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影响因素探析

“电话焦虑”指的是对电话沟通的回避,行为上降低接打电话的频率或直接拒绝接打电话,心理上对接打电话产生焦虑、排斥等负面情绪。本研究采用探索性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并对访谈结果进行三级编码,分析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媒介因素、个体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情境因素是社交媒体时代导致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重要因素。     

重构与再定义:个体与社交媒体幸福观的互动——基于王宝强离婚事件的分析

社交媒体凸显了个体的主体性,使个体能自由言说,获得"可见性",并赋予个体新的思考内容。通过以王宝强离婚事件为经验材料,对个体与社交媒体在幸福观上的互动进行考察发现,在社交媒体上,用户个体自我、个体相互之间、个体与社交媒体之间等都存在竞争、冲突、顺应和同化等不同程度的互动。在竞争、冲突中,个体的幸福观得以"可见",影响了社交媒体对幸福观的呈现;与此同时,社交媒体通过构筑信息环境等手段改变、更新了个体的认知图式,进而实现对个体幸福观的建构。通过对情境的定义,个体与社交媒体的幸福观都实现了重构和再定义。     

数字空间视角下社交网络身份画像研究

随着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日臻完善,社交网络发展也更加强劲,数字身份天然成为网络社区的标识符。伴随着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持续发展,以及数字经济程度不断加深,数字身份识别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唯有全面认识数字身份、数字身份认证,以及数字身份管理系统,才能切实保障社交网络环境中“氧气”的清洁与清新,防止“雾霾”污染个人信息。未来社会,社交网络会进一步扩展数字身份识别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身份信息无缝衔接和无障碍处理,而如何保障个人信息固有的边界已然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     

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成熟发展既助长了谣言传播,但同时也为辟谣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辟谣是否产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是否受到影响而做出改变,个体的谣言修正行为可被视为辟谣效果的真实体现和反馈,具体可分为删除谣言信息和分享辟谣信息两种行为.为了理解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厘清多种社...     

社会心理机制与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的研究 ——以新冠肺炎(COVID-19)谣言为例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成熟发展既助长了谣言传播,但同时也为辟谣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辟谣是否产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是否受到影响而做出改变,个体的谣言修正行为可被视为辟谣效果的真实体现和反馈,具体可分为删改谣言信息和分享辟谣信息两种行为.为了理解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厘清多种社...     

“后真相”：信息交往关系的视角

就社交媒体对新闻生产构成何种影响而言,研究多集中在内容选择、模式转换与理念重塑等方面,对社交媒体引起信息需求变化及其隐喻的交往关系转变却较少关注,信息交往关系变化恰恰是社交媒体产生的主要影响。因为,新闻不仅是内容呈现,更是信息交往关系的具象化体现,蕴含着不同媒介形式下信息主体间的关系互动模式。“后真相”作为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现象的典型体现,本质上是信息交往关系变化的彰显,对该问题的探讨需要回到这个现实语境。      

社交媒体政府可持续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Y市模式”的经验借鉴

社交媒体政府是电子政府2.0的代表形式。现实的公共行政运作证明了社交媒体政府的诸多优势，但社交媒体政府的发展也面临着多重挑战。根据“Y市模式”这一典型的社交媒体政府，基于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分析了影响社交媒体政府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政府的兴起与发展取决于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协同驱动，并受制于社交媒体政府目标与行政体系融合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政府的运作效能亦同其所嵌入的组织结构复杂性息息相关。因此，政府应运用系统化的策略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转型。此外，鉴于“Y市模式”的实践，文章也探讨了我国社交媒体政府的未来发展方向。     

社交媒体研究的知识结构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以美国科学引文（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8-2017年社交媒体相关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展开文献计量分析,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示社交媒体研究的知识结构与热点前沿。研究发现,国外社交媒体研究的关注点经历了从用户个体行为转至信息传播机制,再转至媒体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过程,反映出从微观至中观再至宏观视野的整体线索。基于技术赋权带来用户生产内容的背景,社交媒体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使用行为和网络公共空间民主化两个议题上。同时,社交媒体研究的发展前沿分布在两个维度,即对社会效果的探讨以及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关注。     

社交媒体上科技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控制——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双黄连事件”为例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也使虚假信息泛滥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社会问题。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双黄连事件”在我国爆发就是一个例子。本文将该事件作为社交媒体中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案例,以其在微博上报道和讨论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虚假信息的产生原因和纠正机制。研究显示,“双黄连事件”是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典型案例,揭示了科学、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与公众科学传播之间的差异、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与媒介的规范及工作方式之间的差异是其发生的深层原因;疫情初期社会公众的焦虑情绪和社交媒体平台运作方式直接推动该事件的发展。     

社交媒体中关系融入的认知机制研究——基于相似性视角的分析

社交媒体作为自我呈现和数字交往的重要媒介,也是社交用户之间关系形成和维护的平台。其中,如何提升用户的关系融入成为数字交往的核心议题。本研究以用户间相似性为切入点,运用社会认同和自我扩展认知理论解释相似性引发的认知困境,探索基于用户间相似性的社会认同的机制,引入认知需求以规避用户间相似性对其自我扩展的消极影响。研究发现,用户间相似性与社会认同正相关,与自我扩展负相关,而用户社会认同和自我扩展均会提升用户社交媒体关系融入。针对认知需求较高的用户,社交媒体可以减少相似性机制的影响,从而提升用户自我扩展认知,实现社交媒体关系融入。     

社交媒体从头部到全局的情绪设置效果——基于格兰杰因果分析

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传播复杂多样，少数最为热门的头部内容是否能够设置甚至操控全局的情绪？文章以新浪微博在1 095天内的5 734 818条帖子作为样本，使用文本挖掘与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探究头部帖子的情绪比例变化对其后全局帖子的情绪比例变化的影响。分析显示，社交媒体极小部分头部内容的情绪能够影响全局意义上的情绪比例和变化，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精准操控效果，影响着全局意义上的用户“以什么样的情绪说”。该研究对于探究网络社交媒体环境的公众情绪引导、规避资本力量的情绪操控风险、丰富从“议程设置”到“情绪设置”的理论路径有着现实意义。     

基于传播诱因的社会化营销传播研究

近年来,各类形式多样的社交网站激增,社交媒体用户也达到了前所未用的规模,新兴的社交媒体正以风驰电掣的速度给互联网用户带来了一场社交变革.本文正是以互联网用户的传播诱因作为出发点深度解析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进而对企业的社交营销给予建议.通过研究表明,用户的社交传播动机可分为:自我表达,身份认同;信息易感,资源分享;利益驱动,行使传播权三种类型.以用户的心理动机为理论基础,结合微博、微信等给媒介平台的属性为企业的社会化营销提出了三大策略建议.     

“社交货币”：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新引擎

<正>在社交媒体时代,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需要调动用户的主动传播实现优化升级。在为中国故事赋能传播动力的多种手段中,社交货币因其与信息分享直接相关而彰显出独特价值。社交货币：赋能互动的新型数字资产社交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活跃互动的背景下,电子口碑被概念化为人们在社交循环中彼此拥有的社交货币。虽不等同于法定货币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但在互联网“冲浪”的时代,社交货币是用户打开“话匣子”的钥匙,没有它便很难融入流行事物的大潮之中。社交货币（Social Currency）属于社交媒体经济学中的概念,其核心是分享。社交货币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看来可以用于描述所有真实而又潜在的资源,它源于社交网络和群体,既存在于虚拟的网络也存在于离线的现实。     

周建平：应对危机充足准备在先

周建平：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成熟,数字平台的应用加速很快,而数字平台媒体数量增长更快。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也加速了多种媒体渠道的沟通。为更好地契合亚洲地区快速发展的社交媒体格局,满足多元文化和受众需求,伟达公关推出中英双语的全方位数字危机模拟演练工具一一“飞行学院”。     

社交媒体头像呈现与使用动机研究——以大学生微信应用为例

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丰富了用户自我呈现的策略和手段,其中社交媒体头像在用户形象形成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同用户的头像选择千差万别。为分析社交媒体使用动机与用户头像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分析法具体探究大学生微信应用中头像选择现状,以及其使用动机与头像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学生微信用户在头像选择上不愿透露过多真实信息,同时倾向于对照片进行修饰;娱乐性动机、扩新动机和从众动机在不同方面均对用户头像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智媒时代公众信息焦虑症候及其价值引领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智能媒体平台的蓬勃兴起使信息流动更具复杂性、分散性、迭代性和不可控性。数字鸿沟、信息茧房、算法滥用等现象加剧了受众的信息焦虑及其蔓延,信息焦虑已成为智媒时代公众的集体病症。究其原因,数字平台快速发展引发信息多主体化、微短视频流行导致信息碎片化、数据互联算法指向信息同质化以及信息传播内容变革引致轻知识化等共同引发了智媒时代公众的信息焦虑。因此,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应从创新拓展主流媒体的正能量引领、促进舆论引导主体的机制建立、构筑缓释信息焦虑的场域空间、提升公众信息素养和舆情辨识力等方面来应对公众信息焦虑带来的挑战。     

数字乡村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机理

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而农户就业压力增大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能够推动农户创业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基于资源禀赋创业论,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基本逻辑,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和数字乡村指数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在作用机制上,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破解农户数字鸿沟以及提高信贷可得性”路径,促进农户进行创业。在异质性分析上,数字乡村建设能够缓解农户收入不足因素对创业所造成的障碍,但也会更有利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男性户主创业。     

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综述:“传统媒体”框架的失灵与“社交媒体”框架的缺失

媒体通过对政策渐进式的影响,不断促进社会形态的嬗变。面对变革,我国学界还未能从“传统媒体”的框架中摆脱“路径依赖”,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处于行政隶属地位,使得其他利益诉求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发声;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又进一步分化了“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运动式”的媒介公共政策动员手段导致意见的撕裂,地方“传统媒体”一片叫好,“社交媒体”不乏争议。这是因为我国还未形成系统的“社交媒体”的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管理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未能给相关管理部门提供足够的社交媒体治理经验,缺乏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从“问题产生”到“效果评估”各阶段影响方式和作用的详尽分析,未建立起与社交媒体对应的政策过程传播管理框架,社交媒体的管理仍停留在“消极管理”阶段,缺少“积极管理”机制。文章试从传播学、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出发,利用框架分析与对比研究的方法,综述当前“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存在的差异因素、国内“传统媒体”影响公共政策过程框架失灵的原因以及“社交媒体”框架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的缺失。     

当“断联”成为奢侈品:数字戒断的媒介文化想象

尝试从数字戒断的观念入手，剖析数字媒体生态与人在行为、心理和精神等维度深度交缠的症候，反思数字信息生活被科技资本主义逻辑支配的现状，并从人本主义和公共性价值理念出发探索在数字时代重建人的文化自主性的实践路径。研究认为，数字媒体生态的基础设施化、自动化和情感化三种结构性特征导致媒介依赖的普遍存在，而数字媒体对公私领域边界的破坏、传统社会层级的“数字复制”，以及媒介生态“情感转向”下人的文化能动性的觉醒，则是数字戒断的直接动力。当下流行的数字戒断运动在本质上是将“断联”商品化，而真正有价值的数字戒断实践应通过恢复媒介间性和重建专业主义权威的方式在技术环境与人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连接。     

数字治理:数字乡村下村庄治理新模式

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空间为手段,构建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数字治理,能够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转型。数字空间的乡村治理运作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内容和形式,突出体现为完善村民协商自治、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构建村民集体身份认同。同时,数字乡村建设运用数字信息技术,重构传统乡村治理,促使乡村治理主体增能、治理方式创新和治理共同体再造。数字治理以治理信息化为基础,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但也会产生数字负担,增加治理成本。因此,数字治理要合理运用数字评价系统,以改善村民生产和生活为目标,提升村民“数字素养”,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