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老年人口的核心问题是生活质量问题,对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关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基于杭州市城乡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子女孝顺是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经济状况、对社区工作满意度、婚姻、性别等也是共同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在城市和农村间存在差异.此外,在城市模型中,自我照料程度、子女个数等个人特征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在农村模型中,经济来源、对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等经济和社会保障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总之,城乡老年人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不同,城市老年人已侧重于对精神的需求,而农村老年人首先还需要物质的满足.     

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分析——基于对我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

老年人作为享受社会保障、福利项目的主体人群,对公共服务效率反应更为敏感,研究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可以衡量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益。基于2012年全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健康状况、收入、与子女关系、居住满意度、社会保障水平和到达最近医疗机构需时等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需要从增强服务保障能力、完善物质保障功能和加强精神保障宣传三方面进行努力。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休闲活动、健康自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 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积极的社会参与。休闲活动作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内容, 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根据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并基于多元回归模型, 考察了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休闲活动参与、健康自评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并检验了健康自评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休闲活动参与度和健康自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 均与老年人的积极情绪显著正相关, 与其消极情绪负相关; 参加休闲活动对其积极情绪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其消极情绪的缓解效应; 休闲活动在不同年龄段老年人身上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 老年人健康自评在休闲活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拓展老年人社交渠道、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和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等对策,以期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吗?——兼论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对湖北和陕西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检验了子女数量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回应"多子多福"的现实性,同时探讨了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子"比"无子"更"多福",但"多子"不一定"多福"。有子女的农村老人,无论是儿女双全,还是只有儿子或者只有女儿,都比没有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但是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对于有子女的农村老人,子女总数、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大程度上受到代际支持的影响,子女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均可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来看,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才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农村宅基地制度对农户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

基于黑龙江省调研微观截面数据,在制度保障功能层面,运用PSM方法分析农村宅基地制度对农民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宅基地制度的保障功能可以在居住需求、养老需求、社会资本及经济资本积累的需求方面提升农民的主观获得感;对“社会公平感知需求”及“未来生活预期需求”因素的影响为负,降低了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对“农民自主返乡需求”因素有正向影响,提升了农民的主观安全感;但对“农民风险分担需求”因素的影响为负,降低了农民的主观安全感。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内涵与功能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拓展与提升。制度改革要让农村宅基地从弱化的保障功能中“脱嵌”,实现向财产性功能的让渡,同时要注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生活保障制度。可以尝试开放使用权货币化的方式,提升宅基地的资产价值,通过改革助力农民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     

老年人家庭付出回报不平衡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家庭生活是老年人生活的核心，因此理解老年人的家庭压力是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付出回报不平衡理论（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 ERI Model）是目前有关压力最为流行的理论之一，大量研究发现ERI能影响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但老年人家庭ERI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仍不清楚。本研究结果表明：（1）老年人家庭ERI能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该路径的直接效应占总体效应的58.7%；（2）社会支持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21.9%；（3）社会交往掌控感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10.7%；（4）社会支持通过社会交往掌控感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二重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8.7%，所有三条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占总体效应的41.3%。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采用量表法以314名老年人为被试研究了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评估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没有表现出性别差异,年龄和文化程度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相关和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的不同方面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方面产生影响;在预测主观幸福感时,不同的社会支持指标的预测力是不同的。     

社会资本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的幸福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信任都与幸福感正相关,关系和谐同样具有促进农民幸福的作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有利。由此说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幸福,并且对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作用更强,这对促进民生幸福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社会转型期农村养老的主体模式：社会保险抑或家庭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性社会养老保险成为构建中国农村养老体系的核心议题,但20多年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目前尚未实现预期目标。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对家庭养老功能带来双重影响,表现出结构性特征。与社会养老相比,家庭养老的低成本、精准化等特征使其在经济扶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仍具优势。在目前甚至较长期的社会转型期,家庭养老应当成为我国农村养老的主体模式。构建政府支持的家庭支持计划对于稳定、拓展家庭养老功能不可或缺,而社会养老保险值得长期建立。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21世纪是“世界性人口老龄化”的时代 ,中国老年人口是世界老年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庞大的中国老年人群中 ,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分析和把握这些差异 ,并对改善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状况提出合理化建议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 ,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差距。     

成人学习者主观幸福感特征初探

主观幸福感是测评个体健康人格的一个重要指标,为有所侧重地对成人学习者进行人格教育,本研究对291位成人学习者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成人学习者在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以及具体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独生子女的消极情感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水平越高,成人学习者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父母的管教程度并未能造成成人学习者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不同学业成绩的成人学习者在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具体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成绩越高者,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也越容易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旅居康养的发展逻辑、限制与展望

农村退休迁移一度是西方多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其兴起主要源自乡村生活价值重估、消费功能兴起以及老年人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要求,但在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相应关注。伴随中国进入到城市化高速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发展阶段,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地方已开始出现与国外退休迁移相似的农村旅居康养动向。结合实地调查发现,相较于西方农村退休迁移的发展背景,国内农村旅居康养的产生是市场开发、政策引导、乡村建设和个体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国内农村旅居康养还存在全年段康养开发不足、医疗卫生基础薄弱、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建议围绕城乡养老服务需求形成整合性框架,促进康养与旅游融合发展,引导乡村舒适驱动型发展,开展城乡互益性养老交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联合体,以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共富。     

子代情感支持选择对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安徽省的问卷调查分析

根据2011年“安徽省老年妇女养老问题农村地区调查”数据,应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村地区老年妇女在情感支持方面不同子代角色的选择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情感支持方面选择儿媳和女儿的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发生比较高,选择儿子和女婿的则对其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     

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养老:家庭方式需要支持

从宏观视角及制度扩张和静态均衡角度对农村养老的关注多具有政治考量和货币补偿的特点,据此推行的社会养老政策迄今为止绩效不佳。对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流动及家庭权威分散所做的分析表明,家庭结构变化对农村养老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弱化的同时也存在某些促进方面。农村养老现行而有效的方式依然以家庭为主。家庭不仅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在经济支持上也占据着最大份额。社会转型对农村养老的冲击不在于动摇了家庭养老的主体角色与核心功能,而在于削弱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方式,拓展或改变了家庭养老的存在形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农村养老制度建设应围绕稳定、扩展或补充而不是抑制家庭的模式来展开。家庭养老需要政策支持。     

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与生活质量研究——以贵州为例

本文使用贵州644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对不同居住方式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居住方式中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三代户及以上中的老人生活质量最好。二代户中的老人次之,再次是夫妇户老人和隔代户老人,独居老人生活质量最差。笔者对不同居住方式下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并构建出老年人居住方式与老年人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图。当前农村独居户和隔代户老人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The Parenthood Happiness Puzzle: An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Contrary to conventional wisdom, recent studies argue that parenthood is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to higher parental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However, parenthood remain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dults’ lives, also in highly developed societies where childbearing has become optional, financially expensive and affecting other goals in life. Whereas a great deal of effort has been put into answering why fertility is low in so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one may even ask why is it not even lower. The answer is not obvious but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to d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and SWB has been understudied and the mechanisms at work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This special issue makes a step forward in this line of research, providing a coherent set of papers addressing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and SWB and its mechanisms, starting from a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but integrating theories and research result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The collection of papers assesses the effect of the birth of a child on the individual SWB from angles still unexplored with the idea that the effects of fertility on individuals’ SWB are diverse depending on individual, couple and country contextual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