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被现实化的新样板——瞿秋白译介俄苏文学的策略选择

1930年代,瞿秋白在接受、传播俄罗斯文学时,将高尔基作为主要对象,这显露了他作为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立场——强调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斗争性,又不忽略文学的审美性,而对高尔基的青睐,正体现了他力图兼顾二者的选择策略,正由于瞿秋白的译介、批评,高尔基成为当时革命文学现实化的新样板。     

新俄文学偶像与瞿秋白的高尔基情结

瞿秋白在积极推进无产阶级左翼文学运动中,敏感地注意到左翼文化建构的理论纲领与代表人物问题。配合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主要线索与经典文本的清理与疏解,瞿秋白在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文化工程方面为中国左翼文坛提供了一个无产阶级的光辉典范——高尔基,他设计周全又满腔热情地向国内同道介绍高尔基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方面的理论主张,高尔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革命现实主义艺术的伟大建树,以及高尔基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方面的主要观点与前景设计。     

政治规范与文本诉求:瞿秋白的高尔基批判

在瞿秋白的译作中,所占比重最大、选择资料最全面、涉及面最广泛的是高尔基的作品。对于1930年前后的中国左翼文坛而言,高尔基及其作品的典范性对中国革命作家和革命文学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作为一个文学家,高尔基的精神和作品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高尔基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理想化身,其作品被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最佳范本。从范本译介、思想解读、文论阐释三个方面,瞿秋白介绍了高尔基的艺术成就与艺术思想,阐发了革命作家的典型特征,探讨了普罗现实主义文学观,强化了普罗现实主义文学是适合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范式,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提供了最完备的典范。     

瞿秋白生命历程中的“疏离”形象探析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这看似是对瞿秋白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的高度评价,其实却隐含着他一生的无奈与悲哀。"马克思主义者"和"旧士文人"的双重身份曾一度让瞿秋白倍感撕裂与苦痛,"疏离"形象也因此成为瞿秋白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标签。然而,"疏离"形象背后的隐性情结却不太为人所知。探寻瞿秋白生命历程中的"疏离"形象,对于理性理解瞿秋白的复杂情感、突破过往瞿秋白研究的解释窠臼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疏离与亲近:浅析瞿秋白的幸福存在

瞿秋白自称是"半吊子文人""脆弱的二元人物",一生因"历史的误会"而苦恼,这与贯穿他一生的强烈的疏离感有莫大关系。许多学者也称瞿秋白为"悲剧性命运的书生领袖"。然而,"疏离"与"亲近"并不一定截然相对,"悲剧"与"幸福"也不见得就不能共存,一生被"疏离"困扰的人也有自己的"独家幸福"。因此,疏离与亲近的关系建构就成为探究瞿秋白幸福观的关键。研究瞿秋白疏离意识中的幸福存在,对于梳理瞿秋白一生复杂的情感关系,丰富瞿秋白研究的理论成果,拓展瞿秋白研究的纵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海燕》的别一个译者

高尔基的《海燕》,前有瞿秋白译,后有戈宝权译。其间还有宜闲的译文。他开手翻译虽晚于瞿秋白,发表却最早。宜闲是谁?就是胡仲持。瞿译所用的底本是莫斯科国家出版局1930年版《高尔基作品选选》,他选译《海燕》等七篇,译毕于1932年12月,译本《高尔基创作选集》由生活书店于次年10月出版。近年瞿氏后人发现了他的另一份译稿,题为《暴风鸟的歌》;据考证,这是初译稿,译成的时间自然更早些。宜闲是从英文转译的,译题作《海燕的歌》,     

“自我”的符码与戏码——论瞿秋白笔下“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

"多余的人"作为一条明晰的主轴,贯穿瞿秋白一生的创作。瞿秋白的遗书《多余的话》,在瞿氏文章中有发展与演变。瞿秋白性格内具二律悖反特质的精神现象,为后来他所做的《多余的话》提供可相互佐证的基础。瞿秋白文章内存在多层次的自我符码与戏码。过往的瞿秋白研究虽亦谈论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但常偏重从中国文学文本、文化与政治角度出发来探讨,而忽略他对19世纪俄罗斯文艺遗产、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认知与认同,以致无法呈现跨文化文本的发展与痕迹。本论文藉由爬梳评论,并综合分析中、俄、英、日四方之过往文献,追源溯本。     

瞿秋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建构——基于《"现实"》中俄文本对勘的视角

在<"现实">一书中,瞿秋白秉承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对俄文原文进行了大量的增删、注解和阐述.通过与原文的对话乃至博弈,瞿秋白确立了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中俄文本对勘提供了天然的比较研究视野,并生动展现了瞿秋白文本及思想的生成过程,这在新的层面开启了辨识瞿秋白现实主义美学特质的可能性.     

倘佯在瞿秋白研究的海洋——《瞿秋白生平研究史》简评

《瞿秋白生平研究史》是一部梳理瞿秋白生平研究发展历程的学术史成果。相对于学界瞿秋白研究极大发展、成果极其丰硕的状况,瞿秋白研究史的著述甚少,瞿秋白生平研究史则几乎可以说是空白。作为学术史研究,《瞿秋白生平研究史》具备了研究选题的典型性、资料搜集的全面性和研究立场的客观性等特点。因而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著述。     

新中国60年高尔基小说研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高尔基研究在建国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和进展,并显示出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其中,"文革"前17年的研究描画出一幅被偶像化了的高尔基形象;"文革"中高尔基的作品先是被禁读,后来则被赋予那一特殊年代的政治话语特征,但同时却无声地培养着将活跃于"后文革时代"的新一代知识者;进入历史新时期,高尔基研究开始显示出从停滞走向复苏的时代特色和审美价值的多元取向。最近20年中,研究者们就高尔基创作的真正成就和代表作、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他的晚期思想和文学活动的意义等关键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然而庸俗社会学批评所造成的影响,仍旧在阻碍着人们对高尔基的重新认识。总体而言,国内高尔基研究和国外研究水平相比明显滞后,但依然存在推出高质量新成果的可能性。     

关于瞿秋白幸福观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站在幸福观角度对瞿秋白心路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而瞿秋白幸福观的存在性、研究的必要性和发展的前瞻性,自然成为论述的关键和重点。这需要在分析以往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中的幸福观意蕴,并阐述其幸福观隐含性和存在性的合理因素。结合研究现状和社会现实,进一步从瞿秋白与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顺势中,瞻望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发展必然性和内在统一性,从而梳理出一条瞿秋白幸福观研究的科学线条和合理思路。     

瞿秋白的历史哲学及其现代思考

历史哲学是瞿秋白哲学思想中十分重要且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瞿秋白的历史哲学主要是围绕着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与意志自由、历史有定（决定）论与历史无定（非决定）论、历史的必然与自由等方面展开的。瞿秋白的历史哲学坚持了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于反对唯心史观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存在着对主体的选择作用和能动活动比较忽视的缺陷。瞿秋白历史哲学的主要贡献和失误，对当代中国哲学界关于“人的活动与社会规律”、“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讨论，都具有一定启迪和借鉴意义。     

瞿秋白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先驱

在1921年7月到1927年7月的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瞿秋白提出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革命战争"为主要形式;必须建立革命军队、党指挥枪、进行土地革命;必须建立"农民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萌芽.瞿秋白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前所未有的探索是开拓性的贡献.瞿秋白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驱.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阶层的自我边缘化思想——以瞿秋白为个案

五四时期,新派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阶层弱点、社会地位与功能的思考,不仅改变了自我阶层认知,也在重塑着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形象,他们主动参与甚至推动了自身阶层的边缘化。瞿秋白的思想证明了这一点。具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瞿秋白思索了士阶层没落的多种原因;剖析了"士"、过渡时期的"文人"、新兴知识分子三类知识分子形象,对他们的特点、社会角色和功能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他还将知识与劳动的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排序。瞿秋白的知识分子观和知识观传播开去,从理性上、理论上推动了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自我论证与社会认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通过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由始及终的全面考察,认为在当时共产国际通过选派代表到中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领导体制下,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产生、发展及其被克服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     

瞿秋白论文学创作的语言与方法

瞿秋白的文艺思想非常独特而富有创见.瞿秋白从他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出发,呼吁进行"文腔革命",坚持"言文一致"的文学创作语言.瞿秋白继承并发展了马恩现实主义的文艺观,把艺术地显示现实及其历史发展看成是"普洛的现实主义"最基本的原则,特别强调真实性品格,同时不回避和否定文学"革命的倾向性".     

"口语"乌托邦与国家的想象——论瞿秋白的汉字批判与国语批判

瞿秋白的"文字革命"思想主要包括汉字批判、国语批判和"普通话"建设几个方面,通过"汉字批判"和"国语批判",瞿秋白为"现代普通话新中国文"的推行清理了理论地基,并细致展现了其"口语"乌托邦和无产阶级"联邦制"国家的革命愿景.瞿秋白对这一革命愿景的政治核心,即联邦制国家乌托邦进行了非常主观化的阐释,特意遮蔽了其固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大量添加了个人的理想主义解读.     

“说话”的大众——再论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说话",即自由地表达自己,这是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核心议题和最终目标。瞿秋白通过重新阐释"大众"和"领导"的阶级属性,赋予"大众"和"大众文艺"前所未有的主体地位,并且在平等与自由的维度,重新确立了"领导"权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其充满理想主义的表述中,大众不仅要获得解放而且要获得自由,大众文化审美与超越的精神诉求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发扬。     

从解释学视角看辩证法在中国的语境化(对话)——有感于读《中国辩证法》及其他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逐步中国化的过程,是哲学意义的再生产、再创作、再阐释过程。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最终在毛泽东那里才达到成熟形态。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汉语负载着提供汉字特有的意象簇的丰富类比关系,承载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汉文字所特有的联想机制和汉文化独特的"阴阳、通变"风格思维模式发挥作用。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文本与作为解读者的中国人特有思维模式之间实现一种"视界融合"。毛泽东的辩证法的中国特色比瞿秋白和艾思奇更为强烈,更为鲜明,也更为娴熟。     

瞿秋白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之评价的当下性思考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进程的变化,瞿秋白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评价也有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梳理瞿秋白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评价,探究其起伏变化的复杂原因,反思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评价误区,对于深化瞿秋白的研究、客观评价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都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