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庚信的《拟咏怀诗》

<正>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由于他经历复杂——所谓“历四朝”而“奉十帝”,所以评论起来比较困难,历史上就存在毁与誉两种不同的看法。解放后,对庾信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既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又赞扬他后期文学作品中的“故国之思”,或直称他为“爱国主义诗人”。这样评价是否尽当?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由于《拟咏怀诗》与《哀江南赋》一样,同是庾信的压卷之作,很能代表他后期的思想本质及艺术特色,所以我们即以《拟咏怀诗》作为探索庾信的主要依据。不容讳言,庾信的《拟咏怀诗》,是具有浓烈的乡关之思的,并且颇能打动人。杜甫说:“庾     

杜甫研究(一)

前言:“杜甫研究”是山大中文系文学史教研组的一门专门化课程。在叙述方面,分为杜甫的时代、生活、思想、作品和影响等五个部分。讲稿曾得到组内外同志们的帮助,现在由“文史哲”连续发表,希望得到更多的读者们的指教! 一杜甫的时代应该这样说:杜甫的存在,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因为,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对於自己的祖国和劳动人民,他有着由衷的深厚的爱。但是,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诗人,却并不是简单的,偶然的,而是有他的主     

杜诗讲稿

一 秦州詩風格 杜甫在秦洲寫的詩,集中在五言律,給人以一种新的風格之感。这种風格,应該是关塞詩所特有的。杜甫后來到夔州后曾有著名的詩句道:“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赋动江关。”杜甫的秦州律詩确乎就是杜甫生平最蕭瑟的詩,应該是受了庾信的影响。杜甫一生最后的一首詩又會說他“哀伤同庾信”;(“風疾伏枕书怀”)     

歌舞之事与故国之思——清初诗歌侧论

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给清初诗歌带来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抒写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从而表现爱国精神。这样一个主题,毫无疑问,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各种形式来予以反映。而在清初诗歌中,有一种现象却格外突出,引人注目,这就是诗人们往往借歌舞之事以抒写故国之思。一清初诗人,不管其出处如何,遭遇如何,其作品多少总要涉及歌舞。而一旦及歌舞,则无论为事,为人,为物,随之而来的便总是作者的故国之思。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冥冥之中形成了清初诗歌的一大特色。     

庾信的创作艺术

杜甫对北朝诗人庾信很推崇,曾写诗称赞他说:“清新庾开府”,“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及“庾信文章老更成,健笔凌云意纵横”等。这些赞语正确地概括了庾信诗文创作的艺术成就。 庾信,字子山,河南新野人。早年出入梁朝宫廷,与著名诗人徐陵一起,写风格绮靡的诗歌和骈文,号称“徐庾体”。后来由于梁朝灭亡,他被羁留在北方,屈仕于西魏和北周,他的诗赋题材从艳情、宫苑变为战乱乡思,诗风从绮丽轻冶转向苍劲悲凉,其创作艺术dl因内容的充实而日益成熟。他在中国文学从六朝转向唐代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但发展了诗歌形式,有不少诗篇从句数,章法、对仗、声律上看已成为唐代五七言律绝和长篇歌行的雏形,而且将南朝讲究形象、声色、长于骈偶用典的技巧融入北方刚健豪放的气骨和苍凉悲壮的意境,对南北文风的交流和溶合作出了重大贡献。     

略论巴·布林贝赫的抒情诗

(一) 巴·布林贝赫是一位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诗人,他的诗有很鲜明的民族生活色采和浪漫情调。诗人以魅人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带有民族色采的时代风俗画,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是有浓郁的“奶子味”的。民族特色对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诗人和作家,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标志。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这样说过:“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她的印记的。越是有天才的诗人,他的作品越     

“了解之同情”——论王夫之的庾信批评

庾信的文学地位极高，但出仕四朝、十帝的行为，使他成为历来争议很大的诗人。明清易代之际，批评家对其人其文做出种种评议，一是完全的肯定，一是从政治功利出发的否定。然而，在此问题上，王夫之显得理智和冷静，原因主要在于船山特殊的经历和内心体验，以及其独特的史学思想和诗学理想。他对庾信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做出了不循流俗的品评，这在庾信批评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怀秋独悲此,平生何谓平——略论庾信对宋玉“悲秋”情结的继承和发展

庾信滞留北朝后,在文学创作上有一种很深的“悲秋”情结,由于内容表达的需要和语境的不同,“悲秋”大致呈现出三种隐喻意义:乡关愁思、国势倾颓和年老体衰。庾信的“悲秋”是对宋玉的继承与拓展,他不仅直接化用宋玉的语辞,而且更深得其“悲”、“怨”的情感精髓,将感伤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明代著名文学家、大学者杨慎崇法六朝,他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杨慎“推源辨体”,在编纂《五言律祖》等选集时发现了“庾信体”诗文的审美价值,接续杜甫重新阐释了庾信诗赋“清新”、“老成”的内涵.二、杨慎接受庾信“缘情绮靡”写作观念,以性情为诗,主张诗文“新变”,肯定“民间文艺”的价值,并且模仿庾信诗赋进行写作,故其诗文呈现出“绮靡”风格.三、杨慎作为学者,进行“知识考古”,他在音韵、训诂、考据等方面对庾信诗赋词句、典实出处等多有辨析,对庾信写作技艺及后世对庾信意象、技法的接受也作了细致爬梳.     

秦观与柳永词风之比较

秦观的词不是诗人之词 ,而是词人之词。他的词大致有两类 ,一类是最柔婉幽微的一种感受 ,不必有寄托。另一类是他政治上受挫之后感慨身世之作。而柳永似乎也正有与此类似的两类作品。柳永更多地从都市生活摄取题材 ,他从形式上把慢词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并使中国的词上升到一个开阔的空间 ,把词中传统的“春女善怀”变成了“秋士易感”     

谈谈李白的《静夜思》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六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几乎有将近一半的岁月,是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中度过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他浩繁的诗作中,除了相当数量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抒发政治怀抱和人生感慨的作品外,还有许多是怀念亲朋、怀念故乡的作品。在其后一类作品中,流传最广、最为历代文人和人民群众吟诵和称道的作品,就是被选入中学新编语文教材的著名抒情     

杜诗的两个高峰

诗人的作品,有时在某个阶段的成就,特别高明,更能唤起读者的同情和推崇,这个阶段我们称为他的作品的高峰。有时在一个高峰出现以后,还会出现第二个高峰。在自然界这种现象本来不足为奇:黄山有天都峰,庐山有五老峰,但是还有其他的高峰。峨嵋山有了金顶,但是还有千佛顶,万佛顶。不过在诗人作品中,一位诗人经常只有一个或两个高峰,不会象自然界那样的群峰迭起,气象万千的。杜甫是唐代的伟大诗人,他是属于人民的,但是他的生活和一般人民的生活还有一段的距离。唐玄宗天宝十三载的记载是:“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四不课,五百三十万一千四十四课;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四千五     

济慈《圣亚尼节前夕》的非唯美性解读

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济慈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一个唯美主义诗人。事实上,济慈的作品不能简单地用“唯美”来概括。本文通过对他的《圣亚尼节前夕》的解读,以求对济慈及其作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菲利普&#183;弗瑞诺对美国十八世纪诗歌的影响

“美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是美国18世纪最杰出的诗人,是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过渡人物,他的作品具备了后半个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的某些特点,深深地影响后来兴起的浪漫派文人,这是他被称为“美国诗歌之父”的重要原因。本文简述了弗瑞诺生平及创作历程,并对他的创作风格和特色作了客观的评价。     

论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曹操

我们可以认为曹操和文学有一种特别的亲缘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君主中间,他是唯一一位在文学方面保持着两项长期不败的纪录的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所创作的诗篇属于中国文学史上那些最最富有生气、雄浑嘹亮的作品之一。他还是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他被描写为一个十分阴险狡诈,但同时又是极具雄才大略的杰出的政治家。如果说他的第一项纪录在进入20世纪之后,终于被另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毛泽东     

曾卓论

诗人是人民中的一员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仅不应炫耀自己的桂冠,反而倒应该臣服于人民,成为人民忠实的仆人,因为“诗人是人民的一员,他分享人民的悲哀与喜悦,痛苦与欢乐。”这是读了“七月诗派”老诗人曾卓的抒情诗后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个人民的诗人,曾卓的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演进轨迹。诚如诗人自己所说,他是在臧克家影响下走向诗坛的:“那时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运河》已相继出版,得到一些名家推崇,我是学习他的风格在诗的道路上起步的。”1936年,当曾卓还仅仅     

开禧北伐前后陆游的政治立埸和他在作品中的表现

一“诗外有事”与“诗中有人”大家都知道陆游是一位爱国诗人,问题在于陆游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不是停留在爱国诗句方面,而没有深厚的思想基础。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我们从什么具体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呢?我们必须了解这一个问题,然后对于陆游的作品,纔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因为一位空口呼号的诗人,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没有思想基础的作品,也必然成为“枵响”,在价值上蒙到不利的影响。陆游本人对于这点是有深刻的认识的:     

“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试论庾信后期的文学理论主张

“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试论庾信后期的文学理论主张刘志伟，康元晧庾信后期集南北之大成的文学成就，为古今研究者所公认。他在文学理论方面有无建树呢？似乎很少有人提及。笔者认为，庾信后期取得较大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着较为明确的文学理论...     

“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庾信用典艺术发覆

庾信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用典,其用典艺术之高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善于借用古人逸事来自比,使用精练的语言描绘广阔的现实画卷,也善于利用典故与现实的暗合,达到自然贴切、使事无迹的艺术效果;他善于运用"语典"来描写现实、抒发感受,也善于选取颇具意象意义的典故。庾信用典的方法主要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虚用、活用、化用、借用、正反合用、虚实合用等等,尤善于采用避实就虚之法,即使正用、明用典故,由于他高超的表达艺术,也给人以飘逸流利之感。庾信用典极富创新性,他能"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境界",把用典艺术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新高度。庾信用典在其创作的前后期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与后期抒写乡关之思的作品大量用典、手法纯熟不同,前期作品较少用典,即或用典,也大多缺乏真情实感。     

从“童真”到“莽汉”的艺术史价值——绿原建国前诗路历程新识

作为“七月”派重要诗人的绿原,曾经在建国前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艺术道路:以他的《童话》诗集为代表的1942年以前的创作,单纯、透明、充满幻想,尽显出诗人的“童真”,但以诗集《又是一个起点》、《集合》为代表的1942年以后的创作,则是浓郁、尖锐、充满愤懑与呐喊,好像又是一位泼辣的“莽汉”.或者过去的我们会将后者的锐利的社会反抗作为诗人的“成熟”,而将前者目为“幼稚”的起点,(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一种文学史描述方式!)或者今天的我们也可能欣赏前者的色彩和韵味,而将后者认定为粗糙和简单,(这是我们正在习惯的一种批评方式).但重读绿原的所的这些作品,我倒愈来愈深刻地感觉到,只有将这两个时期统一起来,才可能真正总结出绿原创作的艺术史价值.需要我们思考的恰恰在于,诗人曾经有过的“童真”给他的艺术生命带来了什么,经历了那一番“童真”之后,这“莽汉”与我们在抗战诗坛上见到的真正的简单的粗鲁有什么不同,作为“莽汉”,这样的艺术选择究竟又有怎样的必然性和怎样的意义?这样的总结似乎要比那种把诗人投入社会斗争的选择视为当然的“成熟”更有艺术内涵,当然,也比那种一触及“客观社会主义”就避而远之的逆反心理更符合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