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与刑事立法关系反思

网络民意与刑事立法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建设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就二者的关系现状来看,网络民意与刑事立法还存在诸多不良互动现象。究其根源,在于网络民意监督权的越位干扰了刑事立法权的正当行使以及刑事立法对网络民意的过度回应。为实现网络民意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立法者应在引导网络民众达成理性共识的前提下,以刑法与非正式规范、其他部门法的外部协调,及刑法内部逻辑自洽为限度,回应网络民意的立法诉求。     

嫖宿幼女罪之废除

嫖宿幼女罪脱胎于强奸罪而单独设罪,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超出立法意图的操作困境,使得在对嫖宿幼女罪的定性、量刑、打击预防力度等方面都出现了司法层面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对该罪的立法沿革、犯罪构成、刑事责任追究等方面分析其与强奸罪的关系,从而论证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可取的做法是废除嫖宿幼女罪,而嫖宿幼女的行为应以强奸罪论处。从而在刑法上给予幼女身心健康以最大的保护。     

“刑罚反制”初论

在罪刑关系上,学界长期以来强调罪对于刑的制约作用,而忽视了刑对于罪的决定作用。刑罚对犯罪的成立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刑罚反制。刑罚反制的根据在于刑罚具有相对于犯罪的独立性、刑罚与犯罪具有相互依存性、刑罚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具有复杂性以及刑罚目的对手段具有制约性。刑罚反制不仅体现在刑法观念中,而且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胡适和梁漱溟的两度"合作"

李大钊、胡适、梁漱溟分别属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保守的新儒家学者 ,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学思历程 ,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并试图解决社会改造、文化重建等重大问题。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共识” ,且私交甚深 ,“五四”前后曾共同参加李超女士追悼大会 ,并共同列名“好政府主义”。本文以上述两次“合作”为切入点 ,分析考察了三人在妇女运动和社会改造问题上的异同。     

挪用公款受贿量刑不应数罪并罚

挪用公款罪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一直备受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和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因受贿而挪用公款构成犯罪的,按数罪并罚处理。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因受贿而挪用公款仍属于单纯的一罪,不发生数罪并罚问题,并从行为的罪数性质、该解释的合理性分析、挪用公款罪的立法背景和立法例的比较等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与依据,以及对该行为从一重处断的主张。     

军人战场投降罪存废之我见

军人战场投降罪是在特殊环境下通过立法而成为罪名的,学者们一直有所争议。并且中国几千年的立法实践中,直有秦汉才有这一罪名,成熟的隋唐立法已经删去了这种过于偏激的立法;其次,军人战场投降罪与我们党和国家正在摸索和实践中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也是不相融和的;同时在刑法学理论上,因为军人受到最狭义的胁迫,不应有自由意志,因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也不构成犯罪;这种追究军人战场投降罪使我们对待志愿军战俘上有着错误的教训,这种罪名也与世界各国的立法存在极大的反差,也使我国蒙受舆论上的损害,因此,作者提出删除或修改军人战场投降罪。     

从价值预设到法律形式:立法方法论基础初探

对立法问题进行方法论的反思,不仅是对目前学术研究的补充,同时也是法学方法论的前提性问题.以政治意志形式出现的价值预设如何向法律形式转化,是立法方法论中的基础问题,因而也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方法论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创制的方法,其中包含法律的价值安排与价值的实现程序.在区分伦理与道德的前提下,运用商谈原则和普遍化原则,将价值整合为共识进而作为立法的价值预设;将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统一到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之下,这既是对价值共识进行实践设计,同时也为立法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理论的指导.法律的价值安排与价值的实现程序,统一于通过主体问对话而达成共识的商谈理论之中,并通过立法民主程序得以体现.     

侵犯通信秘密罪的比较研究

侵犯通信秘密罪在我国刑事立法上显得单一而不完善 ;在理论研究上 ,多有单薄和滞后之嫌 ,这显然难于适应社会现实的需求。我国《刑法》的侵犯通信秘密罪在体系归属、行为方式、犯罪对象、诉讼方式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存在相同面 ,也存在差异性。我国刑事立法在本罪的规定上可适当借鉴他人理论 ,而增设亲告规定和附加刑 (资格刑 ) ;另外对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宜作扩大解释。     

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合理性及其展开

网络犯罪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难题。《刑法修正案(九)》基于治理网络犯罪的现实需要新增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多种网络犯罪罪名,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多种与网络相关的犯罪进行了修正,但也引发了较大的争论。我国网络犯罪最新立法修正总体上是必要和合理的,不过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虚假信息犯罪立法范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立法模式等问题上仍存在诸多立法内容与技术上的问题,应当立足其立法的合理性予以进一步推进。     

中美行政立法程序的对比及启示

与美国相比,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存在着公开性和参与性不强、立法程序单一、利益表达程序虚化、立法听证形式化等诸多问题。为了规制行政立法,使行政立法体现主流民意,同时让弱势和少数群体的声音能够得以表达,必须使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体现程序公开、公民参与、利益多元的原则。结合中国情况借鉴美国行政立法程序与理念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进路。     

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及协调

民意对司法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应该是在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下,吸纳民意。吸纳民意应该以间接的方式实现,即通过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吸纳民意,通过增强立法的透明度表达民意,而不是由公众或媒体直接给予司法压力。     

从刑事诉讼法律的变化谈立法的人性化

一部好的法律,是体现人性化的法律,是将人情与国法两者完美融合的法律。当代立法要借鉴古代人性化法律制度,围绕国情民意展开,充分考虑司法实践对法律的运用实效,构建人性化立法制度。     

生产销售假药定罪量刑中的司法尴尬及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须具备＂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而刑法学界和司法部门对于如何认定有无＂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等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导致司法实务部门在对假药犯罪＂危害人体健康＂的司法认定上各行其是。因此,统一理论界与实务界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量刑的认识,全面思索刑事立法对于生产销售假药行为加以干预的提前化和视角转换问题,对于完善生产销售假药刑法规制体系具有立法和理论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论法律与政治之关系——从立法与行政透视英国宪法性人权保护

在英国,法律和政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宪法性权利的保护上,因为宪法性权利不仅要影响英国议会议员、政府官员以及司法官员的特定是非观念,而且要影响其立法过程、执法过程和司法过程的程序。就政治与法律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而言,直接关涉到英国的政治、法律和人的活动,并体现英国宪法性人权与立法之关系以及英国宪法性人权的保护方式,进而通过英国人权法与英国法官具有政治性的裁决之间的相互作用诠释其对英国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型构英国法律和政策的制定程序。     

运输毒品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运用选择性罪名的立法技术,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相并立。但是,相关条文对运输毒品罪基本特征的描述采取了简单罪状的立法形式,法条粗简,无法与实践中纷繁芜杂的运输毒品行为有效对接,在实践中导致了诸多混乱。因此,对运输毒品罪的立法与司法、理论与实践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有助于提升治理毒品犯罪的整体成效。     

论商业秘密保护中的刑民分野与协调

1997年侵犯商业秘密罪确立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之立法与实践上,存在着刑民纠葛的混沌及困惑局面,其症结在于商业秘密保护中存在着刑民之交叉。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必须从实体法上厘清刑民保护的界域,从程序法上协调刑民保护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保护商业秘密之目的。     

死刑适用与"民意"

就我国目前的情形而论,死刑与民意的关系问题集中在两个层次、两个阶段:一是宏观层次、立法阶段,即死刑存废与民意的关系;二是微观层次、司法阶段,即民意对于个案中死刑适用与否的影响.若将这两个层次联系起来,则会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在前一个层次上,似乎普遍的民意是反对废止死刑的,这与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学家强烈要求废止死刑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在后一个层次,虽然也有要求对刘涌执行死刑这样的个案,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针对具体案件所发表的所谓民意基本上都是要求枪下留人、免处死刑的.     

骗取贷款罪与相关罪名之比较

2006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设立了骗取贷款罪,为我国进一步打击滥用贷款的行为提供了立法依据。至此,我国针对滥用贷款的规制形成了目的和手段双重规制的立法模式。这一模式的转变在加大打击贷款犯罪力度的同时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适用问题。要适应这一立法模式其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骗取贷款罪、高利转贷罪和贷款诈骗罪三罪之间的关系。     

寻衅滋事罪适用的异化证成与治理逻辑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阶级性论断为关照的展开

[提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阶级性和代表统治阶级意志论断来关照寻衅滋事罪设置的立法价值机理，其涵盖了确立刚性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罪名宗旨、创设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哲学依据、划定以阶级性为原则下的寻衅滋事罪识别边界和证成信息时代寻衅滋事罪扩张的正当性。然而，由于未能较好理解与践行寻衅滋事罪的立法价值机理，司法适用中出现法益的过于扩大化解释而可能导致对阶级矛盾产生错误理解、忽视罪名构成的主观要件而可能导致激化人民内部矛盾、抽象表述的随意性解释而可能导致造成专政对象错误和网络不当言论的过度适用可能导致人为制造内部矛盾等异化问题。因此，需要在坚持其价值机理指引与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可以从明确体现人民利益的公共秩序法益的内涵范围、严格禁止对人民内部特定纠纷适用寻衅滋事罪、依托完善寻衅滋事罪的适用细则以确保正确区分专政对象和规定网络不当言论为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的识别标准等维度对寻衅滋事罪司法适用中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治理。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若干问题探究

从立法精神和司法解释两个层面分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并无未遂问题。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和非法经营罪之间既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也不存在想象竞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