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网络交往对人的主体性提升的作用

在当代,网络交往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交往手段。网络交往与人的主体性的内在逻辑关系是：网络交往使人们逐渐从一般劳动实践中摆脱出来,彰显了主体的为我目的性,体现了其主观应当性,在实践中凸显了主体自由自觉的创造性以及主体对其自身的超越,使人作为主体的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与提升。     

论虚拟社交中的“道德人设”

虚拟社交中的“道德人设”,是道德主体为了获得社交利益,在虚拟社交空间塑构的道德人格面具。道德人设蕴含着“主我”、“客我”及“真我”的有机互动与相对平衡,在其生成过程中有“应然之我”和“实然之我”的动态博弈、“主我”与“客我”的辩证互构、认知认同与反馈认同的自我统一。在利益的驱动下,“主我”隐藏、“客我”束缚、“真我”露馅可能导致道德人设的虚假、异化与坍塌。强化道德主体的“内生性”以促进人设的道德人格统一,弱化道德客体的“外生性”以避免人设的道德人格虚化,提升道德环境的“纯洁性”以营造表里如一的道德人设氛围,成为虚拟社交中道德人设走向道德合理的必然选择。     

论道德的激励功能

道德,长久以来被规定为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的约束性被视为道德的本质特征。这样,道德的功能主要地、甚至唯一地被概括为调节功能,道德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功能——激励功能则被忽视甚至否定了。 道德以实践—精神的方式掌握世界的特征在于它体现着主体对“应有”的追求,它具有直接启动实践的力量,它不会允许掌握对象毫无变化的存在,而要将之转化为符合主体要求的应有状态,或者将之否定。道德要实现“现有”向“应有”的转化,“自在之物”向“为     

里仁为美的儒家共同体美学内涵

里仁为美的儒家共同体美学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儒家五伦的交往关系之上通过儒家交往行为所形成的交往共同体“仁里”,是符合儒家礼乐仁学道德情感规范的社会存在境遇;里仁为美的仁爱之情,是发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与儒家交往关系、交往行为相伴随的情感共同体“里仁”,是符合儒家礼乐仁学道德情感规范的情感存在境遇;依赖礼乐建构的“仁里”,是审美交往共同体,有共同的审美对象,是仁爱和谐的美境;“仁里”是通过尊于太一天神之命,模拟太一天神之运的礼,所建构的命运共同体,大同社会是儒家命运共同体的审美乌托邦。里仁为美内在蕴含四种儒家共同体,即交往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审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并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网络伦理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网络伦理的困境是由网络的技术特性、网络交往的特殊性、网络规范的自律性、网络文化的自由特征、网络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造成的。要使网络伦理走出困境,必须吸收现实社会伦理的优秀因子,构建网络伦理规范体系,加强网络法制建设,使网络道德生活实践与网络伦理标准保持一致性。     

道德与语言

道德无论在形式的层面抑或实质的意义上 ,都与名言相联系 :“说”以及如何“说” ;“说”内含何种意蕴 ;“说”与“在”、“言”与“行”如何相互关联 ;等等。这些问题渗入于道德评价和道德实践的整个过程 ,并制约着道德理想的实现方式。在道德判断的层面 ,言说涉及描述、表达与规范的相互关系 ;在主体与主体间交往上 ,言说表现为对话与独语的统一 ;在境界的意义上 ,道德的言说落实于人自身的存在     

司法过程中的舆论模式及其现代性特质

研究结果表明,法律事件中的现代社会舆论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格局,表现为法律事件中的现代社会舆论的三极模式,即传统媒体、知识界、网络公众的三极模式。三个极点成鼎立之势,构成了信息不断地相互传递与反馈的理想模型;法律事件中的社会舆论具有现代性特质。高科技的网络技术成为现代性载体,体现了社会舆论工具上的现代性。在功能方面,网络舆论已开始成为公众行使话语权的主要方式,为不同类型的主体提供了进行交错式交往的空间,鼓励公众对政治、经济、知识等各界权威提出怀疑和挑战,体现出“新启蒙运动”的某些征候。现代社会舆论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内容及表达方式,在司法领域的意义在于追求“正义”,即以理性的对话实现真正的司法正义。     

王阳明道德内化思想研究

王阳明以心体论为基础,以“心即理”为出发点,强调道德规范内化于主体意识的必要性,并论证了通过心的内部活动即情理交融来实现道德内化的过程;主张“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提出了体现和检验道德内化的道德外化思想,由此形成了他的心性论的道德内化理论。     

他者的理解:《庄子》的思考——从濠梁之辩说起

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在对人之“在”的沉思中,庄子对此作了多方面考察,后者首先体现于濠梁之辩。濠梁之辩在理论上既涉及他人之心是否可知,也关联着“如何可能知”与“以何种方式知”有无区分或二者能否等同。惠施作为对话的一方对前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但其推论的过程又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庄子对鱼之乐的可知性予以了确认,后者同时蕴涵着对他人之心是否可知这一问题的肯定回应。不过,在论证以上立场的过程中,庄子又将“如何可能知”的问题转换为“以何种方式知”,从而在逻辑上犯有转换论题的错误。当然,知“鱼”之乐所隐喻的知他人之心,同时又涉及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过程。从后一角度看,肯定他人之心的可知性,无疑为确认交往过程中人与人相互理解、沟通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广而言之,人存在于世,总是难以避免与他人的共处,而在共处或“群于人”的过程中,则不能不发生彼此之间的交往及相互理解,庄子着重分析了存在境域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影响。通过共处、交往过程中的对话而达到相互理解,以存在方式及存在形态的转换为其指向。就人自身之“在”而言,存在形态既涉及外在的生活境域,也关乎内在的精神世界,庄子对后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中国语境下反腐的“关系控制” 逻辑

关系控制是指关系网络本身所包含的利益属性能够对其中所涉的某个行为主体施加强制性的约束作用，它是关系之反制功能的体现。中国语境下反腐的“关系控制”逻辑是以关系破裂为基本前提，用道德、情感、规则三大话语体系对既定关系情景进行重构。在此过程中，关系主体借助网络平台和新闻媒体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对官方组织构成了一种“软控制”，而后者对腐败分子的干预及惩罚是一种 “硬控制”，两种前后相继的控制手段相结合，最终促使诸多外力插入原本封闭的关系圈当中，从而实现反制的目的。要促使社会主体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消极效应，需要在考虑历史和现实各项因素之影响的基础上，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网络“人设”中的自我认同及其伦理之维

“人设”一词近年来在网络上流行开来,各类娱乐明星或社会公众人物“人设坍塌”的热门事件也引发了网络与现实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梳理了网络“人设”的定义、类型及其适用主体,认为网络“人设”的生成过程,实际上是“人设”主体在网络社会交往中的自我认同与建构过程;网络“人设”主体自我包含主我、客我、真我三个部分。这三者之间的互构博弈,使得“人设”符号系统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因而对“人设”的伦理之维观照就变得十分迫切。     

“自得”与人生境界的审美超越——王阳明的人生境界论

在阳明心学 ,境界即本心良知在现实人生中的呈现。良知在不同的境域、不同的层次中呈现为不同的境界 ,即诚境、仁境、乐境 ,诚为意义世界的实诚存在 ,体现为真的境界 ;仁为道德世界的是非明觉 ,体现为善的境界 ;乐为审美世界的超越自得 ,体现为美的境界。三者亦即“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超越之境”。诚境为基础 ,仁境为核心 ,乐境是理想 ,意义境界、道德境界的最高体验是无人而不自得的乐境 ,其向审美境界的转化就在于本心良知的超越自得体验     

道家的道德主体性及其对现代道德建设的启示

道德主体性问题是现代道德建设的关键问题。道家思想中以“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表达,在寻道、守道、行道和返道的过程中凸显了道德主体性,表现出独特的主体状态、主体认知、主体修养、主体取向和主体精神等特点,为现代道德建设提供了诸多积极的启示。     

构建网络伦理的基本原则

网络化社会是人们的另类生存空间 ,网络主体的生存方式因数字化而表现出虚拟性、自主性、“非人性”等特征 ,这决定了其道德运行方式、道德评价方式、道德的功能机制等都有着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特点 ,因此有必要以网络主体道德活动方式的特点为依据 ,来寻求新的伦理原则 ,作为构建网络伦理的理性基础。根据网络主体道德活动方式的特点可知 ,网络伦理的基本原则应当主要包括无害原则 ,自主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和公正原则     

论儒家道德伦理的内涵、特色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从分辨道德、伦理之不同涵义入手,对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体系的内容、特色及其与东亚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作了具体探讨。作者认为,就人文意义而言,儒家的“道德”是对人的本性及其行为准则的内在自觉性的规定,儒家的“伦理”则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秩序性道德,即人际关系之理。儒家就本质而言是以道德为本位而非以伦理为本位的“仁本礼用”的道德形上学。儒家道德伦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其德性原则、伦理原则、修养原则三大方面,其基本特色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本位,强调道德的日新和礼制的适时变化,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其根本精神乃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这一根本精神及其一系列道德伦理原则具有永久性价值,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网络交往与个体道德自律

网络交往已成为现代社会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网络交往的飞速发展 ,一方面促进了道德的进步 ,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网络交往的规范发展亟需个体道德自律 ,要加强个体道德自律 ,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吸收传统道德的精华 ,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遵守一般网络道德规范 ,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论后现代语境中的回族日常交往

回族的日常交往不可能不受到西方后现代语境的影响.后现代语境中的回族日常交往具有交往主体的多元化,对称的你我关系,关心“他者”,道德空间、美学空间被拆除,作为游戏场的共在,追求感受性的变化等六个鲜明特点.由于回族日常交往保持着民族性与宗教性相结合的特点,后现代语境中的回族日常交往既有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一面,更有保持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一面.这就促进了回族文化的新发展、新变化.     

论先秦儒家“博物”观念生成的内在逻辑

自秦汉至魏晋,知识界涌现出一批以《博物志》为代表的博物类书籍,它们具有类似的叙事模式,其思维源头可上溯至先秦儒家的“博物”观念。在先秦儒家的话语中,“物”不仅包含“鸟兽草木”等具体之“物”,还涉及记忆、经验等具体之“事”。作为认知的客体与主体,“物”“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动关系,客体“物”的存在是主体认知的外在前提,主体“我”的道德情感则是生成“物”之善恶的关键要素。孔子对于周人“敬天保民”思想的哲理化是儒家产生这种思维方式的历史背景。基于此,“博物”遂成为儒家实现“君子人格”理想的重要支点。     

The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of Habermas''s Moral Self-discipline Theory——To Discuss with Professor Yao Dazhi

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是其实践哲学、也就是道德自律学说在政治生活领域的运用和实现。姚大志撇开哈氏整体的实践哲学体系,单在政治哲学文献中寻找内在逻辑,造成了一系列错误。哈氏政治哲学的逻辑是:主体间交往实践生成主体,因此主体间交往(公共商谈)既是开放的,又是自律的;法律的开放性是私人自律与公共自律的通道,也是道德自律的政治实现的途径。坚持哲学对政治的参与,体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传统对哈贝马斯的影响。     

网络道德问题根源探析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社会出现了许多伦理道德问题,网络道德问题异常复杂,其形成的原因也多种多样,而探求产生网络道德问题的根源,是解决网络道德问题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应该从网络自身的特性、网络空间存在的社会背景及网络主体——人等三个方面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