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税收政策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税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在我国推进“双碳”目标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既能用税收优惠方式吸引全社会参加低碳行动,又能推动高碳排放主体变化,化解低碳发展难题,从而成功实现各自的双碳目标。但我国现行税收体系在推进碳减排中仍存在税收政策激励性不够、推动作用有限、约束力不强等问题。为了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我国应在借鉴国际碳税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碳定价机制、节能减排税收优惠政策,充分释放绿色效应,推动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舆情事件网民话语表达探析

网络空间作为公众话语表达的重要渠道，越来越受到广大网民的青睐。在近年的网络舆情事件中，网民群体改变了传统格局下的话语生成和表达方式，直接参与关涉各种社会事务的舆情事件中。网民话语表达不仅是网民情绪、态度、意见和行为的话语文本呈现，是话语文本生产、消费和动员的意义交流及互动的话语实践过程，而且网民对舆情事件进行解读和重构还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一方面，话语表达能够体现主体的社会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话语表达可以实现建构“自我”与社会的关系。     

中国的“双碳”目标与实践:形成逻辑、现实挑战、社会风险及推进进路

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气候危机,中国于2020年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该目标的形成基于“气候恶化的事实与影响—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制度倡导—推进碳减排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行动”的演进逻辑。由于“双碳”目标属于政策驱动型目标,因此面临碳交易市场效能有待检验、“双碳”立法缺失、“双碳”技术薄弱、“双碳”多元利益主体“缺场”等挑战。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空间正义失衡,人群利益受损,运动式、休克式减碳等社会风险。推进“双碳”实践需要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学界”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性架构:在政府层面进行制度创新和立法推进;在社会层面培育民众的“双碳”意识,积极建构“低碳”社会;在企业层面加强低碳技术革新,开发绿色产品;在学术界层面积极开展“双碳”研究,加强“双碳”专业人才培养,从而共同推进“双碳”目标的达致和绿色发展。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选择,事关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效果与经济发展全局,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应当采取"三三立法策略"。即在立法的总体布局上,分为三个组分,每个组分再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专项法律的制定宜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先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定";第二步再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第三步在条件成熟时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其次,在国家立法的横向层面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专项法律;二是修改或制定推进低碳绿色发展的相关法律;三是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再次,在立法的纵向层级上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制定或修订全国人大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专项立法和相关立法;第二级是制定国务院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行政法规;第三级是制定地方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地方性法规。此外,还要制定相关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碳达峰碳中和的学理阐释与路径分析

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具有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多重战略意义。碳达峰碳中和既是科学问题,也是政策问题。基于"环境—社会—经济"包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框架,碳达峰碳中和实质上是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的复合影响。其实现将遵循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负排放技术和自然碳汇的路径,分别以降低绿色溢价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作为充分和必要条件。中国将以收紧目标约束,提前达峰、削峰发展,明确方向性问题,制定差异化行动方案,促进多层面、多主体社会治理为政策导向,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从《论语》“问孝”四章的英译看正副文本对话语基调的体现

文章以19世纪早期《论语》四个版本的“问孝”四章的英译为例,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视角探讨了正副文本在体现话语基调方面的手段和作用,正文本作为译本的主体,译者主要通过运用语气、情态等系统资源来体现话语基调;副文本作为正文本的补充,译者通过副文本向读者提供话语参与者的地位和认同维度信息来建立起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显性的信息共享来体现话语基调。译者如果在需要副文本的地方没有向读者提供副文本,就需在正文本增加此类信息,以达到显化话语基调的目的。      

圣人，圣言与圣行：作为一种经学判断的“孔子作《春秋》”

从观念构成及话语运作来重访“孔子作《春秋》”的争议问题,可将这一声明解析为三项话语要素：即作者、文本与书写。在汉代,对《春秋》作者的溯归与形塑,关联着《春秋》文本和书写的定位,三者协同运作,表征着不同的经学立场与判断。在中国经学话语空间中,诠释主体与话语系统是相互生产的,而圣人、经书与书写这样的观念更需要被视为话语系统内部具有自我指涉与交互指涉意义的符号。“孔子作《春秋》”这一经学声明极为典型地体现了话语述行的能量：经学诠释主体通过言语行为的反复实施来构建话语事实,也施行经学实践本身。     

“碳政治”话语的构建、传播与中国化：自主知识体系视角

“双碳”话语(政策)被纳入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并成为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目标和实践进路,使得“碳政治”成为继“可持续发展”之后国际绿色话语实现国内主流化的又一个实例。30多年来,国际“碳政治”话语(政策)体系的构建与传播,经历了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初步形成、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及其发展议题挑战、《巴黎协定》与“国家自主(碎片)化”落实架构等三个主要阶段,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表现为对这一不断演进发展中话语(政策)系统的、从“低碳”逐渐转向“双碳”目标指向的国内化适应与重构。中国“碳政治”话语(政策)是一个以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自主性立场与认知行动为根本特征的“自主知识体系”,但其进一步拓展完善,也需要深入思考环境人文社科议题上国家(地方)自主性与全人类共同性之间关系、环境人文社科自主知识体系与学者主体性之间关系等基础性议题。     

从林纾的翻译探析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

“民族主义”是晚清“救国保种”背景下的根本性话语架构,而翻译话语在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晚清翻译家林纾的影响巨大,其与魏易合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正出版于晚清民族主义巨型话语兴起之际,在多个修辞层面呼应了这一时代主题。译者在翻译文本中倡导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植入国族共同体想象,与时代话语场呼应和互动,帮助开启晚清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新民思想,参与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再现晚清社会的时代追求。译本体现了晚清译介对社会意识的建构作用。     

基于话语分析与公共治理视角的新媒体事件话语生产类型及叙事模式

以逻辑分析和框架描述的“类型-权力”分析视角为研究工具,即“类型学社会话语”分析法,分析新媒体事件的“类型箩筐”及其“话语场域”,将新媒体事件归纳为4类话语：国家（民族）话语、公共话语、民粹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分别体现了官方意志-爱国主义、公民性力量、戏谑狂欢精神和文化建构逻辑,为日益频发的新媒体事件提供框架性的质性认知。分析认为,新媒体事件的话语生产方式代表了一种创新的媒介逻辑,这种新型逻辑推动着“媒体-公民-政府”三者的互动,重构着权力配置机制,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公共治理路径的转型。     

话语研究视域下的中美轮胎贸易纠纷

话语互动是贸易纠纷的重要构成部分,对贸易纠纷话语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把握纠纷的实质与应对策略。初步论证了贸易纠纷话语的内涵、特征与研究思路,并以此为基础对中美轮胎贸易纠纷中中美双方的话语互动进行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考察。就话语的宏观使用过程而言,中方在话语主体布局、话语渠道占有和话语主题设置上均有一定不足;从微观话语策略操控的角度来看,中方在挑选潜在论据、迎合听众需求和选择表达手段三个方面尚有很大提升空间。正视话语在贸易纠纷中的关键性作用、重视话语互动的方法与原则是中国应对贸易纠纷的一项当务之急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钢铁企业实现碳减排的路径分析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的正式敲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系统工程列为2021年的重点任务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碳减排定义、碳减排特征、利益相关者理论;其次阐述了碳交易市场的主要参与主体及参与要素;再次提出了包括强化统筹规划引领,排放总额合理限定;完善监督管理体系,保障效能高效发挥;健全人才引进机制,扩宽人才建设渠道;完善内部管理体系,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最后得出了钢铁企业作为能源密集型企业,面临着绿色低碳转型和履约碳减排两大重要挑战。要利用好碳交易市场这一平台,积极落实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自觉承担起钢铁人的责任的结论。钢铁企业是转型升级和大气污染治理的“主战场”,上述建议有助于补齐钢铁企业绿色低碳短板,助推钢铁企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言说与倾听──从《罗亭》看权力话语下文本中的两性关系模式

“言说”与“倾听”是传统文本中典型的两性关系模式。男性言说,女性倾听是父权体制下的话语结构。这一权力话语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以男性为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中心的叙事结构,体现了主流文化将男性作为创作主体、把女性作为文学作品中附属物的角色规范。对《罗亭》的重新解读,旨在揭示女性在文本中的倾听姿态是由于她们在历史中的被迫“缄默”和“匮乏”;女性的“语言拜物教”倾向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的结果。     

从罗布·格里耶看"新小说"的话语构建

本文以罗布·格里耶为例，剖析了法国“新小说”在理论和文本创作中对传统小说话语的反动、话语模式的内涵、这一话语构建过程中体现的话语秩序以及话语模式对当代人文科学主流话语的整体呼应。文中认为：“新小说”在对传统小说话语反动的同时，就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文本话语，而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话语构建的圈内、外控制原则；根据人文科学诸学科“知识公因”的学说，“新小说”体现了当今社会中人的矛盾状况以及陷入这一状态中的无力和尴尬。     

"革命样板戏"中的群众——英雄话语探析

群众-英雄话语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化石。“文革”期间,它被纳入国家权力机器,充当了激进文化派消除意识形态异己的话语霸权。作为话语,它以否定性形式而存在,其生产主体也呈现出“有”与“无”的矛盾态。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语录”随时控制着戏剧文本,规定人物的命运,另一方面,光线、构图、歌舞等技术因素也参与了话语修辞。历史证明,这种对话语的极度“提纯”的实验,不过是一场造神的虚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热点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作为气候治理的行动派,我国正在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利用共词分析法聚焦我国近三年来出台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政策目标热点和政策手段热点。结果表明：我国现有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目标明确、手段多样;其中,碳达峰碳中和是核心目标,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抓手,绿色金融和科技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总体而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1+N”政策体系已经建立但仍需逐步完善,尤其是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制定领域。     

气候正义是气候治理的基础

气候变化自始存在正义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绕不开正义的维度。气候治理应以气候正义为基础,气候制度也应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导向。有关气候正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和气候治理一样主要集中于国际层面和国家主体之上,但两者实施起来都困难重重。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突破口,气候正义在地方层面同样存在且同样重要,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行动中也应贯彻和体现气候正义的理念。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与路线图研究

实现中国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科学制定减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需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减排与发展、局部与总体的协同关系。为此,应用自主设计并构建的国家能源技术模型(C³IAM/NET),提出了兼顾经济性和安全性的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了中国碳排放总体路径、行业减排责任、重点技术规划等多个层面的具体行动方案。结果表明：当2060年碳汇可用量为10～30亿吨时,为达到低成本和安全实现“双碳”目标的要求,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下,中国需在2026—2029年间实现碳达峰,峰值不超过127亿吨CO₂(含工业过程排放);2060年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部门;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能源结构需加速转型,但2040年前中国仍将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2030年煤炭占比不低于44%。在全国和行业路线图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实现全国“双碳”目标对应的钢铁、水泥、有色、化工、建筑、交通、电力等重点行业的碳排放路径和技术布局方案,为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可操作性的行动方案。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创新的逻辑理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话语格局悄然发生变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等科学性理念和实践方案被更多的世界民众所了解和接纳,中国外交迎来“升级”的新时代。为了更好地回应世界的期待和关切,中国共产党加大对外发声力度,以理论创新推动话语创新,构建了一系列具有引领和导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丰富了人类现代化的话语实践。在理论层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创新以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为根基,坚持“两个相结合”论。在现实层面,科学地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创新的时代诉求,把握中国立场与世界指向的关系。在实践层面,有针对性地打造话语内容、话语风格、话语平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话语道路。在价值层面,实现了对人类文明形态创造图景的积极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