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经济结构与资源型城市就业——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

文章抓住资源型城市最突出的经济特征,从经济结构的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认为单一的产业结构和偏国有的所有制结构抑制了环境规制就业创造效应的发挥.利用中国2005—2016年282个城市(包括112个资源型城市和170个非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对于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就业效应均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当产业结构越过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就业由促进转变为抑制作用,相反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则由抑制转变为促进;当越过所有制结构门槛值时,无论是资源型还是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都会对就业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做优做强第二产业,降低国有企业投资比重,是解决当前资源型城市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环境规制下绿色金融驱动产业绿色发展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是提高环境绩效、推动产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鉴于此,本文基于我国2006—2018年29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对我国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并使用系统GMM方法分析环境规制下绿色金融对产业绿色发展产生的动态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发展,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当期产业绿色水平会受到上一期产业绿色水平的影响;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对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有空间异质性。本文的研究为环境规制及绿色金融对产业绿色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我国推动产业绿色发展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这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2003—2016年26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兼有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Windows-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和非可加性面板分位数回归（QRP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且纯技术效率变动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2）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3）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较低的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较高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绿色技术创新与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技术创新正逐渐替代传统的技术创新成为研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的着眼点。为此，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及政策支持等方面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依据矿区相关的配套服务体系和利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建设生态工业园区，以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与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倒逼转型”还是“规制俘获”

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除承担转型调整成本外,还面临高昂的沉没成本。为避免陷入“资源优势陷阱”,政府试图通过环境规制来约束企业的负外部性行为。通过构建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的双方动态博弈模型,并将绿色声誉对二者行为的约束、得益引入模型,探究环境规制能否诱导资源型企业的绿色行为选择。研究发现:精心制定的环境规制能触发企业绿色行为选择,但资源实际控制者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间易出现“规制俘获”;声誉机制透过政府公信力损失与得益,媒体披露影响力度与利益相关者态度,可有效约束监管部门被“俘获”行为,遏制企业寻租的可能性,间接倒逼待转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企业违规处罚力度的增加,在倒逼其绿色行为选择的同时,也降低了监管部门被寻租的机会。     

环境约束下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测度

利用SBM模型测算包含环境污染产出的40个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并与传统DEA模型测算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总体能源效率较低,在不考虑环境约束情况下,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将被高估;再生型城市能源效率值及有效决策单元比例高于衰退型城市;环境污染因素及劳动投入成为影响资源型城市非能源效率有效的主要因素,资源型城市尤其是衰退型城市更需要节约能源与保护环境。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存在促进作用,且融资约束均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虽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我国环境规制减贫致富效应研究

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角度出发,本文提炼出衡量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并以之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05—2018年中国大陆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我国环境规制的减贫致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经历一个由阻碍到促进的"U"型变化;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阻碍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且东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表现为"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低于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将阻碍减贫致富进程。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高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会促进减贫致富。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

我国现行刑法在环境资源的保护方面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依然在环境资源的形法规制、范围和环境资源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等诸多方面存在不足。当前,我们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人类利益主义和自然利益主义相结合的刑事立法新理念,从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体系、保护范围、环境资源犯罪构成的规定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我国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     

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的路径分析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与转型有特殊的规律与特点。通过对这些规律的把握,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城市的发展规律,引导这些城市实现新的繁荣与更大的发展。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空间效应——基于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准确把握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是科学制定有效环境规制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得出了以下结论：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正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俱乐部”效应,大部分地级市表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直接、间接效应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环境规制不仅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绿色创新效应,而且还能产生更大的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基于此,提出相应可促进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

解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政策差异,并考察随企业、产业及经济环境三层面因素的变化而引起的倒逼效应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考察规制效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相对最强,市场型规制的效果次之,公众参与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初步显现但相对最弱。环境规制的创新倒逼效应随着地区内企业环境责任水平、产业集中度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变化而发生结构性改变,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及单一门槛特征。要确保工业企业绿色发展,除了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外,还应从企业环境责任、产业集中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制度环境等多角度立体式促成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发挥。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表征形式,也是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EBM-ML指数法测算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验证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主要增长源是工业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先促进后抑制的,而行政命令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却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传导路径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规制工具,其发挥的中介效应有细微差异。     

资源型城市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发展是个世界难题。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源型城市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方面都很重视财政的支持作用。我国资源型城市目前面临着很多困难，如社会保障不完善，环境恶化，人才流失，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解决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困境对策主要在于通过财政的积极介入，完善转型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矿枯城废”背景下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基于115个资源型地级城市的实证分析

资源型城市利用自身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城市环境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大面积的结构性失业给资源型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本文根据2003—2016年我国115个资源型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就业效应,对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资源种类的资源型城市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型城市,其影响程度由强变弱依次为衰退型、成熟型、成长型、再生型.(3)矿业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森工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根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结合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关系合理制定环保标准,在保证就业的情况下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实现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超效率EBM模型和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精准识别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对于我国构建绿色发展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运用超效率EBM模型测算2005—2018年全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借助GMM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主要呈W型变化且存在区域差异;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溢出示范效应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间接影响,其中,技术创新效应表现为“遵循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要素替代效应表现为要素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溢出示范效应则表现为外资技术的“减量效应”大于“提质效应”。     

发展绿色交通的环境规制工具创新——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分析

基于外部性理论,从绿色交通和环境规制的理论分析展开,通过对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以及隐性环境规制工具推动绿色交通发展的作用进行现实考量,梳理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在绿色交通应用中的诸多问题,并指出政府可着力从完善绿色交通法制、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推广信息公开、建立宣传培训合作机制、加强规制工具的协同运用等方面来进行创新,进而推动绿色交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