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宜生平及著述考证

张谦宜是康熙雍正年间的山东胶州籍著名学者,其《絸斋诗谈》《絸斋论文》在近三十年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研究,不过目前学界对其生平、家世、游历及著述情况缺乏一个细致、系统的梳理和考证。张谦宜部分留存文献,尤其是《絸斋诗集》透露了他的生平、家世、游历、著述的相关信息。廓清这些信息无疑能为张谦宜相关研究提供知人论世的佐证。     

瘟疫与近代城市的变迁——以1908—1910年的上海鼠疫为例

瘟疫在给人类带来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同时,对一座城市而言,也能促进城市的变迁。1908—1910年的上海鼠疫在市政的物质层面、城市管理的制度层面和民众的观念层面上促进了城市的变迁。     

张谦宜格调诗学的构成与渊源

清初诗人张谦宜以格调论诗,内容主要围绕风格的评述、诗体的辨析以及诗法的建构三个方面展开。其中很多诗学观念与诗学精神都源于其师杨师亮、七子诗学以及山东地域诗学的影响。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共知,但是,有关毛先舒与张谦宜的关联,却绝少发明。张谦宜格调诗学在审美理想、性情抒写、经典建构与雅化情怀上都与毛先舒的诗论有着紧密的承续或同构关系。实质上,张谦宜通过整合前代,以毛先舒的内向式审美纠正七子格调的叫嚣,以七子格调的重气力挽救毛先舒重韵致的疲软,从而建立起了一套讲究正大、陡健、匀称、紧致之美的新格调说。它不仅丰富了清初格调诗学的内容,同时也启发了后来诸多格调论者的新思路。     

全真七子诗词的胶东映像

金元时期全真七子的诗词创作,有着深深的胶东地域映像。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充满感情地书写了胶东的青山秀水和变化莫测的大海,在他们广泛的布道活动中,也不乏与当地人们交往的俗情俗缘,他们书写真挚友情,关怀现实与民生。这些创作,空前全面地为我们展示了胶东的山水人文,丰富了文学史上关于大海景观书写的不足,增加了我国地域文学与文化中胶东山海的内涵。     

文本视阈中的晋东南区域自然灾异——以乾隆版《潞安府志》为中心的考察

个人“书法”和文本失忆是历史书写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乾隆三十五年版《潞安府志》中有着显著的表现.受知识背景、政治立场及写作逻辑的约束,史志撰者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把公共资源作为表达自我的平台,甚至针对性地将普通日常行为与政治生活妄加联系.但同时,相比基于宏大叙事的传统史书所透露的信息而言,区域背景的方志所提供的自然灾异文本,给我们展示了阅读灾害史料的独特视角.     

论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和他者重构——以自寓植物诗及历代评价为中心

自我书写是一种表现内心情感的外化形式,他者重构是一种反映文士形象的评价方式.王安石以文学成就彪炳千古,更以政治改革的标新与思想学说的立异而影响深远.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是王安石对自己生命境遇的思索;王安石文士形象的他者重构,是他人对王安石生命价值的认定.文章借助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与他者重构,从主客双体、历代多朝进行对比分析的视角,剖析出更加真实而生动的王安石文士形象.     

吴梅村书写的“甲申之变”期间的社会状况及其批判

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诚为天崩地裂之年代,明王朝为李自成所倾覆,崇祯殉国,不久清兵入关,中原易鼎。吴梅村在"甲申之变"期间所书写的关于他自身避乱、皇室悲剧,并对不忠将领以至于由清政权所造成的社会各阶层的艰难困厄做出批判。吴梅村之诗书写细腻真确,在"正史"之外,为我们提供了明清易鼎之际社会各阶层状况的另一幅图像。     

从《胶州志》看道光时期胶州方言的音韵特点

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修的《胶州志》中,"方言"及"方音"两节保存了许多直音、讹音、变音材料。笔者辅之以民国时期山东其它县志中的方言注音语料,分析并总结这些材料所反映170年前胶州的语音特点,并将其与现代北京话、胶东话作比较,以探讨胶州方言一百多年来的语音变化及其原因。     

亦中亦西的上海书写——谈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海派传人张爱玲于20世纪40年代如一颗明星般地登上文学的历史舞台,她的主要创作多是在上海完成的。上海这个租界化的城市给居住于此的人们带来了各种西洋化的生活体验,而关于这城市的想象也必将影响到张爱玲的创作。张爱玲深受上海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这种杂糅性体现在她的创作中,可以从城市体验、欲望书写和叙事技巧上来考虑,以求对其作品有另一个层面上的理解。     

在静态与鲜活的张力之间——论新时期以来胶东乡土题材小说的民俗书写

民俗既影响作家的创作,又构成创作的内容本身。胶东新时期以来的乡土题材小说造就出的文学"胶东"中,民俗书写构成了小说的审美风格和美学价值。特定的民俗形式、特定的民生内容,又折射出特定的地缘文化精神。社会现代化引起民俗变更,也带来乡土小说视阈的新变。新时期以来胶东乡土题材小说中的民俗书写,坚持知识分子的大地民间立场,体现乡土民间关怀,实现了精英与民间的对接,解决了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及融合问题。     

在宁部队——血火铸就钢铁营

南京既是华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不可小觑的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从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至今，一支又一支我军王牌部队与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二野军大、临汾旅、胶东炮兵团……他们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一路走来，既给南京带来了风尘仆仆的历史沧桑感，同时也悄然影响着南京、改变着南京。是的，这些血火铸就的钢铁营盘给南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也是南京历史书写者和缔造者。     

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

灾异论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重要表述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内蕴的基本旨趣则是反对外戚势力 ,捍卫刘氏正统。刘向之子、经学家刘歆也好言灾异 ,但他的灾异论不反外戚 ,正统观念淡薄 ,言灾异而鲜与政治历史相结合 ,与其父的灾异论旨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文章还对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作了认真探讨     

明清交替的瑰丽画卷——《崇祯十七年》评论

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这一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满洲人步步为营,逼近山海关;张献忠占据四川,大肆屠杀士绅百姓。这一年是农历甲申年,史书习惯称之为甲申之变,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中,这样描述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     

论史料解读的差异性——由楚竹书灾异文献中的旱灾母题入手

目前所见战国楚竹书中有《鲁邦大旱》、《柬大王泊旱》、《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及《竞公疟》等篇与先秦时期灾异、祭祀与为政方略等方面有关。诸篇较清晰地反映了战国时人借助灾异现象来表达政治观念的现象,引起了思想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楚竹书灾异文献有关旱灾背景的母题入手,考察先秦时期旱灾发生的频率与强度及针对旱灾因应措施的"人事"两方面,再以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出土文献相印证,可以更好地从史学层面来理解这些文献所蕴含的史学价值。     

当代文学灾害书写的人性考察

面对瘟疫、台风、地震、海啸、洪水、暴风雪等巨大的自然灾害,人性得到了真实的检验,卑劣和崇高俱在。当代文学灾害书写常常将主人公置于一种非常态的自然灾害情境下,表现危难之中人性的光辉和幽暗。一方面,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辨别出谁是真的英雄和猛士,显示了绝境中心灵的坚韧和强大;另一方面,灾害中的基本价值体系崩塌,给人类带来心灵的磨难与灵魂的拷问,有利于刻画主人公在灾害情境下所遭受的精神苦难,表现人性的悲悯和无奈。     

总体符号学的双重维度：#br# 从瘟疫的命名和修辞出发#br#

总体符号学作为西比奥克提出的符号学构想,兼有总体性与全球性的面向,研究对象包含生命符号域内的所有符号,而对瘟疫之症状的命名、修辞与书写的研究,正属这一范畴。瘟疫在词源学上被“污染”影射,亦是“罪”之隐喻,透过与地域和人群的转喻性联接,在语义上成为被“区隔”的意指。然而,随着现代医学命名方式的发展,瘟疫的命名与书写已经被置放在包含了微生物在内的、总体的和全球的生命网络之中被重新思考,瘟疫之表征的意义生产,也由此跳脱宗教话语的隐喻,值得在伦理符号学的框架中被重新塑造。     

无声胜有声——《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瘟疫叙事技巧

文章基于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分析波特《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瘟疫叙述技巧。《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关于大流感的直接叙述寥寥无几,表面上大流感的叙事声音近乎为零,但波特通过对叙事视角、顺序和时距的巧妙运用使文本处处潜藏着对大流感的讲述。这种“无声胜有声”的瘟疫叙事技巧不仅能够彰显波特叙事手法精湛,真实展现大流感给人民带来的生理、心理双重痛苦打击,而且也能够给予后疫情时代下的当代读者启示。     

从个体想象到集体记忆———文学表征中的“记忆的微光”与１９１８ 年大流感

1918年大流感是被集体"遗忘"却始终被个体"记忆"的疫伤,处在记忆的"微光"状态.《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等三部中短篇小说在自传体式的文学书写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个体在大流感中的痛苦的创伤体验,并借助典型的创伤叙事将大流感表征为人为的而非纯粹自然的现代性文化创伤.类似瘟疫的频繁暴发让这些蛰伏在文学想象中的个体记忆作为大流感最重要的创伤见证,成为社会集体回忆的来源和支撑,促成了大流感从个体想象向集体记忆的转变.这一转变启示我们以集体之名记忆瘟疫,要采取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有宏大叙事,更要有有血有肉的个体书写,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转化才是对瘟疫习惯性遗忘的救赎之道,才能真正实现记忆过去以照亮未来的理想.     

论唐人小说中文士与妓女婚恋悲剧之成因及价值

唐代相对开放的时代精神激活了青年男女追求自主婚姻和自由爱情的意识 ,加之以文士与妓女双方本身所具有的直观双向作用的愉悦基础以及丰富的物质生活 ,使得此类婚恋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但由于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当色为婚”[1] 的婚姻制度以及文士的浮华习气等原因 ,文士与妓女的婚恋以悲剧告终成为必然。闪着火花的人性美被毁灭 ,强烈地燃烧着读者的灵魂 ,从而也带来了悲剧审美快感     

“三藩”叛乱期间清朝统治集团关于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

由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率先发难的“三藩”叛乱,不仅给刚刚挨过明末清初战乱之苦的广大百姓带来新的灾难,给刚刚在中原确立统治地位的清王朝造成空前严重的危机,而且又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其中,浙江地方当权者和清廷之间关于叛乱期间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就颇为激烈。康熙十三年三月,藩驻福州、割据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挂而叛。浙江与福建联疆,“闽省突变,浙壤震惊”。耿精忠叛乱伊始,即“分兵三路北伐。一由东路,取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