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性既有事实层面的表现,也有学理层面的表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力图开拓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理论绕开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直接对立,把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反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畴,从描述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它既反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文学化和美学化颠覆,也不同于现代性对启蒙理性潜力的哲学挖掘和补救,而是把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转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倡导以“亚政治”和“生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模式,建构起了规范性的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既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有其理论局限。     

现代性：一项以“交往理性”为中心的重建性规划

现代性是一项由启蒙哲学家阐述的规划，虽然此规划出现了危机，但这不足以导致现代性终结。危机的原因在于，知识与信仰相分离，系统把生活世界殖民化了。诊治现代性病症需要重返黑格尔的“哲学前院”，挖掘出他埋藏的交往理性的前身，即“和解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应该围绕“交往理性”来重新规划现代性，实质上，这只能是对现代性的续写。     

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性是在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科学和理性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对现代性的又一次启蒙,是现代性的延续和调整,它是对现代性弊端的批评,而不是对现代性的终结。现代性是唯一的,并不存在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中西差距实乃“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差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中国必须选择现代性,不可能“直通式”进入后现代社会     

陈锦华谈经济全球化的双面效应与相应对策

陈锦华说，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理性的选择，是经过长期探索、经历种种挫折后做出的战略决策。但是，他强调，经济全球化决不是“乌托邦”，它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和风险。既要看到它的积极方面，注意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发展自已；又要看到它的消极方面，制定正确的对策，规避风险。     

捍卫现代性:哈贝马斯的策略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无情批判 ,使曾经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现代性开始走向穷途末路而被判处“死刑”。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哈贝马斯则认为 ,现代性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现代社会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非把人类完全引入了歧途 ,确诊现代性的病症并对症下药 ,现代性就可依然向人类四射光芒。抑制“工具理性”、复兴“沟通理性”、扩展理性潜能是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建设性策略。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韦伯合理性理论评议

韦伯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改造成合理性概念 ,并赋予合理性概念以社会建构之意义 ,他把“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 ,将“现代化进程”等同于“理性化过程” ,从而把狭义上被看作是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和历史、社会等现实领域 ,成为人的行动及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以说明西方现代性的演进及其本质。韦伯合理性理论对现代性的诊断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性话语的转折点 ,在他之后的现代性理论大都对他的理论有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 ,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中心线索。在具体的分析中 ,韦伯用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关的“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及“责任伦理———意图伦理”的范畴 ,描述资本主义在经济、法律、政治以及精神领域的合理化 ,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     

技术风险的知识反思与新政治文化建构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预示着人类进入一种不确定的生存状态,它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反思技术风险,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它是一个涉及知识、政治等的系统工程。防范技术应该在知识的建构中来防范,技术风险应该在新政治文化的建构中来规避。     

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

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焦点性问题之一。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 ,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现代性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维度 ,在最广义的尺度上可划分为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 ,具体表现为 :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的现代性 ,以及表现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 ,等等。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包含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 ,但是 ,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演进状况和发展趋势尚未展示出现代性完全终结的迹象 ,现代性依旧是人类社会运行的主要支撑力和前行的动力。从中国语境反思现代性批判理论 ,必须摆脱对现代性进行“取”与“舍”的表面化价值判断的误区 ,正视全球化的“现代性”本质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     

大学生自由诉求中责任感的缺失与培养

当代大学生对自由怀有强烈的诉求,然而由于部分大学生责任感缺失,在自由诉求中表现出诸多不良表征。加强大学生责任感教育不仅有助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实现个人自由,而且有助于当代大学自由精神的培养,亦有助于推进社会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通过明确教学目标、完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式、加强教学管理等,系统推进大学生责任感的教育与培养。     

风险社会治理与科技伦理应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论大学生创业政府责任的强化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级政府虽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大学生创业,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大学生创业的制度环境不够优化、创业政策不能得到很好落实、配套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等问题明显。各级政府应强化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职责,通过营造崇尚大学生创业的社会氛围,加强制度创新,优化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搭建创业平台,完善社会配套体系等途径充分发挥政府职责,切实改善我国大学生创业的现状。     

论网络环境下信息伦理冲突的诱因、表现形式及纾解途径

回顾了信息伦理的由来及发展历程,阐述了信息伦理的内涵,分析了网络社会的结构缺陷带来的管理不力问题、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引起人们交往的自由性问题,以及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导致人类行为的伦理失范是引发网络信息伦理冲突的主要原因.归纳出信息伦理冲突的四种主要表现,提出培育个人信息素养、构建信息过滤系统、完善社会赏罚机制、构建社会调控机制的纾解途径.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     

制度分析与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完善

国家助学贷款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但由于认识的偏差,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实践与理论形成了强大的反差,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加强制度建设无疑有助于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完善。开发家庭及生源地贷款制度、完善学生减免还款制度、强化银行责任制度及建立国家担保制度,可以促使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完善。     

从救济到救助：新中国城市社会救助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新中国城市社会救助经历了从传统救济到现代救助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体现了城市社会救助工作从政府恩惠到政府责任、从单一济贫到综合救助、从无法可依到有章可循、从＂输血＂到＂造血＂的巨大转变。重新审视6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有利于更好地构建现阶段的社会救助体系,这对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弱势群体问题尤为突出的转型期意义重大。提出了从明确社会救助中政府的主导责任、健全综合救助体系、加强社会救助的法制保障和重视受助者的能力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建议,以期不断完善当前的救助体系,使弱势群体也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表现为：１．由于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条件下国家的组织边界止于乡镇政权；２．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３．村民委员会实际上又扮演了农村社会“自组织”的角色，成为联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桥梁和代理人；４．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组织化、实体化和法律化，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风险社会中的公众科学素养与传媒责任

进入风险社会,科技发展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与掌握的科学知识程度息息相关。科学知识水平高,意味着能从更深程度和更广的范围对风险的性质、范围和带来的诸多问题进行认知,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和弱化风险的社会负面效应。随着媒介影响力和渗透力的不断加强,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学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本文探讨风险社会中传媒与公众科学素养的关系并提出传媒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中应当肩负的责任。     

论程序的实体化

与实体中心说所导致的程序工具价值论相反,程序中心说导致了实质正义被贬低的弊端。将公正的程序置于中心地位,只是为了平衡对实体权利的不适当的强调,而不是要放逐实体。程序必须回应实体、向社会开放评价的实体标准。因为实体为程序规定目标、并为程序构筑边界。诚然,程序实体化会带来规范内容的价值冲突和造成对程序的统一性、独立性和完整性冲击的风险。由于现代社会的制度正义取决于整个市民社会的个体觉悟和道德交往,因此,程序实体化所造成的风险的化解途径,在于通过公民教育与民主实践培养发达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