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世学派考原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所谓"功利学派"或"事功学派",此派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和国计民生,故而称其为"经世学派"可能更为恰当。依韩非子之说,儒家在孔子之后分为八派。儒家八派思想旨趣不同,而皆自谓得真孔子之道者。从根本旨趣上说,儒学既非记诵辞章之学,亦非玄谈和独修的学问,而是经世济民之学。在儒家八派之中,唯有"孙氏之儒"才是得了孔子经世之道的真传。儒家经世学派的第一任领袖,《荀子》称其为"子弓"。考辨儒家经世学派领袖,有三条理由可以论证"荀子"姓"孙",而不是姓"荀";有八条理由可以论证"子弓"为孔子著名弟子"子贡",而非前人所说的"仲弓"和"馯臂子弓"。子贡乃是孔门真正的经世大儒和孔子正宗的继承者。     

郭店儒简“性”、“情”说探微

孔子把人之真性真情作为“仁”的基础 ,郭店儒简的“性”、“情”说是“接着”孔子讲 ,其内容包括以“天”为根源的“性”、“情”观 ,以“性”、“情”为基础的人 (仁 )德观和以“习”、“道”为机制的“性”、“情”涵养观 ,最终将人之“心”、“性”、“情”定位于价值的论域 ,而接近于孟子。从思想特征看 ,它是上承孔子仁学义理的早期“弘道派”与接受仁学义理熏陶的治《诗》派、礼乐派思想的初步结合。     

《论语》中的山水意识初探

《论语》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据日本学者山下寅次考定,谓《论语》编纂年代为纪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400年(子思卒年)之问(《史记编述年代考》附《论语编纂年代考》),这与杨伯峻先生“《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的论断不谋而合(《论语译注》)。这就是说《论语》的成书距今2300年。在2300年之前,我国就出现了儒学的开创之作。“这部书所写的人物,是以孔子为中心,在我国文学史上,以写一个人物为     

子夏氏“西河学派”初探

子夏是孔门中的高足,孔子去世时,他才二十九岁,又一直活到战国初期,其后迁居魏国,讲学西河,做过魏文侯的老师。西河成了他传播学术思想的场所。曾子曾经责备子夏说: “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这段话不但透露了子夏和曾子都在孔子死后移居西河,同时也揭示出以孔子为代表的洙泗学派及其后以子夏为代表的“西河学派”之间的亲缘和变异的关系。可见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大派。作为魏派的子夏氏之儒曾经对儒家经典做过一番整理工作。《论语》由他与仲弓撰辑,《诗》、《易》由他传于后人,《诗序》由他写成,《春秋三传》由他传授,     

孔门后学两极——洙泗之学与西河之学产生原因述略

<正>观先秦时期的社会历史潮流,本质上是中国缓慢地走向实现统一新格局的历史运动.可是,起初的中国人并不十分清楚这一切,只能通过可能的方式为改变或争取时局的好转进行无畏的探索.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便是动机于试图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他致力于实现“为东周”(《论语·阳货》,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的政治主张,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终于没有结果.他之后,他所培养的一批“斐然成章”(《公冶长》)的青年才俊之士,并没有因此放弃思考与探索,而是以孔子的“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互勉互进,并在相互切磋、争鸣中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孔子殁后,孔门后学两极——洙泗之学与西河之学赖以生成的历史条件.子夏在孔子殁后,适应着战国时期争霸战争的新格局,居于魏之西河,做了魏文候的先生(《史记·魏世家》).在魏国他把孔子学说发扬光大,成为一个“与现实政治直结的子夏学派”.①曾参则居于鲁国诛、泗之间,以孔子“吾道一以贯之”(《里仁》)为使命,“吾日三省吾身”(《学而》),发展了孔子注重内省体察的思想,形成为“极度重视个人修养的曾子学派”.②洙泗、西河之学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这种分野,自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在上述两家共同的理论源头——?     

论孔子对管仲评价的一致性——兼及孔子仁学理论的多维性

《论语》中有四处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关于四处评价之间是否一致,学界多有争论,而最大分歧则在集中在孔子是否肯定管仲为“仁”.单纯从字句本身,以及整书的行文特点和孔子的言语习惯,都很难对此做出完全合理的判断.只有将孔子仁学的多维性特点一并纳入,形成三位一体的考察,方可对孔子的评价做出正确的解读.孔子并没有直接肯定管仲为“仁”,他是有意向弟子传达仁学多维性的理论特点.当然,四处评价之间也并无矛盾,他承认管仲的功业与才能,但至于“仁”,孔子进行的则是多维评价.直接认为孔子肯定或否定管仲为“仁”,都是简单化和呆板的.     

《论语》中的“仁”与孔子仁学的内涵

《论语》中的“仁”,是研究孔子仁学的基本素材。以往或不知今本《论语》多处“仁”字有误,或误解部分“仁”字之义,对孔子仁学内涵的归纳发生偏差。排除不正确的材料与误解,《论语》中的“仁”虽从词义上可分为四类,但其实质皆是“爱人”——关爱他人,孔子仁学的真正内涵,只有“爱人”一项,而没有其他。     

洙泗之学与西河之学——孔子殁后的儒家道路

<正> 孔子殁后儒家派别的分化,据《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两千多年来,围绕着韩非子的话,先儒近贤说解极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不打算全面涉及韩非子上述所列八派,只谈孔门第一批弟子的分化情况;并且也不准备作面面俱到的论述,只想就其中影响最大的曾子洙泗学派和子夏氏西河学派谈点意见。     

先秦儒家八派及其与楚国的关系——结合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的考察

《韩非子·显学》中的儒家八派:子张氏之儒应为战国中后期的一个"接近于墨家"的儒家学派;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大同小异,故被后世合称为"思孟学派";颜氏之儒应该是一个借庄子学派的宣传而出名的派别;漆雕氏之儒是个任侠作风鲜明的儒家学派;仲良氏之儒或许即是仲弓之儒;孙氏之儒是指荀子学派;乐正氏之儒则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一派。近年出土的楚地简帛文献中出现的儒家著作,主要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几乎没有其他儒家学派的作品。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派或如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偏重实行,少有著作传世;或如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出现时代晚于出土简帛下葬的年代。     

《学与思:文学遗产研究问题论集》自序

这是笔者研讨古代文学和文学遗产研究问题的一个集子,除个别篇章外,均选自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论语》首篇,头一句话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第一》);孔子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第二》)一个人应当经常学习、终生学习,并且以此为...     

道家与《中庸》

（一）《中庸》的作者与成书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礼类著录《中庸说》二篇,未题撰者。《礼记》中有《中庸》篇,是否即子思所作之《中庸》,木明确。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于《中庸》篇题之下引郑玄《目录》云：“孔子之孙子思极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可以看出,汉代学者郑玄,唐代学者孔颖达、陆德明均认为《礼记》中之《中庸》为子思所著。至宋代,理学家以构建儒学纯哲学和儒学本体论的需要,特别推崇《中庸》。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在人性论上荀况对扬雄的影响

扬雄《法言·君子篇》有下列的一段话: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苟非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亦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或曰:“孙卿(即荀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牛玄,骍白,睟而角,其升诸亩乎。是以君子全德。”可见扬雄对孟、荀的看法是:孟、荀同宗孔子,立说各自不同,但孟之于孔,没有不同,而荀在《非十二子》中,批判了子思和孟子,这是他不纯的地方,也是他异于孔子的地方。扬雄是最推崇孔子的,往往以孔子的学说作为折中各说的标准。孟子既同于孔子,是他自认为是孔孟的继承人而不同于荀子了。不过就人性论说,他却受了荀子性恶说的影响,而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说。     

《论语》:孔子弟子博弈之成果——兼谈战国后期儒家八派之争及荀卿的态度

在《论语》形成过程中,孔子不同弟子及后学发挥了不同作用,围绕儒家领导权和《论语》阐释权,孔子弟子及后学在战国末期发生过激烈斗争。美国学者Bruce Brooks和Teako Btooks认为《论语》不是一次性短期成书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层累地形成的。在《论语》中,有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篡改和删削的痕迹,也有弟子之间相互倾轧的某些信息。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孔门四科十哲与曾参和儒家八派的关系做了清理,对荀卿敌视子思孟轲派和子张子夏子游三派的原因做了分析。最后批评了对待《论语》的三种不负责任的看法,提倡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     

孔子“愚民”辨

由于对《论语 .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的理解不同 ,自东汉以来 ,一派学者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 ,另一派却认为没有愚民思想 ,两者针锋相对 ,沿续至今。据对孔子的身世、经历、终生事业、相关言行及先秦学者的理解等的综合考察与分析可知 ,前一种看法是错误的 ,而后一种是正确的 ,即孔子没有愚民思想。     

先秦"名"学派别及发展阶段

先秦"名"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以孔子、老子、邓析,惠施、公孙龙、尹文和《墨经》,荀子和韩非为其代表,"正名"是先秦"名"学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线索.就"名"论而言,先秦"名"学有"名之必可言"(孔子)、"无言"(老子)和"名"抽象而与现实世界无关(邓析)三派;对名与实的关系的看法,则有名实无关(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名实有关(包括孔子以"名"正实;墨子及《墨经》以实正名;《尹文子》名实互正)这两大派;就"辞"论而言,也有"辞达"(孔子)、"不言"(老子)、正面"辞"论(《墨经》)三派;就"辩"论而言,则有"不得已"派(孟子)、"不辩"或"大辩"派(庄子)、"察辩"派(《墨经》)三派.先秦"名"学派别众多,即使在纯粹"名"学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制约了它们对社会和后世的影响.     

论孔子仁学的尚情特征

仁学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 “孔子对中国思想之贡献, 即在阐明仁的观念。”那么孔子所阐明的仁究竟包括哪些内涵呢? 孔子论仁, 常因对日常生活行为的体证而发, 并因人因时因地而别。由于孔子对仁之概念并无思辨性的界定, 所以我们无法从知性的角度来严格地把握它; 又因为仁在孔子的学说中是全德之称, 所以根本无界可定。虽然孔子的仁之范畴不存统一之界定, 然而它却显具统一之特征。通观《论语》一书, 便可察见孔子仁之范畴诸多内涵中所共具的尚情特征。孔子仁学所尚之情, 既包括生命的本真之情…     

论孔子的“仁境”

孔子“仁学”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本文通过对《论语》中有关“仁”的语录的考察,认为“仁境”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状态,即一种知、情、意统一、融合的精神境界。“仁”是人的生存方式。     

《学心提纲》选登

<正> 刘勰作《文心雕龙》,自称“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我拟仿作《学心》,以言为学之用心,为的是总结个人怎样开动脑筋,进行学习的点滴经验。目前,由于教学、科研任务均重,尚未能着笔。姑先写出提纲,以供同志们参考。一、崇德梁元帝《金楼子序》;“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古人称人有君子、小人,而这两类人的区分,乃以德为标准。所以有德则为君子,无德则为小人。孔门施教,德行第一。南朝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也以德行居首。人不重德,将不齿于人。春秋孔子讲“崇德、辨惑”(《论语·颜渊》)。《周易》的《乾文言》讲进德修业。叔孙豹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三人论述的共同点是叫人从德做起。他们或言二事,或称三行,都非平列,而实因果相关,是说只有“崇德”,才能“辨     

二重证据法研究思想史之一例——上博简《民之父母》篇论析

本文综合运用地下材料 (上博简《民之父母》篇 )与地上材料(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这二重证据 ,对孔子有关“民之父母”的思想做了详细研究。作者围绕“民之父母”、“五至”、“三无”、“五起”等说法 ,将简本与传本一一对勘 ,找出其文字差异 ,考定其孰为合理 ,然后分析其思想意义 ,指出礼所代表的秩序原则、乐所代表的和谐原则以及作为实施两者的主体所具备的德行因素 ,构成了孔子所理解的“民之父母”的政治意涵 ,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儒家政治学的经典表述。     

论孔子的“学而不厌”

在《论语·述而》篇里,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默而识之”,是为学功夫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不能包括为学的全部功夫在內。“学而不厌”,就知说,就生活说,包括行为在內,是指孔子为学修已的总的精神。“诲人不倦”,就教说,就仁说,包括学与知的功夫在內。孔子认为这三件事情,不但他自己可以做到,而且勉励更多的人都可以做到。孔子把“学而不厌”与“为之不厌”看作是一件事情,是指生活而言。在《述而》篇里,另有一段与此有关的记载: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这个见解,到了孟子手里,借着子贡的话,予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