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的互相成就意蕴探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积极的、生产性的重大实践,其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主要表现在“结合”使“外来的”成为“中国的”,成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使“传统的”成为“现代的”,成就了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使“民族的”成为“世界的”,成就了世界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互相成就”的角度研究和阐释“第二个结合”,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早期历史脉络探析

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重要命题,其提出、确立、丰富及深化的过程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之问的有力回答,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印证。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两个结合”理论应用于中国民主革命实践基础上的早期经典表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文明的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探索中国道路中,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具体革命实践;作为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中,不断生成现代化的中国新文明形态,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第二个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案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对古代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从“原则”“标准”“党员个人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极大提升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透彻性与说服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逻辑理路和实践要求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两个结合”蕴含着“理论—实践”与“理论—文化”二维双向改造、相得益彰的科学内涵,体现了严谨的逻辑理路和明晰的实践要求,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伟力。准确理解和坚定贯彻“两个结合”,对于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对于科学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跃升,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文化特征和实践指向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互动的结果。一方面体现在科学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激活,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赋予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重要元素,塑造出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成为中国道路文化根基的新时代夯实。其中,连续性赓续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根脉,创新性决定了中国道路的时代特色,统一性凝聚了中国道路的前进力量,包容性体现了中国道路的多元取向,和平性突出了中国道路的世界理念。作为新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解决时代课题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和创新性实践指向,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对推进“两个结合”的启示

毛泽东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具体论述了艺术要有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强调中国的东西有自己的规律,并通过艺术表现形式和革命表现形式的讨论,在哲学高度上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系列关于“中国化”基本原则的重要论断,内蕴普遍原理与民族形式(共性与个性)、中国化与国际化、传统性与现代化等多对哲学辩证关系,对于新时代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其二,中西文化要从两个“半瓶醋”“有机结合”为“一瓶醋”;其三,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西方“织帽子”的方法来织好“中国帽子”。     

从《实践论》和《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于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区别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根本标准，传统文化不存在抽象意义上的好与坏，也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建构起文化自觉前提下的“文化免疫”。从矛盾的角度而言，应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统一性是矛盾主要方面，对立性是矛盾次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应努力超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殊性”界限，建构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新生活样态，以此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在场”。     

“第二个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效应

“第二个结合”孕育于“第一个结合”，又具有与之不同的特质并行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它产生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是社会实践发展不断演进的结果。反过来，“第二个结合”直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从不同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不同效应。具体表现为：在造就文化新形态中，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据；在思想解放中，“第二个结合”创新了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的理论和制度空间；在相互成就中，滋养中国式现代化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确理解把握“第二个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效应，有助于深化对“两个结合”的认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以梁漱溟思想为例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说”分析世界文化，在乡村建设中接纳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并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中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而言，梁漱溟经历了从拒斥、批评马克思主义到认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在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文化主张下进行的，表达出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创造性、某些社会理想等方面的相通性，可以成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参考资源。     

中共“八大”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围化的新进展

中共“八大”前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了初步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建设方面的第一个里程碑,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阐明了它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以及基本方法，并率先开始了“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从而启动了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开始了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的探索是奠基性的，但“第二次结合”没有能够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实现。毛泽东用他毕生的实践留给我们宝贵的经验——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本土化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对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意义重大。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本民族自身特点和时代特征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自其提出初始,便已蕴含了“两个结合”的思想要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就是“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一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逻辑,也在强调作为民族重要特点的思想文化因素中,内在地包涵了“两个结合”的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析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深刻阐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时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是第二个“相结合”论断的引申与支撑,既在静态上找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与当代价值,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重大创新,又在动态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指明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历史基础和文化资源。“高度契合”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厚德载物”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新世界属性具有高度契合性。新时代新征程具备了再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是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自强的底气,两者最终又要归于理论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华文化进入到全新发展的新高度,我们更要牢牢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理路

“两个结合”是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历史交汇点提出的重大命题,对新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根本指引。在“两个结合”中深入探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逻辑理路,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历史必然,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基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需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选择。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优秀传统文化探源与实践进路

美好生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矢志不渝追寻的目标,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美好生活,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为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其中,“第二个结合”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优秀传统文化的历代更迭为美好生活积淀了如“天下大同”“皆有所养”“道法自然”“兼爱非攻”“缘法而治”等文化基因。新时代,立足“第二个结合”,充分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以“宁静致远”的价值观、“民惟邦本”的群众观、“和而不同”的天下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推动构建新时代美好生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毛泽东辨识“孔子”的理论及其时代价值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原理与历史批判方法，在“用”和“体”的层面推动了关于孔子思想的哲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辨识、批判、重释、改造儒学的重要论断和哲学成果。毛泽东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做出的历史处置和辩证思考，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在辩证生成、曲折发展中发挥科学理论与文化传统双重效用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程、意旨与路向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成果,它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起联结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理论通路。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演进历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出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要义,亦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先决条件,创造性地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问与实践之需。新时代新征程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域日益敞开,应秉持“三种精神”,为“两个结合”加注活力与生力,使其持续嬗迭意涵,扩充义理,释放效能,并在此视域下求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未来进路。     

系统研究“爱”文化的首部力作——《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评介

《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站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发展的视野中深入系统地梳理了"爱"的概念及其渊源,从"大爱精神"的视角上来审视和实践"大学文化"建设,对于推动以社会主义核心理念价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文化和大学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价值。     

“正德、利用、厚生”：实践概念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兼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实践概念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起着关键的基础性作用。学界长期以来对实践概念的关注和研究,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以毛泽东《实践论》为代表的实践理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概念。新时代,同样应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正德、利用、厚生”的文化基底上,把“人民中心”“创新本质”“生态文明”“问题意识”等重要思想与实践概念相结合,进一步充实实践概念内涵,从而重新发掘“人”在中国传统哲学和实践概念中的主体性含义,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实践概念;同时,也应立足于中国话语,通过反思实践概念的中国化时代化,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规律进行初步探索。     

《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及其中国化的当代价值取向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重要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载体。它是在西方文化革命、科技革命和哲学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具有文化、科技和哲学底蕴以及普遍的科学和实践意义。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为国服务”概指为国家的发展服务,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继承性、未来性、区域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新目标追求、新价值标准扣新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