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视角下大众媒介的偶像现象研究

媒介时代偶像崇拜现象的意义和作用已颠覆传统.偶像崇拜的"错位"与大众媒介的利益追求和娱乐至上的社会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媒介批评的视角下,大众媒介应对偶像现象中自己的责任进行反思.     

消费时代的明星报道：消费偶像的塑造

在文化的消费主义特征明显的当代社会,作为传媒娱乐最突出的内容,明星报道的目的和结果是塑造一批又一批的消费偶像。消费偶像的特征主要从两个方面得到体现：明星是被消费的偶像,作为一种典型娱乐消费推给大众的明星报道首先促进了传媒产品（内容）的消费;明星是引领消费时尚的偶像,通过对大众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促进了社会商品的消费。在消费偶像的塑造中,体现了媒体、明星与商业三方面的利益及合谋关系,并且因此忽视了受众的整体文化利益。     

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媒介角色的社会学解读

大学生所看到或信任的不是大众媒介的观察本身,而是大众媒介呈现其所观察的＂呈现＂这一运作,因此大学生对大众媒介的＂信任＂并非来自于大众媒介制播内容的专业伦理品质,而在于大众媒介是否可以成功地作为一个社会观察的功能系统,对社会进行时态化。信任来自互动的期待,大学生对于使用媒介的热切期待,使他们对媒介的信任无法更改。因此,大众媒介始终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然而大众媒介却在社会角色的塑造上历经多次颠覆性的变化,这种不断的＂自我否定＂势必要求大学生必须充分认识媒介环境的急遽变化,学会正确面对和理性判断媒介以及媒介角色的变化。     

解读传媒时代大众媒介语言特色及其赋予语言教育的新任务

步入传媒时代,大众媒介日趋成为塑造人们生活的主导力量,更成为进行语言普及教育的重要渠道。不同 的大众媒介具有不同的语言特色,它们改变着语言规范的标准,左右着受众学习语言的兴趣,因此语言学界必须重 视对媒介语言的研究,以有效引导媒介语言的发展方向,同时科学而充分地利用大众媒介面向大批受众的普遍特 征,以及各自的优势进行语言普及教育和语言保护工作。     

主流媒体中“榜样女性”形象的呈现与变迁—《人民日报》(1960—2013)

结合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以1960-2013年间《人民日报》"三八红旗手"新闻报道为对象,研究"榜样女性"媒介形象的呈现与变迁。研究发现,榜样女性是主要新闻人物,是新闻事件的主要实施者;榜样女性是生产偶像而非消费偶像;榜样女性主要活跃在工作场所和公共领域;其媒介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社会情境的改变,榜样女性的媒介形象发生了以下变化:从"神"到"人"的转变,从男性气质向女性气质的转变,从单质向丰满的转变。     

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

大众媒介是受媒介权力主体控制的。从正面讲,它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实现对主流意识的传播,成为社会共识的凝合剂,也可以成为公共权力的监督制衡力量;它既是一种传播文化知识的权力,也是对反文化或消极文化实现控制的权力。从负面讲,由于大众媒介权力主体的非理性化倾向,导致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表现为放弃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放弃环境监督和理性批判的社会责任,无原则地操纵或利用媒介;放弃文化理想和艺术创造的社会责任,制造和传播毫无审美价值的庸俗文化。这是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相背离的。"对控制的控制"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大众媒介权力的合理限度,依靠社会力量对大众媒介权力的主体行为进行控制,实现大众传媒的良性秩序。     

媒介:讯息还是权力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肯定了媒介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它过分强调了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压倒性影响,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对媒介技术的塑造作用,从而陷入了强技术决定论的泥沼。同时,麦克卢汉将媒介的影响片面地归结为媒介对人的行为和思维的影响,特别是对心理和感官的塑造和延伸,而忽视了其所包含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内涵。文章试图以"权力"的概念为中心,建构一种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从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两个方面来对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解释与评价。     

从“全国牙防组事件”反思我国媒介权威的塑造

“全国牙防组”造假事件不仅仅是一次商业事件，更是一次媒介参与制造的舆论事件。大众媒介通过所谓“媒介权威”的塑造和控制话语的权力，主导了受众的视线和价值选择。媒介在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的同时，也显现出忽略社会责任的弊端。     

挥之不去的偶像情结——张欣《最后一个偶像》解读

于冰是张欣小说《最后一个偶像》着力塑造的一个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市女性偶像。在于冰的身上 ,杂糅了现代意识和传统道德。对于冰形象的着力塑造 ,正表明了作者小说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偶像情结 ,即在偶像的塑造上眷念传统美德 ;在文本写作上因袭传统表现手法 :多元、线性、象征 ;在叙事话语上崇尚传统审美趣味 ,拒绝“身体写作”     

拟真时代:鲍德里亚媒介理论的后现代视角

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心人物之一,鲍德里亚以"拟像"、"拟真"和"超真实"等概念描述媒介与技术主导下的后现代社会形态。他将媒介阐释为主要的拟真机器,媒介的拟真不仅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同时也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新的社会控制模型。在媒介与技术形成的超真实世界中,作为社会主体的大众被压制、消解而沦落为"沉默的大多数",最终导致了"社会的终结"。鲍德里亚的理论对理解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判理论、阐述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时尚导向的道德询究

时尚总是在自发与自觉之中传播。要克服时尚的负面效应,必须先克服其自发性和盲目性,施之以自觉的正确的道德导向。从时尚主体来看,必须由精神文化层来主导;从时尚传播来看,必须要加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从时尚的表现形式来看,必须提高人们分辨美丑的能力,不能以丑为美或以美为丑。     

苏轼的"审丑"理论阐释

在关于"美"与"丑"的文艺理论中,"以丑为美"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审丑"理论。苏轼的"审丑"理论形成于求奇尚怪的宋代,建立在他个人人生际遇、哲学观、文艺观的基础之上。苏轼的"审丑"理论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对"丑"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并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批判视角下解构现代社会的“媒介崇拜”

在现代性视野下,现代人已无法自拔于对媒介的盲目崇拜。借助于批判理论和视角揭示现代"媒介崇拜"的实质,层层剥离出话语崇拜、符号崇拜、收视崇拜和具体表现为消费崇拜、偶像崇拜、镜头崇拜的信息崇拜等主要崇拜形式和类型,并引发对媒介"他者"和受众"自我"的反思。     

美丑变奏的哲学阐释

丑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丑相依才符合生活的辩证法。有着独到生活感受的现代派作家,将丑引进艺术并进行大胆地表现,创造出了一系列以丑著称的艺术形象,在艺术世界里掀起了一场美与丑的变奏,也在人类文明史上开创出了一片奇异的天地。审丑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丑,了解产生丑的历史必然性,不但有助于人们从美学的角度深入领会现代派文学的思想价值,更有助于人们在面对社会生活时,能够正视现实的存在,理智地面对丑和恶,从丑中,甚至从恶中提取出有助于人生的东西来。     

丑恶怪谲 各尽其美——中西古典美学中“丑”的比较

由于文化传统和民族审美心理的不同,中西审丑意识与审丑艺术实践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因强调对立物的协调、渗透,对“丑”能宽容接纳;西方因崇尚美,强调美与丑的对立与冲突,对“丑”总是排斥拒绝。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丑”的本质认识偏重于伦理道德方面;西方受主客体二分思维的影响,对“丑”的认识偏重于形式方面。在艺术创作中,中国人往往以丑为美;西方人则注重化丑为美。     

论作为美学范畴的“丑”和“荒诞”

"丑"和"荒诞"是西方现代美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文章分别描述了其上升为西方现代美学核心范畴的过程,分析了丑和荒诞的内涵、特征以及审美意义,揭示了丑和荒诞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儒道视域中的中国古典美学审丑意识考论

丑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不是作为一种范畴而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而存在的,就其原初涵义而言,它与古代中国人的死亡意识息息相关。不同的生死观导致不同的美丑观。儒家重生、重德的思想使其审丑意识呈现为或忌讳审丑或将审丑转化为道德人格美两种风貌,它主要指向伦理的维度;道家齐生死、一天人的思想使其审丑意识呈现为美丑互化和重视人的自然生命、自由精神两种特色,它主要指向美学的维度,是生命本真状态的显现。     

从《最蓝的眼睛》和《秀拉》看莫瑞森的审丑意识

审丑是对审美的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非裔女作家,托妮·莫瑞森可以称得上是后现代主义时期的"丑"艺术家。她最早发表的两部作品——《最蓝的眼睛》(1969)和《秀拉》(1973),深刻地反映了美国黑人处在当时时代夹缝中的"丑态"。莫瑞森在这两部作品中通过对外表之丑、语言之丑、意象之丑和自然之丑的描写揭示人物的人性之丑和人生之丑,并最终把矛头指向历史之丑。审丑是一种艺术手段,其目的是在认识丑的基础上,呼吁人们去颠覆和解构"丑"的社会秩序和伦理价值,重建新的社会秩序和伦理价值。     

丑之微论——文学作品中丑角形象之微探

在艺术创作中,有美就必然有丑,“丑”理所应当成为艺术鉴赏中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然而现今美学理论界对于“丑”这一审美范畴的研究较之美来说是少之又少,因此对于“丑”的研究是尤为必要而又重要的。本文把视角主要集中在对于文学作品中丑角形象的归类上,并对“丑”这一审美范畴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论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审丑转向问题

自19世纪以来,由审美向审丑的转向是现代艺术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在现代艺术中,丑不再是美的陪衬,也不再是为了被转化为崇高,而是一个被赋予了更高艺术价值和社会批判功能的艺术表现对象。尼采美学是这次审丑转向的直接理论源头,另外马尔库塞和阿多诺等现代先锋理论家也对它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撑。现代艺术表现丑绝非出于以丑为美的病态嗜好,而是对艺术作为社会批判者角色的全新认识。关于审美还是审丑的问题,实际上已超出美学领域,成了现代社会的文化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