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双碳”目标下客观识别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并合理预测其发展趋势,对于优化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构建纳入旅游产业碳排放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分布动态法、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从全国、区域尺度及时间、空间层面揭示了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演进规律及其主要成因,并利用二次指数平滑法、ARIMA模型等对“双碳”目标下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预测。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中低与中高效率占比大、低效率与高效率占比小的“纺锤型”特征,并呈现由东部地区向东北、西部及中部地区递减的发展态势;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特征与马太效应,效率较高的省份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效应,形成高效率趋同,低效率省份则产生一定的负向反馈作用,形成低效率趋同,两种现象间的两极分化特征形成显著的马太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是全国及区域层面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演进的核心因素,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强度、旅游企业规模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预测期内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地区具有带动整体效率提升的较大潜力。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行引导企业向绿色生产方向转变。对于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融资惩罚效应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约束作用,同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环境信息披露效应以及地区环境规制效应激励企业提高其环境绩效,整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负向影响小于其对企业环境效益的正向激励,证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此外,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异质性,其对于国有企业及中小型企业激励作用较大,且对于不同地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     

绿色信贷政策能助力城市碳减排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以《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中国147个地级市的732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政策的实施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并且进行了企业绿色专利和城市产业结构双重中介机制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并且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实现了碳减排的目标。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更为理想,碳排放交易试点区的政策实施效果弱于非试点区。文章给出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该综合考虑地区异质性和同期政策的影响等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信贷政策的本质是环境规制政策，它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围绕波特效应，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绿色信贷指引》政策这一外生冲击，采取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我国政府绿色信贷政策对上市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明显提高了信贷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其中西部信贷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大大超过了中东部，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相较于国企更能获得绿色信贷政策的促进作用。此外，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还发现，融资约束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即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投入。     

绿色信贷政策干扰了市场定价吗？——来自中国钢铁企业的证据

为了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综合运用金融工具开展事前预防和前端治理很有必要。但是，绿色金融工具可能影响市场原有的竞争格局和定价，进而影响社会福利。为此，文章以钢铁行业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法(DID)集中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及定价机制，从而为政策非竞争中性干预市场价格的机制提供一个直接证据。研究发现：总体上，绿色信贷政策加强了企业市场势力，该结论经过四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存在成本叠加效应和技术占优效应两大机制，成本叠加效应导致高成本企业更有动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因此企业可能通过涨价的方式将成本向下游转嫁；技术占优效应导致高技术企业更有能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融资约束对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起调节作用，同时会加强成本叠加效应，削弱技术占优效应。政策效果在企业所有权属性和所在地区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测度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重大国家战略区域视角

在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考察重大国家战略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态势及其空间差异，对于全面协同提升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运用超效率EBM模型综合测度了2011—2020年重大国家战略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全面考察绿色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各省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呈明显的上升态势，“十三五”期间，多数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相比“十二五”期间均有所提升；重大国家战略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     

产业集聚提升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吗?

适度的产业集聚可以引导区域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也是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分析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基础上,文章构建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指标体系,并以2003—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程度的提高会抑制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而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同时,研究发现不同城市规模群组中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与大型城市相比,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对小规模的城市作用更显著。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应继续提升多样化产业聚集的程度,同时也要适当考虑发展过程中各地不同的承载力,并根据城市规模的不同实施差异化政策。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面板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2003—2017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Tobit模型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并且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也具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推动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东部地区需积极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有效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提高其产业结构层次,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应主动选择性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绿色信贷能够降低企业污染排放么?——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达到减排效果,同时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调,是各方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5-2009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的发布作为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分析了绿色信贷对企业排污量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排污行为,但并非通过主动研发与技术升级的途径而实现,而是通过融资约束对重污染企业的实体经营造成负面冲击,进而使得企业被动缩减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减排。     

市场化程度、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效率

该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引入产业集聚作为中介变量,采用系统GMM方法,探究了市场化程度如何通过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从全国来看,产业集聚在市场化程度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传递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0.5%。从各地区来看,在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在市场化程度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发挥着遮掩效应;在中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可以通过产业集聚来提高区域创新效率;在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区域创新效率虽然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且产业集聚在该过程中不能发挥中介效应。因此,各地区应当在提高市场化程度的同时,充分考虑本地区产业集聚的规模,实现市场化和产业集聚的协同联动,从而提高本地区的创新效率。     

数字经济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的黑箱解构——基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将数字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剖析3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门槛模型,收集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测度其绿色创新效率,并分析数字经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大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U”型的门槛效应。第二,纵向上,有为政府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与后期显著为正,中期不显著为正;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不显著为负、中后期显著为正,且边际递增。第三,横向上,“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分别在初、中、后期主导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第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区域协同水平可分为政府市场双高型、政府市场双低型、有为政府加强型、有效市场加强型。基于此,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结合政府与市场在不同时期的主导作用,依据不同地区有为政...     

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研究： 效率测算与FDI区位选择

创新和绿色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绿色创新效率可被视为衡量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情况的重要指标。通过测算2006—2016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而从省级层面和地区层面实证分析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目前大部分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不高，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2）全国层面和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对FDI具有负向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对FDI具有正向的拉动效应；（3）环境规制强度和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同时提高能够吸引更多FDI，环境效率和创新效率提升的合力作用明显，说明环境管制和绿色发展不能一刀切地实行“关停并转”，应当同时考虑技术创新和创新发展。这些结论启示我们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创新效率，彻底转变发展思路，加快提高自生能力。     

市场化进程、风险偏好属性与企业创新效率

风险偏好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在考察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中,地区市场化异质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实际上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一致。使用人均彩票销售额作为风险偏好的代理变量考察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风险偏好体现为理性的“冒险精神”,这会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风险偏好则体现为非理性的“机会主义”,因而降低了企业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风险偏好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但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风险偏好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而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对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深化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等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在实施"互联网+"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学者们重点关注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以互联网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为切入点,梳理既有研究的脉络和观点,发现互联网发展可以通过整合区域创新要素、降低区域创新成本和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三项机制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指出今后需要对区域创新要素集聚的适宜区间、互联网对不同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互联网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时间演进轨迹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创新赋能,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新格局,形成区域创新新业态,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

在构建绿色产业综合评价体系及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区域差异和影响途径角度分析了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 绿色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 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存在正向"本地"促进效应及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其中"本地"促进效应主要通过绿色生产、绿色消费途径产生, 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绿色消费和绿色环境途径形成。然而, 作用效果却存在地区异质性, 东部区域金融集聚对绿色产业发展影响不显著, 但会通过绿色消费和绿色环境产生空间抑制; 中部区域不仅从绿色环境途径对绿色产业发展产生抑制, 且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环境途径形成空间抑制; 西部区域在绿色消费途径存在负向影响, 在绿色环境途径具有正向影响, 整体上对绿色产业发展产生促进效应。

     

绿色发展如何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基于贵州省的数据分析

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升级版,其本质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利用科学技术和制度创新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要素投入,达到节能降耗。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贵州省绿色发展对跨越式发展的影响,发现跨越式发展并非绿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其阶段性表现。革命老区与边远民族地区绿色发展未能显著提高居民人均收入,在区域上形成了绿色发展的空间断点。结果证明,欠发达地区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还是提升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及制度的不断创新。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支撑发展,在此基础上做结构、质量、规模上的调整。     

珠三角地区转型升级路径的实证研究

金融危机倒逼珠三角地区转型升级,本文基于全国经济普查的微观数据,利用DEA模型从创新效率视角研究珠三角地区转型发展路径。研究发现: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前沿技术进步趋势放缓,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规模效率超越"倒U型"顶点呈现下降趋势,技术效率对非珠三角地区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劳动密集型产业由珠三角地区转移到非珠三角地区,以寻求较低的成本和相对有效的规模效率,企业开始面临规模效率下降带来的创新效率提升瓶颈。在此过程中,非技术创新的作用开始凸显,企业需要对组织方式、销售策略等非技术因素进行改进和升级,以实现企业创新维度的新突破。     

产业政策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的最优区间——兼论补助过低引起的寻租行为

作为中国能源供应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在创新推动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对绿色能源发电产业的支持政策不断加强,政府补助政策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11—2019年234家绿色能源发电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动态面板GMM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于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呈非线性结构特征,总体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然后再抑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最优补助区间,低于最优补助区间时会诱发企业“寻租行为”,高于该区间则挤出企业自身创新投入,二者均会使企业创新行为受到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中国目前绿色能源发电企业的补助政策不尽合理,大部分企业未落入“最优区间”,其中以风能企业最为严重;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东中西部地区,发现东部地区的寻租行为相比中西部地区不甚明显,政府补助对东部地区的创新产出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补助缺口,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研究结果可为建立健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体系和提升政府补助政策效益提供参考。     

产业政策、人才密度与企业创新效率——基于地区产业政策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省级产业政策视角考察了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发布的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辖区内受影响企业的创新效率，具体表现为，与未受到产业政策影响的企业相比，受影响企业的专利申请总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及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均显著增加。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地区人才密度对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公司所在地区大学数量越多，产业政策对该地区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越显著。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析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机理，结果发现产业政策的实施减轻了企业创新对内部现金的依赖，拓宽了企业创新的融资渠道，促使企业加大对R&D的投入力度，最终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     

数字经济与区域异质性创新——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创新的内在本质,对创新行为、创新过程以及商业模式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数字经济影响创新的作用机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与创新的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对区域异质性创新的影响等角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增加企业内部研发支出进而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并且数字产业化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大于产业数字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和沿海地区创新的正向效应显著大于中西部和内陆地区,而西部地区将发明专利转化为新产品应用到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效率显著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