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领域的深刻变革

十九届三中全会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视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场变革。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新时代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适应新时代国家有效治理的体制机制深层次的变革;只有突破利益藩篱的机构改革,通过"五个体系"构建,"四种能力"提升,才能够真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四五”时期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意蕴、框架与路径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是"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其战略意蕴在于有效应对发展环境面临复杂深刻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跃升,持续开创和贡献现代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通过构建"生态-体系-能力-成本"四维一体框架,"十四五"时期要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生态的优化效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效能、国家治理能力的生产效能以及国家治理成本的管控效能,进而持续提升国家治理的总体效能。确保"十四五"时期稳步高效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关键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制度执行与体系构建,完善和优化国家行政体系,善于用信息技术赋权增能,不断向高效能治理迈进。     

全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进程及中国未来走向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治理理论的逻辑延展又是治理实践的空间拓展.因此,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不仅要有本土眼光,更需具备全球视野.文章通过探讨全球视野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与属性,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脉络与角色定位.以全球视野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嬗变历程为切入点,梳理了科层治理体系、竞争性治理体系、网络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体系的谱系变迁.在厘清构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阻力问题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全球视野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顶层设计、民主内涵、法治逻辑与执政党建设等进路.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核心表征。兼具有效性与合法性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开放性、包容性与可问责性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外在表征,国家治理体系的回应性和调适性是治理现代化的集中体现。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有效互动与相互制衡的网络化治理结构,积极而稳妥地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抉择。     

中国民族问题治理的理论阐释

中国近代以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尤其是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后,就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内逐渐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应对国内民族问题的体制机制,从而打造了富有特色的民族问题治理体系。民族问题治理在国家治理的总体结构中循序而进,并在国家体制构建中形成了应对现实挑战取向的治理,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取向的治理。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民族问题治理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需要,又形成塑造新型民族关系取向的治理,并通过对现行民族关系的调整,打造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相适应的民族关系结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惩防体系构建

构建村基层组织人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惩防体系迫在眉睫。树立分类治理指导思想、增强县级监委力量、建立科学合理的查处机制、完善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等,可构建惩治体系;健全村基层组织人员监督体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对村基层组织人员的管理、运用科技进行预防等,可构建预防体系。通过积极治理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可推进农村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的价值、困境与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是一种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治理技术路径.大数据智能化对践行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助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助力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有着重要价值意义.推进国家治理的大数据智能化,面临着技术和人才问题、隐私和安全问题、嵌入和融合问题.树立战略思维、构建共享体系、建立运行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的有效路径.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治理逻辑:挑战及应对 ——以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为分析重点

国家安全问题历来牵涉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点与核心。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突破触发国家安全问题,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不仅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安全形势的变化,更受到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安全治理风险冲击。因此,通过提升国家安全风险意识,构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加强国家监督和加深国际合作来完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同时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反思路径。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研究

数字经济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通过发展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国内共识,目前推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是要让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动力,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去。目前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中的最大的挑战,是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能力和政府治理有效性的挑战,包括数字经济治理中合作治理能力亟需提高,经济主体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以及反垄断问题对数字经济治理的挑战。构建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治理体系要注重战略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构建数字经济治理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协同体系和评价体系。     

福山“国家构建”理论的背景分析

从自由民主制度"历史终结论"的预言到"国家构建"理论的重构,弗朗西斯·福山思想的演进是基于对历史逻辑与现实世界的广泛分析与深刻思考,更加关注在"国家职能"和"国家能力"二维分析框架下改善国家治理主体的能力、建立良制、促进社会良序。解析福山"国家构建"理论提出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对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建设研究的深入有着积极意义。     

国家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列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但预示着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进入现代化进程,也的标志着我国政治伦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跨越.在构建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过程中,治理主体从一元变为多元,治理手段从德治转向法治,治理目标从善政迈向善治,体现了现代政治伦理对国家治理的新要求.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构建

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上是民主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这就要求:深刻认识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政党协商民主、政府协商民主、基层协商民主以及网络协商民主等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体系构建,努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法治中国建设,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此,就必须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变革纳入法治的轨道,通过法治中国建设,构建政府、市场、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并且通过法治中国建设,切实提升国家治理主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现代生物技术风险及其治理

现代生物技术风险是总体国家安全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现代生物技术风险治理提供了价值目标与方法论前提。现代生物技术带来国家层面的风险主要有生物产业依赖、社会伦理失衡、生态破坏、军事威胁等。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对现代生物技术的垄断、现代生物技术滥用、生态风险监管不到位、西方国家谋求生物技术霸权等方面。针对其风险，应从大力发展现代生物产业、构建现代生物技术使用伦理审查制度、完善现代生物技术风险治理体系、建设生物战剂综合防御体系等方面构建治理及防御体系。     

国家治理中的宪法教义学及其双重理性化功能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以司法适用为主要取向的宪法教义学存在多方面疏缺，国家治理更应成为我国宪法教义学构建与运用的基本视野。国家治理对宪法教义学的需求集中体现在为国家治理秩序的正当性以及具体运行提供教义学阐释或论证。在宪法教义学的具体构建及运用中，应当重视处理好规范与经验、解释与反思、信仰与历史、原意与修辞等四对关系。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宪法教义学承载着对国家治理秩序的双重理性化功能，分别是推动政治决断的理性化和促进公共领域商谈的理性化。在政治决断层面，宪法教义学的运用侧重于政权体系的内部运用，基于政权体系内的议事、决策以及实施过程而解释宪法，其中辩证协调守成与变革、恰当把握“经史之辨”尤为关键。在公共领域商谈层面，宪法教义学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成员间的理性讨论提供话语平台、为国家政权体系与社会公众通过商谈达成整合及动员提供话语基础。基于国家治理秩序构建和运用宪法教义学是国家理性精神的体现，不应局限于形式性地解释宪法条文，而是要立足于我国的体制架构和国情基础，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复杂考量与细致权衡。     

新媒体视域下网络舆情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关系及治理路径——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文章探讨了新媒体网络舆情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在深入剖析案例基础上,使用博弈论模型验证了二者关系.国家对网络舆情治理策略分为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其中,完善新媒体网络舆情治理制度建设、构建系统高效的法律体系属于刚性治理政策,倡导网络文化道德建设及行业自律、加强信息公开则属于柔性治理政策.     

职责优化与组织调适: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进路

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政载体。从功能结构的视角出发,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维度,二者是绩效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辩证统一。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职责体系优化层面,应坚持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和"以能定责、以责赋权"的创新理念,明确职责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构建相互匹配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厘清政府纵向、横向以及条块职责体系的内在关联,构建运行顺畅的职责运行机制;在组织结构调适层面,应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取向,注重强化政府组织内部组成要素的衔接配合,构建协同型政府,着力强化政府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新型互动关系,构建协同型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