,可为当今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明代河南的黄河水患与地方社会——以归德府为例

明代河南归德府河患频繁,特权阶层和卫所军户等趁机兼并大量民田和滩地,导致里甲民户赋役过重,民间宗族组织较为薄弱,特权阶层则凭借特权占据地域支配地位。     

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与社会生活

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为明代社会生活之镜像。寄生词曲中最为常见而又特色突出的社会生活描写主要在服饰生活、饮食生活、居住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以此可以窥明代社会生活之全貌。探讨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与社会生活之关系,有助于深化明代词曲和明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明代"社学"之社会属性辨析——兼及"乡村教化"与社会软性控制

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不过,其于晚明着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化倾向.在明代统治者利用"乡村教化"来实施对基层社会之软性控制的过程中,社学也被纳入其中,并形成了其相对特殊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特殊性格,也使社学成为明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晚明社学的官学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出了国家社会软性控制的强化与社会政治氛围的相对开放;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在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相对失衡.     

明代民壮名号考述

民壮是明代民兵中最重要的一种,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自正统至崇祯,经过二百余年的历史变迁,民壮名号发生了很大变化,机兵、快手、打手、杀手等皆系民壮之别称.这不仅展现了民壮的衍变历程,也凸显了浓厚的地域特色.在名号变换的同时,民壮性质也相应发生改变,由最初以丁粮为标准的徭役佥派发展为官府招募,由民兵转化为职业兵.其变化之因,主要与明王朝常备军体制的败坏以及民壮制度本身的衰落密切相关.     

从女性墓碑文看晚明节烈妇的表彰

晚明女性墓碑文中存在大量关于烈女节妇的记载,这些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其时社会各阶层对于节烈事迹的表彰事宜颇有参考意义,应得到重视。本文具体论述晚明从朝廷到地方以至于士大夫阶层对节烈事迹的表彰。我们将看到晚明的节烈观念怎样通过国家机器运作以及民间权威的活动而被强调和宣扬,并进而成为女性最高道德规范。     

明中后期士商社会交往评析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对商人和商业观念的改变,士人与商人这两个素少交往的阶层逐渐加强往来,并成为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尽管王学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商人的认识,但是居于传统社会核心地位的士人和商人的实际社会交往活动却并非对等.明代士商交往,表明了士人世俗化倾向的加强.     

徐州明代进士考

依据史志文献,首次按登科先后次序对明代徐州（包括属县丰县、沛县）、邳州（包括属县睢宁）24名进士之姓名、籍贯、科第、仕宦、行迹、著述等进行考证,对进一步研究徐州地方科举文化具有一定意义。     

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

明代中期起,交通条件大为改观,商品生产日益发展,商品流通愈形发达,白银逐步货币化,商业税率相形变轻,以及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看法的改变,构成了形成地域商帮极为有利的全国大背景。与此同时,各地的商品生产特点,自然地利条件和产品结构,明廷的边防边贸和对外政策,各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对待经商的认识等各种因素,成为各地商帮兴起的地域社会因素。     

明代河南旱灾与社会应对

明代河南旱灾具有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后期重于前中期、空间分布广、地域和季节分布不平衡等特点。频繁的旱灾,引发了严重饥荒、诱发了其他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为应对旱灾,河南社会采取了兴修水利、积粮备荒、蠲免赋税、组织赈救、祭祀祈雨等措施。但在明末罕见旱灾的打击下,在政治腐败、财政空虚的大环境中,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

洮州是内地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地,明朝从建国初年就认识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行重点经营。除了建卫置堡,实施土官、僧纲等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外,明政府还注意加强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采取＂朝贡＂贸易、茶马互市和军民屯田等形式的经济管理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王朝同以洮州一带为主的西番诸卫的联系,推动了当地汉、藏、回等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