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兴亡·人物评价: 南朝北朝史论异同辨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约二百七十年.由于南朝、北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各异,因而南朝北朝的史学发展也大异其趣,而作为这个时期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史论,南北也有所不同.南朝北朝史家就政治制度、皇朝兴亡得失、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所发的史论,南北相较,互见长短.虽然就整体而言,北朝史论在思辨性和深度上逊于南朝,但也有许多可取之处,这对深入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及其成因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及其成因石荣伦魏晋南北朝之史学，灿若星辰，乙部之作达千部之多，在“二十四史”中独占５部，仅次于唐，其史学史地位令人瞩目。本文试就此间史学的特点及其成因略陈管见。由附庸到独立：史学受到重视史著大增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历史学和历...     

佛道二教的影响与魏晋史学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使佛教和道教获得了广泛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与“政治功利基础”。而佛道二教的迅速发展,对魏晋南北朝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纪传体正史、杂传、史注以及史学思想等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在此基础之上促成了新的史学类别——佛教史学与道教史学的产生。它在给魏晋南北朝史学留下了更为明显的“时代烙印”的同时,也使这一时期的史学呈现出一种异于前代的独特的面貌。     

士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门阀士族垄断经济、政治和文化,同时也垄断史学,所以那时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乃是门阀士族的史学。谱系之书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魏晋南北朝的谱系之书,主要包括家谱、姓氏学和谱学专著三个部分。     

论魏晋南北朝博物杂记类小说的历史情怀

先秦时期博学之士多任巫史之职,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博物杂记类小说自诞生便与巫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魏晋南北朝既是小说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也是史学高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博物杂记类小说与史学既有交集又有分化：一方面,博物杂记类小说的作者多具史官才华,博物杂记类小说在命名、编排体例、内容构成等方面深受史官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史传以记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进程为宗旨,博物杂记类小说则在选材上追求奇趣,重视从思想感情及心理情绪等方面描绘王朝的更替,呈现出不同于史传的审美风格与情感特征。魏晋南北朝博物杂记类小说的历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为唐传奇的艺术成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魏晋南北朝民间史学活动探论

魏晋南北朝是民间史学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 ,这种活跃在民间撰史活动、民间史著抄写与传阅活动、民间私学与家学授史活动、民间通俗历史讲唱活动几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民间史学活动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使它在推动魏晋南北朝史学走向兴盛的同时 ,也预示了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形而上之自在本体的追求——论魏晋南朝文化特质

在中国政治史上,魏晋南北朝或是一个动荡、乱离的悲剧时代,然而,在中国文化史上,魏晋南北朝却是极为辉煌的一章。这一时期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生动活泼的文化多元发展。然而,文化的多元发展,并非意味着文化的无序。这一时期无论是哲学,美学还是文学、史学、科技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对超越形而下之具体事物的形而上之自在本体(无、道、自然)的追求。这一主题深沉地把握着魏晋南朝文化人的致思倾向,心理性格,精神风貌,从而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特质(北朝文化因政权割据、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李颖科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辉煌灿烂的历史阶段，梁启超曾经指出：“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①相对于以前各朝，这一时期，史家辈出，史学范围扩大，史书体裁增加，史籍数量剧增，“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魏晋南北朝僧诗的历史文化价值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规模碰撞、交汇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相对自由发展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僧诗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多元文化混合体,这是它在中国诗歌类型发生学意义上的主要特点。对魏晋南北朝僧诗的解读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佛教文化是如何由客体文化向中华文明主体文化的补充地位递进,以及佛教话语如何影响并转化为中国文化及民众日常思想表达形式。因此,研究僧诗,重在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魏晋南北朝史学接受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史学传播,主要通过了学校中的历史教学以及社会上各种形式的历史知识普及。史书的阅读和接受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历代正史为主的史书被广泛的阅读。这一时期的史学接受,体现出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征。接受的效果在专业研究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国家政治活动中均有所反映。     

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下)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有关著录反映了这一高潮的基本面貌.这个时期成书的各朝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发展了司马迁、班固撰写民族史专篇的优良传统.<华阳国志>和<蛮书>记述了西南少教民族的历史;<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则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魏书>和<周书>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少数民族史的性质;<通典·边防典>本质上是一部古代少数民族史.以上这些,反映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史撰述的盛况.     

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上)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有关著录反映了这一高潮的基本面貌。这个时期成书的各朝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发展了司马迁、班固撰写民族史专篇的优良传统。《华阳国志》和《蛮书》记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则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魏书》和《周书》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少数民族史的性质;《通典.边防典》本质上是一部古代少数民族史。以上这些,反映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史撰述的盛况。     

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一东魏的史学传统.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各民族的发展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少数民族内迁中原,中原地区的汉族纷纷南迁,在各民族大迁徙过程中形成了杂居共处的局面。改变了各民族传统的分布格局和经济生活。在长期的交融过程中,北方形成了以异源同流为民族融合特点的民族发展格局,南方则形成了以同源异流、异源同流为民族融合特点的民族发展格局。在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汉族进一步发展壮大,汉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为隋唐时期更高层次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西洲曲》与南北朝长江军事分界线——兼论《西洲曲》的创作时代

《西洲曲》爱情故事与南北朝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变动密切相关,当长江南北之间交通自由时,江北男子曾到江南与江南女子相恋,后来长江南北之间交通断绝,双方不能见面、通信,唯有隔江相思。南北朝之间边境防守严密,禁止通行,故可称之为南北朝军事分界线。南北朝时,只有梁末至陈代前期（549～573）及陈代后期（579～589）,长江两次成为南北朝军事分界线。《西洲曲》爱情故事的历史地理背景,当为梁末至陈代前期或陈代后期江北地区属北时的长江下游地区。《西洲曲》声律有局部粘对,亦与梁陈时期近体诗声律发展到局部粘对甚至全部粘对相一致。从《西洲曲》的历史地理内容及声律看,《西洲曲》当是梁末至陈代的作品（549～589）。     

略论拓跋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曾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双方在政治上建立了封赐、朝贡与质子关系,在军事上则相互联合。此外,拓跋鲜卑还十分重视对汉族士人的招抚与任用。通过交往,拓跋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为北魏长期统治北方奠定了基础。     

试论北朝家庭的佛教信仰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信仰家庭化的趋向日益明显。北朝家庭的佛教信仰,具有极为鲜明的特点,即以家庭和家庭成员为关注焦点,重视宗教信仰实践,并且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当时的家庭,之所以成为宗教信仰的单位,一方面在于环境的熏染,另一方面,也根源于家人的有意弘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