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政治哲学观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将“修正的民主政治”与民治主义相结合,创立了一套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哲学。“修正的民主政治”实现了“效率”与“个性差别”之间的平衡,根据效率的科学以国家权力集中为核心特征,根据个性差别的科学偏重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这一政治主张建立在“唯实的唯心论”哲学基础上,以唯实的唯心论解释权力与自由的关系,并将二者统一于民治主义的精神内涵上。     

鲁迅“顺自然”的家教伦理观

家庭教育伦理是鲁迅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家庭教育首先任务就是要去除奴性,将儿童当“人”看,使其确立起独立的人格,要从多方面来培育人性“致人性于全”,以此来实现培育“新人”的任务;家庭教育的伦理原则就是“理解孩子”、“指导孩子”、“解放孩子”;家庭教育方法也要注重伦理性,这就是要反对以打骂的方式来虐杀孩子的天性,提倡尊重孩子天性的游戏。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实现了对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人性史观的解构与唯物史观的构筑

神道史观以“神”和“上帝”来解释人和历史,结果形成宗教神学的救赎历史观念;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现实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     

炼狱中的灵魂--《问题的核心》中的人文主义研究

格雷厄姆·格林是英国当代久负盛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赢得了文学界广泛的赞誉和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喜爱.<问题的核心>是他最有争议的宗教小说.文章通过分析小说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来论证小说中的人文主义特色及其对作品产生的影响.     

论“独生子根性”对村上春树创作的影响——以《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为中心

村上春树出生时适逢日本战后第一次人口出生潮。特殊的“独生子”身份让村上春树度过了孤独的童年,也让他饱受同情与质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村上春树把这种特殊的成长经历带入了许多创作中,塑造了大量的“独生子”形象。从村上春树的成长经历入手,结合村上春树创作的作品,分析了“独生子根性”对其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     

格雷厄姆·格林研究在中国

格雷厄姆·格林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我国学界对格林的介绍和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研究涉及有关格林的介绍性文章、翻译作品和对格林中期四部宗教四部曲的研究;近年来,虽然对格林后期的政治小说有所论述,但还需进一步的深入挖掘。     

浅谈郑板桥的书画艺术

郑板桥对人生采取积极的入世态度,对劳动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当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只能以“难得糊涂”的态度迎人处世。寄情于艺术活动之中,在书法、绘画上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画家独标品格的个性和慷慨激昂的情绪发泄,为近代花鸟画的勃兴开了先河。     

鲁迅日记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鲁迅日记是鲁迅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日记呈现出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诸作家极不相同的特色 ,他对个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有许多都不提及或者仅隐隐提及 ,为鲁迅研究留下了一些难解的谜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文史互证”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浯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此方法之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魏晋南北朝诗文的史料价值,大致有二一,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方面,可补正史之阙。二,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用此时期诗文证史,在解读时应做到;一,能感之。“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二,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其三,对诗文典故,要按陈先生的原则,仔细而审慎地考辨其中之古典今典,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     

索尔仁尼琴：一个永远持不同政见的作家——重读俄罗斯文学系列论文之一

重新解读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及其代表作,分两个部分析之一是用传记批评的方法剖析索尔仁尼琴持不同政见的成因、发展和永远持不同政见的全过程,还特别指出他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以及他个人道德上的缺陷,尽可能客观公正地还原他的本来面目.二是通过分析索尔仁尼琴的代表作品,对他的文学创作来一番认真而实事求是的审视.     

情感正义论:从诗性正义回到苏格兰启蒙

玛莎·努斯鲍姆从文学想象中构建了诗性正义,以具有“畅想”和同情能力的诗人作为正义的裁判。然而,“诗性正义”所运用的想象与同情却让人质疑其对公共生活的适用性。作为诗性正义的理论来源,苏格兰启蒙思想回应了这种质疑。休谟和斯密这两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在情感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正义论,而“旁观者”、“同情”是这种正义论的关键概念。诉诸经济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休谟和斯密展现了公共生活中的社会秩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以情感为原点的社会秩序论,契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理论传统。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可以从重视人情伦常的传统中发掘合适的理论,并汲取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道德情感论,在经济、政治和法律领域做出自己的理论探索。     

周文讽刺小说论

集革命者和小说家为一身的周文,其讽刺小说继承、发扬了鲁迅开创的新文学讽刺传统,坚持从内蕴着自己生命体验的生活领域取材,塑造出一批以旧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典型性讽刺人物形象,并形成了自己反腐朽、反庸俗、反奴性的基本讽刺主题与冷静、犀利、含而不露却又有浓郁喜剧色彩的讽刺美学风格。独特的讽刺艺术,是沟通周文革命实践与艺术实践的桥梁。     

论辛弃疾送别词的抒情风貌及文学意义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偏见,辛弃疾的送别词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从辛弃疾送别词的思想主题、抒情风貌及其对文学史的影响等方面,阐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辛弃疾的送别词以丰富深刻的思想主题、变化多样的抒情风貌,蕴含着深厚博大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国家兴亡的历史责任感,成为抒写"大我志向"的政治抒情词,从而提高了送别词的品格,拓展了送别词的境界,具有相当深远的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