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始祖神话《三仙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三仙女》如同磁石一般,将不少中外学者紧紧吸引,尤其伴随五六种民间传说的相继发表,一时间,举凡探讨满族源流;阐发清朝前史;考辨满族迁徙踪迹;勾索满族图腾系谱;追溯爱新觉罗氏国姓之缘起;以及论析满族何以称母亲为额娘等等问题时,几无不征引《三仙女》为证.且与此同时,还每有声称《三仙女》这个"具有史诗一样意义"的"古老神话",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历史真实,这是不容否定的;或断言《三仙女》的传说,世代人云如此,必有所据,不然如何能流传至今云云.诚然,传说也许不无某些历史的影子,但求实言之,却也未必尽可征信.同今某些辗转援引、论析评说,就不无商榷之处,兹     

鄂伦春族族称与族源刍议

鄂伦春族是一个宽泛的部落族群,与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历史关联紧密,其族称体现了这种多样性的特征。比如,与鄂温克、达斡尔两族合称为“索伦部”。“鄂伦春”族称最早见于清朝的历史文献中。崇德五年(1640),《清圣祖实录》中出现了“俄尔吞”一词,此即“鄂伦春”。关于鄂伦春族古老部落的名称主要有“玛涅依尔”“毕拉尔”“满珲”“奇乐尔”“山丹”等。关于鄂伦春人的族源,有“室韦”说、“肃慎”说、“鲜卑”说、“肃慎系靺鞨”说、“通古斯”说、“丁零”说、“综合说”,等等。     

朝鲜族舞蹈《长白瀑布》涵韵的“审美意象”

本文从“审美意象”这一概念入手,具体分析朝鲜族舞蹈《长白瀑布》是如何体现“审美意象”的。文章通过归纳总结法,本体分析法,分三部分进行论述。试分析在东亚文化的影响下舞蹈《长白瀑布》如何进行审美意象的诠释。从中找寻舞蹈意象诠释的方法,提供新视觉。朝鲜族是朝鲜民族中迁移落根于中国渐而形成的少数民族。朝鲜族舞蹈具有含蓄、内敛、飘逸、自然、刚柔并济的特点;具有呼吸贯穿、连绵不绝的动态特点、飘逸灵动似仙女般的服饰特点、风格浓郁的道具特点、变化多样的节奏特点。而论及朝鲜族舞蹈中蕴含的“审美意象”不得不追根溯源,探求立足于文学艺术其背后的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从而更深刻地把握其意象特征。     

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

中国古代的“族”字原指氏族军事组织 ,后具有了分类学意义 ,西周时期主要指宗族。随着国家组织的发展 ,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周氏宗族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力量 ,同族的观念也在国家形式的政治层面渐次扩大 ,中原“诸夏”为同族 ,蛮夷戎狄为“他族”。先秦文献中的“五方之民”是最具民族志意义的记载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对“族类”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方面 ,而以当时“中国”之“教”来教化天下的观念 ,则产生了“有教”则无“族类”之分的观念或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类”观与今天理解的“民族”具有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     

满语“活化石”——伊兰孛

“伊兰孛”的满语,翻译成汉语为“三家子”,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的一个满族聚居并仍能讲满语的村落,隶属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友谊达斡尔族满族柯尔克孜族民族乡,距齐齐哈尔市95公里,旧名“上三家子”。“三家子”村是黑龙江省满族人在清朝康熙年间建立的村屯,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著名满学家金启孮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专程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到“三家子”村考察,“三家子”村的满族老人向他讲述了“三家子”村满族的来源:“三家子”村的满族原来居住在吉林,据传都是从长白山迁来的。康熙初年,沙皇俄国入侵我国黑…     

历代古籍中透析出的锡伯族族源、族称

锡伯族族源、族称 ,历来为各民族学者与史家所重视 ,观点也不相异同。本文从地名信息的活化石角度探讨了锡伯族名称的语源。认为锡伯族称其语源即蒙古语之“锡窝尔” ,其语义亦即“森林”     

茶马古道上的纳西族"藏客"起源探析

“藏客”这个纳西族参与茶马古道商贸交流的主要参与群体,其起源于赴藏区朝圣的僧侣。而由僧侣向商人的转变及至崛起,得益于纳、藏文化交流的加深及族际间心理认同的深化和升华,契入并借助于藏族“乃仓”这个族群内互助性交换关系而成长壮大起来的。“藏客”的起源与成长,揭示出茶马古道上族际之间的物资交换和商贸发展,有其特殊的地理边界和心理边界,交换行为的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物资补给的需求程度,而是物资需求与文化联系之间多重选择的结果。     

论满族三仙女神话的形成与价值

三仙女沐浴布儿湖里泊神话故事,随着近年来清史研究的深入,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这个神话故事是满族之先女真人经过数百年流传,最后由建州女真上层人物进行移花接木加工改造而形成的。它揭示了满族的主体建州女真是完颜金的支裔,最早发祥于长白山及其东北部牡丹江上游,后来向北移动,到达牡丹江口,形成两个部,又南徙,在徒门江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创建"之间的悖论——论哈萨克斯坦族际政治的困境

哈萨克斯坦独立建国伊始,即运用国家权力全面推行了主体民族的“重建”和“复兴”运动,这在权力分配与利益指向上与国家层面的“多民族的公民联合体”———国族———的“创建”发生了矛盾。虽然哈国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使得国家在近几年里相对稳定,但问题远未彻底解决。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二者之间的悖论将持久存在。本文还讨论了与哈萨克斯坦主体民族主义相关的一些问题。     

也说满族起源问题

满族的先世东北女真人共同体形成的漫长历史表明,无论是黑龙江省松花江中下游依兰地区,还是吉林、辽宁东部的长白山地区,都只是部分女真人的生存之地,而不是全部满族发源地。不能以皇太极"御制"和清代康、雍、乾几代皇帝宣扬的《三仙女故事》等钦定之作,作为满族与皇族爱新觉罗氏源起的依据。它们只能是元明时期斡朵里女真或建州女真之一的满人爱新觉罗氏祖居之地、发祥之地。是数百年间生活在东北各地的女真人,在16世纪初形成了民族共同体满洲人,白山黑水才是满族的源起之地。     

鹰手三旗的后裔--对北京市喇叭沟门满族乡的调查与思考

在喇叭沟门满族乡及其附近地区,主要的满族成员均系随清朝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旗分的彭姓汉人。本文以对这一地区的几次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清代官私文献与口述资料,稽考他们真实的来源与家世,探讨这样一个汉人群体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保持着认同于满族的心态,从而加深对八旗内汉军旗人身份认同复杂性的认识。调查发现,当地“满族文化”的“建构”有种种与史实难以契合之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对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足以促使学者对民族史的现实意义进行深入的思考。     

论满族说部中的历史文化遗存

满族说部在民间被称作"乌勒本(ulabun)",在满族民间广为流传.无论是远古创世说部<天宫大战>,还是人物说部<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萨大人传>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族传统的历史文化及民族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浅谈满族文化及其对东北地区的影响

满族的历史悠久。满族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最早称"肃慎",汉代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辽、宋、元、明几个朝代则称"女真"。16世纪后期,女真人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融合了部分汉人、蒙古人、朝鲜人,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家族———满族。(杨烈,2010,P105)本文以东北地区满族人民的语言、服饰、饮食、民居、宗教等五个方面为重点,介绍了满族的传统民俗,及满族民俗文化对后世尤其是东北地区民俗的重要影响。     

清初辽、金、元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研究述评

辽、金、元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作为清代众多汉籍翻译中成帙最早的三部,具有文化史、文字史及史学史研究价值。围绕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进行历史与文献研究,在满学、蒙古学以及辽、金、元三朝历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前人的研究业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充分阐发。本文试从学术评介的角度,就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的研究状况做一梳理,以便学界了解这一方面的基本情况。根据相关成果的特点,分为存本著录、译本出版及学术研究三个问题,逐一进行评述,总结得失,提出相关研究要领。     

清代东北地区新满洲守卡巡边职责浅析

清政府对东北"龙兴之地"极为重视,为防御沙俄侵略、保卫东北边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边防建设。编入新满洲的东北各部族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守卡巡边等职责。在开发东北边疆的同时,新满洲又成为东北边疆的保卫者,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保障边疆地区稳定,恪尽职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     

三家子满汉语言文化接触与融合浅析

本文根据文化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将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满汉语言文化融合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     

自我、他者与国家:福建琴江满族的认同

琴江满族是清雍正七年清廷所建福建三江口水师旗营官兵的后裔。据其家谱和墓碑的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早年加入八旗的汉军旗人。1979年,琴江人集体要求将民族成份由汉族改为满族,同年建立了琴江满族村。本文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并分析了汉军旗人的认同意识以及隐藏在认同意识背后的历史传说和文化渊源,并通过分析认同过程中自我、他者、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现代国家背景下少数民族认同的动态特征。     

宁安满族关氏家祭礼俗探源

宁安满族关氏家祭礼俗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而逐渐形成的.正是在满族古老的萨满教信仰,独特的生产、生活习俗和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祭祀风俗.宁安关氏家族是满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从其家祭礼俗中,我们可以管窥到满族古老风俗发展、演进的文化轨迹.     

黑龙江流域满族先民的农业文明

本文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述了黑龙江流域满族先民对黑龙江流域农业文明的历史性贡献.     

城市传统少数民族的民俗建构与族群发展--解读广州世居满族的现代族群节日"春茗"

广州世居满族在广州已经生活了247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腾飞,他们与广州当地民众一样面临着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他们通过将传统的族群节日“春茗”现代化,在满族民众、国家权力和地方政府以及当地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强化族群认同,使族缘成为血缘、地缘、业缘之外新的跨地域社会动员手段,为自己争取到新的发展空间。他们的经验对于城市世居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