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经学考述

清代四川经学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清初四川经学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宋明之学的延续,经学方面很少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中期四川经学有所复兴,但只有到晚清五十年,四川经学才异军突起。从整个清代来看,四川经学虽较江、浙、皖等学术文化大省逊色,但还是在曲折地向前发展。     

清代四川天后宫考述

天后又称妈祖，是宋代以来东南沿海民间信仰崇拜的主要乡土神之一。清代乾隆以降，四川却出现大量崇拜天后的庙宇──天后宫。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迄今尚未进行讨论。本文较系统地考察了四川天后宫建立的背景、分布状况及其社会功能问题，以期对闽粤的四川移民活动问题有所认识。     

清代四川藏族的普通教育

四川藏族计92.19万人,分布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55.44万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30.61万人,木里、冕宁、盐源、宝兴、石棉、平武等县的6.04万人。清代,特别是在改土归流之后,四川藏族地区一度出现了藏族教育的兴旺发达时期。现将兴办普通教育的概况及其特点叙述於后: 改土归流前,皇廷为了经营西藏,平定准噶尔军队在西藏的叛乱,于公元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和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两次遣岳钟琪为先锋的清军入藏。第二次沿打箭炉     

清代前期四川地区的田赋

四川地区自古号称“天府之国”,有沃野千里,兼得灌溉之利.但仔细考究起来,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它的赋税所入,在封建时代政府的财政收支中,却鲜有积极的作用,甚至成为一种累赘.即以前明为例.四川地区四面环山,仅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有都江堰灌溉之利,其余则多是崇山峻岭,极少原陧平衍之区,耕地面积较少.据文献记载,明万历6年,四川耕地面积为13、482、767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93%,除南、北直隶外,在全国十三布政使司中     

移民与清代四川民族区域经济

清代之前,四川盆地边缘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程度低下。清前期以来,大量入川移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直接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促进了矿业的开发。在此基础上,当地的城镇经济随之兴起。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兴起的城镇,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在农业开发区兴起;因矿而兴;军事城堡因经济职能增长而向工商业城镇转化。     

试述清代四川商业的特征

清代四川地区的商品经济与其它省区相较,固有很多共同性因素,但也存在不少个性因素。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正是通过这些个性因素表现出来的,深入研究这些个性特征,将有助于准确估量清代四川地区商业资本的发展程度。     

清代四川竹枝词中的农业图景

竹枝词之于社会史研究的价值已不言而喻。清代四川竹枝词的创作进入高峰期,筛选其中与农业相关的作品对研究四川农业史很有意义,文章从水田、旱地及农村日常生活三方面入手,以竹枝词为主要史料来源,勾勒出了三幅清代四川的农业图景,以期加深对四川农业文化史的认识。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发展促成了祠庙、会馆等信仰中心的大量兴建和兴盛;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神、水神、财神等神灵被大量崇祀;手工业的繁荣使行业神崇拜尤为兴盛.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会以各种形式反作用于清代地方经济.祠庙、会馆的兴建促进场镇的形成和繁荣;不断积累的祠庙经济日益成为地方经济体系的重要补充;异常突出和活跃的庙会、迎神赛会对于地区经济交流和商业的发展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开发格局也同样是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     

对清代前期四川储粮的考察

对清代前期四川储粮的考察赵永康明清交替的战火以及继之而来的干旱、瘟疫，使得历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千万人口死亡殆尽。顺治四年（公元１６４７年），、“四川大饥，民互相食”￣［１］；顺治五年，极目尽是良田沃野的富顺、巴县等地，“斗米数十金亦无卖者。...     

论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特征

四川是清代中国变革最深刻、最复杂的省份之一。战争、疾病、虎患、疫病等种种天灾人祸使"天府之国"原有"土著"消亡殆尽,经济、政治、文化几近摧毁。清初以来,延续百年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重新构建了四川人口结构和新四川的地方性文化。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变革的双重作用下,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神祇崇祀的人格化、务实性、世俗化、商业化倾向明显,神祇来源以本土神灵为主,兼容并蓄,信仰体系的本土性与开放性同时存在。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问题初探

针对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研究中一些问题,主要从市场密度、集期、规模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入手,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分析方法,依据方志资料进行数量统计,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四川乡村市场合理的密度、市场集期所反映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市场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性,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乡村市场发展的不同进程,展示了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在时空分布上的特点.     

清代两湖市场与四川盐业的盛衰

清代以官督商销为主要特征的食盐专卖,沿袭着前代的专商引岸制,其内容为:签商认引,划界运销,按引征课。划界运销是系结产地与销场的主要之环节,它不但影响着盐商的兴替、盐课的征纳,而且直接制约着盐业的发展。 本来,为了食盐的销售而划分盐销区,应该考虑到各地的产量和销量,以及各地的运输距离与盐价等诸方面的因素,使食盐在运销环节中符合经济原则,以便达到通商便民的目     

清代四川地区民间演剧与社区认同

盛行于清代四川地区的民间演剧活动,不仅是祭神、酬神的主要形式,也是人们纵情娱乐的一大盛会。透过这一群体性公共文化活动可以发现,“举国若狂”的民间演剧背后竟承载着社区认同和社区整合的文化意义。事实上,尽管清代四川的社区类型有所不同,但民间演剧在促进和加强社区认同、社区依属、社区凝聚以及社区满意等方面,均扮演了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     

清代农作物交流与四川山地民族交融

古代农作物的交流对人类社会往往产生意外后果及连锁反映。18世纪以来,番薯、玉米和土豆等"外来作物"相继传入四川民族地区,对各民族社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及深远的影响:川东南土家、苗及汉族地区,番薯、玉米及土豆改变了其作物结构及耕作方式,加快人口增长,为应对番薯等短暂"保质"而催生加工业及副业,"富余"人口在新行业得到"消化";凉山彝区,玉米、土豆加大了种植业的价值,增加人口,强化家族(家支)组织,因缺乏新行业"消化","富余"人口多向西迁徙;川西藏区,玉米及土豆丰富了作物品种,为移民留驻提供食材,交往交融,带来人口发展。新作物带来的新移民改变了清政府彝区政策。四川山地民族种食番薯、玉米与土豆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成为推动两百年来西南山地民族持续迁徙的重要因素,可证并非"逃避统治者的自由",而是族际交往交融的互动带来的共同发展。     

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三)

清代中叶，四川部分地方曾出现容忍天主教会活动的特殊环境，本文通过四川官府对个别违禁天主教徒的处罚情况说明这一点。另外，本文借助于袁在德、童鳌、何国达的自状，反映禁教时期四川部分传教士及教徒的活动情况。文中引证的数段经文，足以反映“礼仪之争”后，经书的中文翻译及传授上的尴尬处境，对于认识天主教会的传播，尤为珍贵。民国之后，民教间的隔阂有所消失，天主教会开始认同中国社会，文中呼吁援华电文既表示这一发展趋势，也为本札记的撰写收一良好的结局。     

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四)

清代的四川 ,既有一批信仰纯正、积极传教的教徒和传教士 ,也有少数藉教为名、为所欲为、引导传教活动走向畸形的别有用心者 ,艾嘉略、范若瑟便是其中的典型。通过对他们所作所为的分析 ,探讨清季民教矛盾的部分成因。另外 ,清代的四川教区曾经包括贵州、云南等省 ,通过对贵州个别教徒传教活动及被惩罚情况的介绍 ,充实清代四川传教史的内容 ,引出嘉庆皇帝对天主教认识的转变 ,揭示出嘉庆年间清政府严厉禁教的症结所在。咸同年间 ,当天主教弛禁之后 ,民教间的矛盾反却尖锐激化 ,教案频频发生。教内外一些有识之士有鉴于此 ,草拟《民教相安章程》,约束双方行为 ,消除对峙 ,求得融合。然因法使馆和其他省区天主教会的反对 ,四川《民教相安章程》成为废纸 ,民教的矛盾重新尖锐。一啄一报 ,罗元义枉杀之举 ,便是四川官府的报复行为。另外 ,中华书院交涉的史料 ,弥为珍贵 ,故附骥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