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如何嵌入本地农村社区?——基于117家生态农场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通过中国117家返乡下乡创业的生态农场实证样本,本文研究了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影响因素。在控制农场和农场主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农村社区环境和村企互动两方面选取测量指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村庄的自然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人文环境、政策支持环境对下乡资本的本地嵌入有正向作用。(2)村企互动中的非契约互动,如村庄帮建农场、农场与村民熟识度、农场人情活动有助于下乡资本构建良好嵌入关系,而正式契约互动,如优先雇佣本地人对农场的本地嵌入没有显著影响,村企共申项目甚至呈现负向影响。     

谁是下一代农场主? ——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发生机制研究

文章从制度支持机制、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和收益-风险约束机制三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主职业传递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制度支持机制对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内其他成员而言,政府开展的人才培训和政府补贴有助于农场主子女作为职业代际传递对象;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对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外成员而言,在子女参与农场劳动的情况下,农场主将优先选择子女作为职业继承人;从收益-风险约束机制来看,家庭农场的短期收益对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影响;农场主在认为农场经营存在较高风险的潜在收益时更愿意选择子女接手未来的农场经营。由此提出：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农场的制度支持外,还应该提供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鼓励发展亲代与子代共同经营的家庭农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应该为具备农业企业家才能的能人创造宽松的环境,并致力于加强农村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农场主经历对农场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农场主按具有相关务农经历、相关非农经历和相关多元经历分三种类型进行对比,基于中部地区某县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方差齐性检验、均值多重分析-LSD和Tamhane’s等方法及SPSS20.0软件,探讨农场主先前经历对家庭农场基本特征、经营种类和经营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场主先前经历对其家庭成员数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家庭农场长期雇工数、初期投入资金规模和经营土地面积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农场主先前经历对家庭农场经营种类选择和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多元经历型农场主往往热衷于创办投资规模大、收益高、见效快的综合类项目,经营绩效最优;非农经历型农场趋向于选择投入和风险水平较低的种养结合类项目,经营绩效次之;务农经历型农场则趋向于选择单纯种植或养殖类项目,经营绩效相对最差。     

社交行为与家庭农场经营关系——基于Multi-Agent的仿真分析

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家庭农场是推动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主体之一。鉴于社会关系对家庭农场经营发展的重要影响,相关研究认为具有强关系结构机制、信息推荐排序机制和时间密度机制的家庭农场社交行为有利于家庭农场健康发展。构建涵盖家庭农场主、普通农民、土地出租者、消费者等主体类型的家庭农场社交行为与家庭农场经营发展耦合演化多主体仿真模型,并进行仿真分析,模拟结果显示,具有强关系结构特征、时间密度特征和信息推荐排序特征的社交行为在多数条件下能够有效推动家庭农场发展;尤其在市场供过于求、与消费者互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优势明显。     

农场主网络社会资本、资源获取与生态农场经营满意度

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农场主网络社会资本、资源获取与生态农场经营满意度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桥梁型网络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网络社会资本均有利于农场同行资源和顾客资源的获取,其中对同行资源的促进效果更为强烈;同行资源、顾客资源对农场经营满意度的提升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二者相比,顾客资源对经营满意度的促进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在生态农场创业迫切需要资源的情境下,积累网络社会资本是创业者利用互联网跨越地理障碍、打破信息闭塞,获取关键资源并提升农场经营状况的有效方式。     

农场主混合经历、资源网络与农场成长态势关系研究——基于对中部地区某县4个家庭农场主的深度调查

农场主的先前经历对其经验能力积累和资源网络嵌入具有重要影响。先前经历的有效混合水平(多元化与相关性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经验能力的积累和资源网络的嵌入,反之亦反。同时,作为家庭农场的生产者、经营者和决策者,农场主所具有的经验能力和资源网络是影响家庭农场成长态势的关键因素。因此,农场主混合经历、资源网络与农场成长态势之间是递进式因果关系。项目组遵循这一递进式因果逻辑,对中部地区某县4个农场主与农场发展状况进行深度调研,调研结果有效证明了该因果逻辑的正确性。     

家庭农场的纵向协作模式选择

家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进行纵向协作,有利于实现彼此利益和功能的互补。以湖北省家庭农场为调查对象,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家庭农场纵向协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对不同纵向协作模式的选择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劳动力投入规模对家庭农场选择合作社模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风险偏好对选择合作社模式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劳动力投入规模、农产品生产认证情况对家庭农场选择纵向一体化模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建议对依托家庭农场发展起来的各类纵向协作的组织形式都应该包容发展。     

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及适度规模——基于松江模式的DEA模型分析

基于微观农场的调查数据,运用三阶段DEA和超效率DEA模型,对松江区粮食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适度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管理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农场经营效率均有显著影响,对其进行剥离性分析是合理的。其中,农场主文化程度、粮食种植补贴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农场到镇中心距离与生产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农场主年龄、农田块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等变量的影响则是多元的。18组家庭农场中,最优土地投入规模为8.13～8.40 公顷。为了从整体上进一步提高松江区粮食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可以加快培育职业农场经营者,调整粮食种植补贴结构,构建高效农业技术信息传播体系,加强农场主劳动的协同性,增强经营者进入、退出机制的灵活性以及加大对有机肥、液体肥、低毒农药等的研发及推广力度,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家庭农场主对互联网农业技术选择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河北省家庭农场的数据调研

发展利用现代化技术进行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家庭农场是解决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导致农村土地闲置最直接最可靠最有效的途径,互联网技术的炙手可热无疑是现代化技术的代表,探究家庭农场主对农业互联网技术选择行为对家庭农场实现现代化农业经营具有实际的重大意义。本文利用对河北省各县市经营规模超过100亩的家庭农场问卷及访谈调查的资料,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农场主性别、年龄等12个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是否实施智能农业管理和农场主对互联网技术认可程度三个因素影响其选择新技术作用较强,对此提出促进我国发展家庭农场使用互联网技术应该提高家庭农场主综合素质、鼓励适当的经营规模,保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提高农业互联网技术质量等建议。     

非农职业经历、土地流转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效应

基于陕西省564户种植业家庭农场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家庭农场异质性基础上,采用倾向匹配得分(PSM)模型探究非农职业经历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净效应,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土地流转视角下非农职业经历影响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非农职业经历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高龄农场主非农职业经历对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非农职业经历通过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和延长土地流转期限提高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且土地流转规模的中介效应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完善具备非农职业经历群体返乡创业激励机制,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农业生态生产政策支持力度,并适度推进土地流转规模扩张及土地流转期限长期化,推动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美国家庭小农场的历史发展轨迹评述

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 ,美国家庭小农场经历了从繁荣走向衰败 ,从资源集中走向资本集中 ,从家庭小规模经营走向规模经营的发展过程 ,这也是一个国家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的必然趋势     

村办农场的可行性研究

从村办农场的现实必然性和经济合理性两方面论述了村办农场的可行性。     

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临界经营规模与发展愿景分析

本文从农户收入角度研究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家庭农场的临界经营规模。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设定农户家庭收入系数、复种指数等参数,并利用统计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现状临界经营规模为一年一熟制地区179亩、一年两熟制地区90亩;在种粮现金收益低增长且国家维持目前补贴水平的情形下, 2020年的临界经营规模为一年一熟制地区为141亩,一年两熟制地区为71亩(平均为106亩),在此临界经营规模下理论上最多可有940万农户达到临界经营规模;并认为2020年培育出200万户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也是一项富有挑战的阶段性愿景目标。     

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问题研究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具有强大生命力。但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缺陷的问题制约着家庭农场进一步快速发展。在阐明家庭农场内涵、特征基础上,从“家庭农场经营者、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与土地流转期限、劳动力结构、农业收入构成和其他认定标准”等方面进行认定,完善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以期能够促进我国家庭农场法律制度的完善,为我国家庭农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制度保障。     

小农的非合作性探究

针对目前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农村还没有全面建立的现状 ,探讨了小农非合作性存在的种种原因 ,同时 ,结合国外成功经验 ,提出了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 ,通过强化小农合作意识 ,加强合作教育引导 ,适度扩大土地规模和转移农村劳动力等措施 ,实现小农合作的途径和方法。     

无雇佣化的商品化：家庭农场的发展机制分析 ——基于皖南平镇粮食家庭农场的调研

家庭农场产生于土地规模流转的基础上,是现代农业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基于皖南平镇粮食家庭农场的调研,总结了家庭农场的三种生成路径：资本大户分包、返乡青年创业以及农村种植大户转化。现阶段家庭农场呈现出主要劳动力来自家庭内部,原始积累来自农业之外,规模具有伸缩性及促进分工细化的特征,其实践体现出农业生产“无雇佣化的商品化”过程,即家庭农场一方面显著提高了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依然以家庭劳动力为基础,少雇佣且无雇佣经理人。家庭农场是小农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现阶段家庭农场的发展宜注重小农经济的连续性,政策上给以家庭农场规模弹性的空间并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我国家庭农场的缘起与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全面推进,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类,得到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在成为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从家庭农场的内涵与外延出发,通过追溯国营农场到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我国家庭农场产生与演变的内在逻辑,分析了家庭农场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总结了当代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特点与现状。     

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分析

基于政府、市场和农民家庭的综合分析视角,考察了家庭农场兴起的过程,系统揭示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推动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实践及市场化条件下农业规模效益的增长,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两个重要外部动力。但家庭农场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农民家庭借助政府和市场等外部条件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其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方式,从而最大化家庭收入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需求的结果。农民家庭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动力。家庭农场是农民家庭同政府和市场“互构”的结果,这也充分显示出了农民家庭经济组织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前景,形塑了我国小规模农业的独特发展道路。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式家庭农场

在政策与市场的推动下,以改造传统农业为目标的企业式家庭农场应运而生。企业型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方式具有如下特征：高资本技术要素、大规模专业化经营、集约化生产管理及企业化的市场销售和风险规避方式,这完全符合政府对现代农业的期许,因而常常被树为典型。但是,因为在发展中要求较高的环境、面临较大的风险,企业式家庭农场只能是少数精英农户的选择,大多数小农无法走通此路。因此政府不应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完全寄托于企业式家庭农场身上,大量存在的小农、中农等多元经营方式作为现代农业基础,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双层经营体制与中国农业现代化

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体制,确保了粮食生产能力的现代化,这突出地表现于国有农场的农业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基于东北建三江垦区国有农场的经验研究表明,该地区历史形成的"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持续发挥作用,满足了寒地水稻大规模经营所需要的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及资金密集等条件。其内在机制是:在土地租赁制基础上,国有农场作为利益攸关方,有义务、有动力为家庭农场提供发达的社会化服务;同时由于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农业收益的密切关联特征,从事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有自觉服从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