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符号学视角中的福柯——社会互动与讯息意义

传播学领域对福柯的研究兴趣一直持续着,尤其在新媒介技术勃兴的今天,数据库技术的使用对个体社会实践的影响成为讨论的热点。由于福柯思想的艰涩难懂,普遍存在的误读和不恰当的理论应用成为传播学基础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从传播符号学出发,通过“信息意义”和“社会互动”两大环节可以探寻福柯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交集：福柯对“信息撒播”与“社会实践”的理解,与传播符号学形成共鸣;而通过对作为“信息意义”与“社会实践”之内在逻辑通道的“规训技术”的层层解析,则可揭示出传播学对福柯理论的应用研究中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及原因。     

权力、反抗与悲剧——微观权力理论视域下的《奇境》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欧茨在其代表作《奇境》中描绘了一幅众生受难图,而究其受难之原因则源自无所不在的权力运作。文章从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入手,从权力的规训场所、技术、工具三个方面分析权力对小说中个体的控制和操纵;继而分析在这种权力规训下个体的驯服与反抗,以及在反抗中个体展现出超乎常态的激情、生命活力与悲剧精神。     

福柯“全景敞视主义”的权力分析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这一视觉文化现象实际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而权力的运作带来的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规训,其结果是用尽可能低的成本维护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其中个体的身份因为权力关系也变得复杂多变。     

“主体位置”与身份/认同政治

“主体位置”是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以“主体位置”取代“主体”,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福柯的主体位置理论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揭示建构主体位置的话语权力机制;二是确立反本质主义的身份政治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践行了这两条路线。其中,“去除认同”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向。身份/认同政治应当注意吸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关注人们在话语系统、意义系统中的位置,也要关注其在经济系统、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位置。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论王夫之法律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就从多方面突破了专制主义特权人治传统的局限,具有十分明显的近代性因素。他批判了孔子专门针对民众而言的“宽猛相济”的主张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人治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严以治吏”的观点和“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法律原则,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重在防止官员犯罪的立法精神;他反对程颐、朱熹、张载等人以“道德”的名义恢复上古肉刑的主张,力主废除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罪犯的专制酷刑,反对把道学家的个人意气和民众的非理性的仇恨情绪置于法律之上,体现了现代国家法律至上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甚至还主张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上“置天子于有无之外”,并主张以法律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和制裁君主的不法行为,以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的法治社会。如此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文化向着近代转型的新的历史动向。     

代理人还是管家

家族企业往往以代理人和管家两个对立的角色出现在文献中,但两者皆难以准确刻画现实中家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通过引入社会嵌入理论,从微观上“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和宏观上“家族如何嵌入社会”的双重视角来探析这一问题：微观上企业主要在认知、关系和权力三个维度嵌入家族,但家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具有状态依存性,取决于由上述三维嵌入而产生的“家族治理情境”,宏观上家族主要在法律与规制、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维度嵌入社会;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决定了家族影响企业的性质（或导向）及绩效,而宏观层面“家族如何嵌入社会”则很大程度决定了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当前国内家族企业治理的优化离不开家族治理的优化,而外部广义治理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企业治理优化和家族治理优化的基础。     

“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规训权力下主体的精神困境——《达洛维夫人》的福柯式解读

立足于福柯的权力学说与话语理论,探索《达洛维夫人》中纵横交错的规训权力体系。通过研究帝国权力对公民的规训、父权话语对女性的规训以及社会“理性”对“疯癫”的规训,剖析个体在无处不在的规训权力下所采取的防御策略及其可行性,旨在揭示社会主体在现代权力网的监视下进退维谷的精神困境。     

从“人口治理”到“关怀自身”——资本、权力与生存美学

从人类社会步入近代以来,人口和财富就成为权力治理最重要的目标。因此,无论是资本的累积还是权力的增长,都与人口的因素密不可分,并且这三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在人口与权力、资本的问题上,马克思和福柯都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分析。马克思侧重于从宏观权力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对人口进行的剥削,而福柯则将目光集中在微观权力通过人口中的个体进行规训从而达到资本累积的过程。马克思认为通过阶级斗争和消除私有制的方式能最终解放人、使人摆脱异化状态,而福柯则发展出了一种关怀自身的生存美学策略,借以对抗权力的规训。     

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福柯的权力观

福柯的权力思想十分独特。他批判性地分析了各种权力理论 ,从后现代性的理论立场上 ,采取了片断性、非连续性、多样性的方式 ,相对主义地解释了权力问题。他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网络、场 ,认为权力是无主体的、非中心化的 ,强调权力的分散性、多元性 ,并用微观的权力学解构传统上以统治权力为核心的宏观权力学。通过规训性权力的概念 ,福柯建立起一种权力技术学的类型 ,描述了现代社会是如何通过监视、检查、管理等规范化手段实施对人的支配和控制的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论福柯的原创性

福柯打破启蒙运动的神话,本着批判性质询的品格,对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发现现代社会乃是一个以管制和控制为唯一目标"规训"的社会,规训的结果是产生服从社会规范、熟练而又驯服的肉体,这种"驯服"是通过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实现的;继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又喊出另一惊世骇俗之语:"主体"消失了,"人"已死亡了。这一系列极富原创性的思考均与福柯对考古学与谱系学研究方式与方法的成熟运用密切相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福柯从未与现实生活达成和解,他对疯癫与文明的考察和对现代传媒的批判充分表明了他对现存世界的永不停息的批判。     

"人之死"的路径与归宿:福柯与庄子的比较

"人死了"是福柯的重要命题,而庄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二者并不完全对应,福柯的涵又是"主体性"的瓦解,庄子的重点是人的"自然性"的扭曲.但他们批判的目标是一致的"人"被制造和规训.而使人异化的力量,对福柯来说,是权力/知识,对庄子来说,是有为/礼教.这违背了人的本性,所以福柯与庄子都鼓励从中脱逃,变成自由的个体.但福柯的个体是无主的欲望,庄子的个体却回归了自然.     

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

在法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下,需要提倡一种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迈向实践的法学研究范式需要从研究策略、分析方法及分析框架等层面予以整体性理解。问题出发型研究策略强调问题中心、关注中国问题、注重理论关怀。该范式主张将整合了法律人类学、法律社会学双重意涵的延伸个案方法作为分析法律实践的基本方法。“事件—关系—过程”“行动者—结构”“国家—法律实践—社会”等分析框架使微观与宏大分析视角能够同时在场。侧重质性研究的实践主义法学范式与量化法学品格突显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方法主张及价值追求诸方面高度契合且互补,可以在中国法律实践研究中形成合力。     

从主体到身体——福柯身体理论的发生学研究

福柯的身体理论是发生在当代法国主体哲学崩溃时期,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主体的冲击引起福柯对主体哲学现代困境的关注,到福柯受梅洛·庞蒂启发,注意身体对主体的反动,但福柯真正完善对身体的现代遭遇的分析和思考,则是得益于尼采生物学的身体概念。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利用与保护的均衡——“资源准入模式”之提出

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人格权、财产权两种个人数据保护路径不仅无法为个人隐私提供实质性保障,而且已成为制约数据利用的重要掣肘。借助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概念可以发现,所谓平衡个人数据的利用与保护实际上就是如何合理圈定数据流转范围的问题,应采用兼顾个人数据利用与保护的“资源准入模式”：第一,只有具备数据安全保障能力的企业才能收集、使用个人数据,且个人数据只能在适格企业范围内流转;第二,被收集后的个人数据以可逆转的方式在适格企业范围内成为公共物品;第三,应匹配相应的私权规则、激励规则、行政监管手段,并对接统一的数据资源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