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与政策建议

如何促进数据要素流通、释放数据价值是亟待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建设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为破解数据要素流通难题提供了可行方案。从统一大市场的基本内涵和数据要素的特殊属性相结合角度来理解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的科学内涵，是指“统一”的数据产权制度、流通交易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安全治理制度，基于效用敏感性的数据要素“大”生产、基于生态圈的数据要素“大”分工、基于双重信任困境的数据要素“大”流通以及基于场景依赖性的数据要素高“质量”,基于网络效应的“竞争机制”、基于成本结构特性的“供求机制”和基于数据外部性的“价格机制”。从数据要素市场演化的历史逻辑，数据要素助推经济增长、赋能产业资本循环的理论逻辑，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建设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具有必然性、科学性和必要性。据此建议加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建设，消除阻碍数据要素跨部门、跨平台、跨地区流通的壁垒；坚持分层次、分区域逐步推进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完善数据安全治理框架，筑牢数据安全防线。     

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制度需求与法治保障

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应从数据要素市场运行的内在机理出发,明确市场运行和发展所需要的各项制度需求并建立系统性的制度框架,嵌入适当的法律调制以促进和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当前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面临制度规则不清晰、交易组织不健全、市场发展不成熟、治理监管不到位的现实困境。需明确数据的权益性质及权益归属原则,加强数据交易基础设施及中介机构的发展建设,健全数据定价和数据交易相关规则制度,维护数据流通利用竞争秩序,落实数据流通利用安全保障,完善数据治理监管机制,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视角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数据交易流通的三元治理：技术、标准与法律

数据交易流通事关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大局,但其法律意蕴尚未明确,实践痼疾有待梳理,整体制度亦付之阙如。双方或多方之间对数据控制权的自愿转移与分享,使得数据交易流通主要体现为“数据共享”与“数据再利用”,而非“数据转让”。数据交易流通面临技术、标准、法律三大困境,作为优先机制的技术、作为转介机制的标准与作为底线机制的法律共同构成回应挑战的三元治理体系,并藉此奠定了数据要素市场中数据治理的基础架构。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法治推进——兼论《数据二十条》相关条款设计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与水平决定了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动能的程度,对加快数据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提是明确数据产权归属,基础是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是健全高效的定价机制,底线是保障数据要素安全发展。我国虽已明确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地位,但相关法律尚未明确数据的产权归属,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尚未建立,数据要素定价机制尚未明确,数据要素市场交易与监管的边界也尚未清晰,所有这些阻碍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充分实现。故需立足数据要素市场的特征与现实,以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促进数据动态权属流动,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机制,同时厘清数据监管边界,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安全发展,实现数据要素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的市场化配置。     

从保护到流通：我国数据治理范式反思

“以保护促进流通”的策略仍然是当前数据治理的首要逻辑,在此策略基础上,形成了以数据权益保护为基础的数据治理范式。然而,以数据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治理范式影响了数据库赋权、竞争法保护的司法实践,阻碍了数据流通利用,进而影响数据要素价值的实现,需重新进行数据治理范式选择。通过考察我国顶层设计与社会实践、欧盟的数据治理立法进程、美国数据治理制度的发展趋势发现,数据的价值实现有赖于数据流通。但是,目前尚未形成相应治理范式对数据流通予以支撑。证成数据流通治理范式,并以此为基础指导建构我国数据基础法律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数据治理范式应以数据分类分级为工具,以有利于数据流通为前提,以数据权益保护为保障,结合不同应用场景赋予数据主体相应的数据权益,才能呼应数据“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     

论我国商业数据产权制度之构建

商业数据产权制度是数据要素市场的基础制度。当下商业数据产权制度体系构建面临着规范对象边界不明、确权授权属性不清以及对产业实践回应不足等现实困境。考虑到商业数据客体的特殊性、所涉法律关系的利益多元性以及数据竞争、数据交易等不同领域的差异性，为解决商业数据产权制度供给难以满足实践需求的困境，应当从基于关系进路理解权利、克服单一制度模式选择两个方面调整商业数据产权制度构建的理论依据。在竞争制度外，专门构建商业数据的有限排他权，为其配置相对受限的禁止权能以及较低门槛的许可权能，并对商业数据进行科学分类分级，统筹协调商业数据与公共数据的关系，以保障商业数据交易流通和有效利用。     

《民法典》之数字经济治理效能论析

数字文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颠覆式创新引发既有法律制度在法律关系、法律价值、法律体系三个层面的变革。中国《民法典》诞生于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从规范数字经济要素、数字经济活动以及数字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民法典》的数字经济治理效能体现为:以私法自治原则为前提，以共商共治共赢的合约治理模式为基本路径，实现多主体、多手段、公私法规范协同下的数字经济“共治”；规范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兼顾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流通使用，实现以良法夯实数字经济的“善治”；《民法典》规范并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同时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也在不断延伸拓展《民法典》的适用范围，推动《民法典》吸收、凝练新的内涵，实现《民法典》与数字经济的“现代”协同发展。     

“数据要素×”赋能制造业：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数据要素在工业制造领域具有很大的应用空间,《“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将工业制造作为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重点领域。从理论上看,数据要素在制造业领域的乘数效应发挥,其理论基础是数据化理论、工业互联网理论、数据生态理论、数据驱动决策理论、商业模式创新理论。数据要素赋能制造业,可以从制造业的研发、生产制造与服务能力等流程全面应用数据要素实现,也可以从数据要素为制造业提供模拟、仿真、优化、控制、预测等维度来实现。在政策上,要强化数据文化,推动数据互通、共享、复用;在制造业数据相关的底层技术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出适用制造业数据开发的通用工具;推动算力、算法、存储等相关配套设施与数据要素协同,支持数据要素相关的数据经纪人、数商、交易服务机构等协同发展,建立健全良好的数据生态;推动建设国家制造业数据中心,完善国家、地方、行业、团体的分级体系,对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形成区别化的分级分类制度;强化制造业数据的安全保护标准,引导、推动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加强数据安全自律,完善数据安全体系建设。     

系统观念下数据跨境流动的治理困境与法治应对

作为数据共享与开放的重要途径与形态，数据跨境流动能够通过提高数据要素的生产和流通效率，实现数据资源要素的高效分配，推动全球社会福祉的整体增进。数据跨境流动不仅关乎国家主权、公共安全、商业利益、个人隐私等多元价值和多维利益，还需统筹兼顾与域外法律制度和执法方式的衔接，因而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包容性。故此，须引入系统观念，考察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以推动形成系统效能最优。具体而言，将系统观念作为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以系统观念为指引理念，完善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法治规则，特别是完善数据跨境分级分类监管制度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体系；以系统观念为指引方法，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协同共治机制，强化各行业、各部门、各区域的联动监管和信息互通互认；以系统观念为指引路径，拓宽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合法性渠道，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完善，积极主动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法治规则的设定与施行，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     

内蒙古边境牧区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理论意涵、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围绕内蒙古边境牧区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展开研究,深入探讨其理论意涵,揭示治理主体多元协同化、治理制度完善规范化、治理措施动态有序化和治理工具智慧网络化等核心要素。同时,从现实出发,分析内蒙古边境牧区在应对草场纠纷、草原火灾、动物疫情、非法信贷等社会安全问题时,所面临的理念滞后、制度缺失、主体协同不足和技术支撑薄弱等现实挑战。为破解这些难题,提出加强文化建设树立牧区新安全责任观、坚持制度导向实现重点治理与常态化预防相结合、推进主体协同构建牧区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以及提供技术辅助提升社会安全治理效能等路径选择。     

区块链技术与国家财政治理

政府权责边界清晰、信息公开、高效的绩效监督是发展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现代财政治理体系的关键。我国财政治理体系在围绕关键点的发展过程中，面临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财政征管机制不健全、预算管理体系不完善、财政透明度不高等治理困境问题。以信息透明可追溯、数据不可篡改、分布式记账为特点的区块链技术，与财政治理中对数据公开、安全、准确的要求之间有着内在的耦合性。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和优化财政治理体系，但还面临财政金融领域成熟应用较少、数据处理能力有限、存在数据安全隐患、灵活性不足，与政府财政治理理念存在差异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应加强区块链在财政治理场景的尝试，优先发展跨机构的联盟链，强化中心化核心应用与非中心化区块链应用的混合模式发展，以及推动政府财政治理理念的创新。     

中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当前农村人口致贫返贫的主要原因。在农村健康振兴及脱贫攻坚大背景下,文章试图探究医疗保障对反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发展提供参考性意见。文章以CFPS数据为例,利用FGT指数从年龄分布、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和地区分布四个方面探究我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效益。另外,还利用两部模型探究各因素对就医选择和医疗支出的影响,间接分析各因素对医疗贫困的减贫效率。研究表明,针对年龄越大、学历越低、收入越低以及西部贫困地区来说,贫困发生率下降较大,但当前我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效率仍然不高,长此以往会限制其反贫困功能的发挥。建议医疗保障制度的设计要更多地关注贫困老年人,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促进医疗保障反贫困效率的提高。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理性思考

在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阶段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 ,应由生产安全转为流通安全、物流安全 ;由产量安全转向能力安全和主产区农民的就业和收入安全 ;由供给数量安全转为兼顾供给价格安全。近期中国粮价小幅度上涨 ,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周期性表现 ,不应把它看成是对我国粮食安全的严重威胁。粮食购销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 ,提高农民收入和粮食生产能力 ,与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是一致的。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持续健康发展,把握新工业革命浪潮,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内涵,揭示其理论逻辑、战略价值和实现路径。结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与相关论述,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解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所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保障,对比分析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现状,以客观把握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与不足。分析在内部面临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与环境约束、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还需提升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外部遭受贸易争端、技术封锁、人权和意识形态威胁、国家领土争端等“修昔底德陷阱”的压力下,新质生产力破解经济高质量发展难题的战略指导意义。进一步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构建坚固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两者相得益彰。最后,提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注重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从内部加强自我建设,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打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支撑构建强劲有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大数据时代农村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当前,我国农村生态治理已取得长效发展,但也面临着共同体理念淡漠、信任性组织松散、对称性信息堵塞、技术性监管悖论等问题与挑战。农村生态治理数据人才主体缺失、数据监管体系薄弱、政务数据信息传递遗漏、生态技术伦理道德欠缺是造成农村生态治理式微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必须将大数据技术嵌入农村生态治理,提高农村生态治理效能。革新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完善数据治理的网络机制,重塑数据治理的信息平台,完善数据治理的监管体系,建立生态治理数据决策模式,以实现大数据时代农村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 收入与财产

中央政府多次提出,加快健全以社会保障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保障再分配效应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进行综述和评价,总结和审慎回顾社会保障再分配作用的理论和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基于三个视角：一是以年度收入为基础,分析社会保障制度缴费和支付对居民收入产生的当期再分配效应;二是以个人终生收入为基础,分析社会保障制度的终生纯受益对居民收入产生的长期再分配效应;三是基于财产的视角,分析社会保障未来可获得的总收益对居民家庭财产分布状况的再分配效应。关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效应的现有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需要在规范研究、实证研究以及政策效果等方面有所提升,以更好地评估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为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提供政策依据和支持。     

构建和谐社会的财税对策研究

为消除我国现阶段存在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人与自然之间的多种不和谐现象,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论证分析及借鉴国外的做法,得出了财税对策的构建,应在遵循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原则下,按照制度构建、政策选择、非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社会保险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资源税、开征环保税种等途径,促进地区间经济均衡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结论。     

城乡融合发展中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必要限制与合理扩张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是大势所趋。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必要限制与合理扩张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发展的关键,土地增值收益公平补偿和合理共享是土地发展权分析视角的核心要义。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构建需体现以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功能、以土地利益分配正义为核心的社会功能以及以土地财产属性彰显为核心的经济功能内涵。同时,应妥善应对土地资源利用中存在着的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在推进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中,须在把握差异性的基础上适度突破限制,构建合理的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以达成分配正义,完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以提高农民满意度,更应注重政府干预的合理边界以减轻政策风险,从而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     

基尼系数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基尼系数并不能有效反映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真实状况,而我国居民的绝对贫困率水平是更能反映收入不平等实际状况的判断指标,比基尼系数更能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能真正反映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政府应该采取适当措施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包括在城市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以提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