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安全治理

公共安全问题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管理热点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政府在公共安全能力建设、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性、市场化的安全防范组织不断壮大,公共安全领域呈现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良好态势.但是,当前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并不十分规范,在安全责任意识、安全职能定位、安全治理保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现实问题和制度困境.理念层面,需要培养合作治理共识,加强公共安全文化建设;制度层面,需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建设,建立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治理制度;操作层面,需要落实公共安全的全过程合作监管,实现城市公共安全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与规范化     

论我国灾害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法治保障

构建灾害治理共同体不仅是对灾害应对中的社会动员机制的反思,也是在践行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中的共同体战略。法治作为建设灾害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确保协同治灾的制度化和常态化,而且能够助推国家灾害治理体系和灾害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在灾害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法治保障中存在着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优化。首先,在立法中确立共同体理念,厘清主体型构及责任界分,明确非政府主体的治理主体身份。其次,拓展法律激励标的的类型,优化法律激励标的的实现机制。最后,设置协同治灾的组织机构,推进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合演练的常态化,创新灾害治理的国家监督制度。     

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理论与策略

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通观全球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有法治偏向与自律偏向之别,亚洲地区国家特有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倾向。指涉所有网络社会主体的多元治理,正日益成为基本共识。中国的网络治理问题,其出发点是社会力量的觉醒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通过有边界的网络治理民主,推进现实民主,并逐步建立起高水平的协商政治体系。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变革,其政治转型的价值在于：通过网络治理权的合作,推动全社会在重要议题上的政治协同,既寻求网络管理政策的新共识,也努力达成现实治理观念的新平衡。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文章给出了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系列操作性建议。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对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国家制度建设所追求的是治理现代化理想图景与现实进路的统一,这必然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治理实践的有效性。基于历史考察,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有着特殊的形成逻辑,自发秩序与控制秩序的交织主导着乡土社会,"双轨政治"、"国家介入"、"国家进入"、"乡政村治"、"命运共同体"是其重要的阶段特征。基于现实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进一步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呼吁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发挥更大效能。为此,需要发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治理主体上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方式上做好制度之间的有机协调,治理过程上实现多维度的整合,治理技术上借助现代化信息手段,共同绘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态图谱。     

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与价值共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五社联动”案例中的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以及社区间的运作过程、内在机制进行全景式描述，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会自发生成，而是通过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价值共创实现治理共同体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结构再造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障，政治权威和资源整合能力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条件，价值共识是治理结构再造、秩序重组的现实基础，这对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逻辑并探寻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创新路径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应用,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开启新纪元。社会治理数字化以数据平台为关键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为重要驱动力、以数字政府为领导核心,帮助解决我国城市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赋能。当前,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面临多元主体自觉性不足,协同不充分、治理体系建设不完善,发挥作用一般、人才培养机制滞后,数字人才短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难度较大等现实困境。为此,应采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数字化治理,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等创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 互联网支撑下建设机理与治理模式创新

[提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最佳单元。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从社区着手,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能够解决治理失灵问题,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维护基层安全稳定,联合打造美好社区。互联网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利器,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其建设机理为：厘清各方职责,建设责任共同体;促进交流互动,建设价值共同体;实现整体联动,建设行动共同体;推进民主协商,建设利益共同体。在互联网的支撑下,社区治理共同体从“谁来治理、用什么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么样”四个核心问题着手,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具体表现为：互联网联结党政商社群,治理主体从单一转向多元;互联网搭建平台促共享,治理资源从分散转向整合;互联网消除孤岛促融合,治理方式从孤立转向协同;互联网对接供需促匹配,治理效能从粗放转向精准。     

嵌入与交换：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

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要求构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是企业与农民、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体现。通过长期频繁的互动,在文化、社会、政治方面形成嵌入机制,这是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机制。而要维持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稳定,还需要有动力机制。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企业会在组织利益与治理参与间建立交换机制。嵌入机制与交换机制相互强化,不仅促使企业有效参与村庄治理,也可维护企业利益,为其参与村庄建设提供基础。研究发现企业的治理行为与盈利行为有机结合才更具现实可行性,这为厘清企业这一主体如何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亲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究

亲邻党建是在党建引领下,通过社区与邻居单位党组织共建,促进资源整合,壮大社会组织数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当前如何破解亲邻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社区治理服务水平不高、专业人才队伍缺乏、社区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和公众参与社区治理途径单一等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必须聚焦社区治理的问题,分析亲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意义以及探索亲邻党建在社区治理中的新路径,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遏止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必须破解体制、资源配置、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社区公共性社会资本匮乏、农村社区空心化和治理人才短缺方面的难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者肩负以下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的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的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     

Web2.0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Web2.0时代是社会治道变革中的重要变量,多元参与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被重新定义,“Web2.0版社会治理”引发出了一系列深刻思考。在Web2.0时代,权力结构需要再平衡,社会安全问题异常突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亟待健全,社会思潮流变空前活跃,社会治理面临着虚拟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因此,Web2.0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需要通过推进治理理论中国化、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完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等途径实现再造与重塑,才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     

基层公共安全监管体系的创新——以宁波试点地区为例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建立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宁波试点地区通过公共安全监管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将监管职能延伸到社会最底层,建立健全了公共安全基层监管的组织网络;同时,借助社会治理的手段吸纳社会力量,动员多方主体,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了公共安全监管的社会化运作。试点地区的实践已显示出了较好的绩效,其经验对其他地区建设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当然,在宁波模式的推广和完善中,仍需克服法规政策滞后、工作机制不健全以及社会参与范围不广等阻碍公共安全的社会治理程度的诸因素。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形势下,社会组织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在现实治理实践中,其功能发挥却面临诸多障碍。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的实地调查,从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参与结构、参与方式、参与领域、参与群体等方面,探究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层面、居民层面、自身层面遭遇的现实困境。提出社会组织需要通过政府、社区、居民转变理念,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参与机制,健全监督机制等一系列具体路径来实现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化机理及社会协同治理

网络公共事件有潜在-萌芽、发生-蔓延、深入-变化和消退-终结四个阶段,四个阶段中的目标、主题、舆论以及主体行为皆不同。以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应对网络公共事件,首先,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是一自组织的过程理念;其次,从协同意识、协同目标、组织机构和法律法规等方面创造社会协同治理条件;最后,构建利益协调、信息协同、舆情预警、协同机会识别和联动处理等机制,实现对网络公共事件的协同治理。     

善治: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治理伦理

社会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持的、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活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通过引入“善治”理念,积极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伦理,从而实现和谐之治。善治理念强调在目的上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体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价值取向;在程序上加强公民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伦理的生成主要不是靠制定伦理规则,而是靠公民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建设,其生成过程的重心在于监督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