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述略

清代宝应刘氏包括刘士壮和刘宪两人之后裔,要以刘宪曾孙刘心学、刘正学和刘典学三房为盛;宝应刘氏著述众多,此前书目登录不尽确切者就有30种;作为绵延九代的清代旺族,宝应刘氏既能顺应学术风潮的变化而变化,又能秉承长于宋学的家学传统,培育出刘中柱、刘台拱、刘台斗、刘宝楠、刘恭冕、刘岳云和刘启彤等众多学术名流。     

论陆贾春秋学及其文学意义

陆贾对汉朝政治和文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陆贾与春秋学渊源极深，此秘首为清季戴彦升所发覆。陆贾为汉初谷梁家，其《春秋》遗说主要保存在《新语》里。陆贾述事多用《谷梁传》和《左传》，称义则多用《谷梁传》。陆贾《楚汉春秋》是汉代第一部春秋学著作，它不仅开创了汉代私人修撰当代史的先例，而且绍承孔子修《春秋》的宗旨，用以史明义的方式介入当代政治，促进了汉代春秋学著述的兴起。陆贾首开以《春秋》灾异说政事之风。自此而后，以《春秋》灾异说政事遂成为汉代政论的一大特色。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王通《春秋》学考述

王通是隋唐儒学变革的先行者,他的《春秋》学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钩稽《中说》里王通对《春秋》和其接续《春秋》所作的《元经》的论述,我们可以整理出王通的《春秋》观,也可以管窥到已经亡佚的《元经》的大致轮廓(作意、起止、取舍、笔法、义例等)。在对王通的《春秋》学复原后,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发现,王通的《春秋》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则它是唐宋“义法史学”的先驱,二则它是中唐以后《春秋》学研究中“舍传求经”学派的前导。     

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探析

《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是清代扬州学派仪征刘氏家族历经几代而未竟的学术名著。通过对其编撰背景、过程的分析,说明该书是清代学者尊崇经典、回归汉学学术思潮影响下的重要研究成果;通过对该书两大主要内容——旧注和疏证的归纳分析,概括其特点分别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广考博征、精审独到;通过以上分析揭示该书的价值不但在于进一步疏通了《左传》文意,而且在辑录和疏证旧注的过程中,梳理了《左传》学史。     

论赵汸及其《春秋》学

元末徽州学者赵汸在老师黄泽的启发下,专攻《春秋》,先后撰成五部专著,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春秋》学体系。他的《春秋》研究纠正了前人重褒贬的所谓"书法"问题,或主张《春秋》仅是"实录"两种倾向。他另辟蹊径,通过"属辞比事"的方法,探求《春秋》大义,代表作是《春秋属辞》。由此可知其《春秋》学具有经义辨析和史学考证并兼的特色,在当时被誉为"发千古不传之秘",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清代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便由此而起。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六艺略》命名探微

刘向、歆父子校书之分职,与《别录》、《七略》所分六略,除《六艺略》外,一一对应。从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内容的旧六艺,发展为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内容的新六艺,孔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六艺略》之得名,正在于对六经教化功能的强调,并体现了刘氏父子对旧王官之学的传承,以及建构郡县制帝国学术体系的努力。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 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 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 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 被刘知幾援子入史, 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 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 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由“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南汉春秋》与《南汉书》之撰述路径及学术价值

刘应麟与梁廷枏先后著成纪传体南汉史,而旨趣不同,所著之书亦表现出不同之面貌。刘著《南汉春秋》,意在“以纤琐见长”,故所重一为“广搜”,一为“分析”。梁著《南汉书》,旨在“成一家言”,故竭力从事于整齐体例、考核异同,并别辑《南汉丛录》《金石志》《文字略》为一书,不使与纪传正文相杂。从“以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反映出一种治学路径,二者皆不可或缺、各有价值,与章学诚由“记注”到“撰述”之理论设想具有相同精神内核。在“成一家之言”成为著述者普遍追求之学术环境中,刘应麟不妄作史而甘为“纤琐”之态度更为可贵。     

抗战期间刘文典被劫图书考述

刘文典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虽然他不是以藏书而闻名,但是其藏书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由于刘文典一生从事校勘古典文献方面的工作,因此收藏书籍也成了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期间因为时局动荡,刘文典寄存在香港的图书被日军劫走,从此了无音讯。其后,经过相关人士的努力,终于将被劫图书的下落查实,也完成了刘文典先生的一桩遗愿。     

袁昶日记中有关刘熙载的文献

袁昶是刘熙载的学生,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虽是读书日记,但其中也记载了刘熙载及其读书治学相关的一些内容,尤其是记载了刘熙载的一些行迹和逸事,以及文学和书法方面的内容。《毗邪台山散人日记》鲜为人知,其记载有关刘熙载的文献极富价值。     

盛唐英灵交往之遗踪——由《刘复墓志》看以王昌龄为中心的天宝丹阳诗人群

新近公布的《刘复墓志》的主体部分为刘复自撰,不仅完整介绍了刘复生平,而且述及他在天宝年间与王昌龄、李白交往之事,据此我们可以完整地认识刘复其人其诗。墓志中关于刘复早年生活的介绍不仅可让人了解到天宝学子的修业方式,而且还可对天宝年间以江宁为中心的江南诗坛有更真切的了解。这为解决天宝文学中几个悬案,如王昌龄被贬龙标时间、王昌龄在江宁主持雅集及授学之事,也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此可对著名的《琉璃堂诗客图》做出新的解释。借助这方墓志,我们可对盛唐时期京城之外的诗学活动有更具体的认识。     

柳永节庆礼俗词文化影象

过往在研究柳永的词时,词学界对他的歌妓词和羁旅行役词非常熟悉,但是对他的一些生动反映当时宋代经济和人民生活幸福的节庆礼俗都市词,从礼俗的角度去研究的却很少,甚至寥寥无几。丰家骅先生在《论柳永歌咏太平的词》文章中说：＂近年来即使有人论及,也多语焉不详。这直接影响了柳词的分类和评价。＂因此,本人从礼俗文化的角度对柳永都市词中的圣寿礼俗词、祭祀礼俗词、重阳节登高礼俗词等做了较浅的分析。柳永真实再现了宋代人们的民俗生活,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幅生动的中国传统礼俗文化影象画面。柳永节庆都市词的礼俗文化内容,具有一定的价值,不应被忽视。     

刘咸炘论古籍辨伪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咸炘在一篇短文和若干著作中论述了古书的体例、古籍辨伪的方法和理论。他对古书体例的研究,比如其目录学,深受章学诚的影响,在章学诚的基础上加以推演、补充,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古籍辨伪要重视校雠学和辨明书籍的宗旨,且严格定义伪书的概念。在分析一些古籍的真伪时,刘咸炘能够做到不轻疑,不迷信。     

焦仲卿误读现象应该纠正

学术界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仲卿形象存在误读现象,论者认为他性格软弱,缺少刚气,思想存在矛盾。其实,焦仲卿从一开始就以当时礼制所许可的方式与专制的母亲进行了抗争,向焦母发出＂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的誓言;他采取先让妻子回家,再去迎取的曲线留妻的策略,与决心驱媳的焦母展开柔性对抗;在听到刘兰芝被刘家逼婚的消息之后,他先提出以死殉情的决策。焦、刘二人的感情互动,是以焦仲卿为主导,刘兰芝则随着焦仲卿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焦仲卿、刘兰芝二人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扬刘贬焦是不适合的。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百年吴趼人研究的回顾与评价

任百强《我佛山人评传》等21世纪新成果终于将吴氏三千年世家的传承图谱完整地联结起来,填补了国内外关于吴趼人研究的一项空白。郑振铎、阿英、刘大杰、任百强等从1956～2010年耗时半个多世纪校正了鲁迅对清末谴责小说的贬低。王国伟的《吴趼人小说研究》,可谓是对吴趼人创作的各类小说比较系统化研究的一个新收获。任百强于2010年出版的煌煌大作《我佛山人评传》百年来有关"晚清新小说主将之一"的吴趼人研究之集大成者,除了对吴氏创作的各个方面详加论述外,对吴趼人的世家、生平、众多谜团做出令人折服的实证考辨、对比分析、假设推导、逐个否定。《我佛山人评传》在研究方法上提供给学界的启示有如下七个方面:其一,采用微观史学方法,以小见大、显微知着;其二,注重人物心灵的探寻;其三,重视人物身体器官的文化象征意义;其四,注重细节的放大;其五,注重叙事,借用传记、说书、话本小说之类讲故事的笔法;其六,借用了英国政治比较概念史的写作方法;其七,超越名利、学术归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