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

吕惠卿(公元1023年-1111年)字吉甫,福建晋江人.在北宋熙宁期间,宋神宗、王安石发动的变法中,他是最活跃,最有建树的人物之一.由于古代一些史学家将宋朝的中衰归咎于变法,因此变法派上层人物除王安石外都被归入奸臣之列.吕惠卿则是所谓"奸"中之"巨奸",而被唾骂千秋.现在,王安石变法已得到公正而高度的评价,然而吕惠卿的千秋功罪,曾几何人予以公正评说?自宋以后历代评论家,反对变法者自不必说,即是肯定变法者亦以王安石任用章悖、吕惠卿等所谓"小人"为非.明人章衮撰《王文公集序》说:"……所以不惜众论,而用章、吕者,亦曰取其才以济吾事尔.然岂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无后悔者耶?数者,公之罪也……".后代     

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主导权的逐步强化

本文分四个时期探讨了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之皇权与王安石之相权对变法影响力的消长情况,认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不但拥有主导权,而且其主导权是由弱到强,逐步强化的。     

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读叶坦《大变法》

发生在十一世纪中期的王安石变法，由于其变革的激烈及对社会的震动极大，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间，凡谈政治变革，必然提到王安石变法。他始终是政治史的热点。北宋由王安石等人积极倡导的这场改革，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一１０８５年），也称熙丰变法，是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是在当朝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可是轰轰烈烈兴师动众的变法失败了。它失败得那么惨，所有的改革措施均在王安石退位以后—一撤除，连他与宋神宗经过两年切磋研究苦心经营，旨在强国富民，朝廷受惠最大的免役法也被罢废，至此…     

王安石变法中的失误原因探析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的“王安石变法” ,既有丰硕的功绩 ,又有严重的失误 ,这些失误影响了改革的成就 ,给改革带来了阻力和损失。历来批评这次变法的人大都认为 ,这些失误应由王安石负责 ,甚至由这些失误而否定这次改革。但事实上 ,造成这些失误的主要负责人应是宋神宗。宋神宗和王安石在理财思想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主要体现在实施变法的步骤、理财的思路与政策以及用人方面。宋神宗的主张是导致变法中一系列失误的重要原因     

宋神宗与熙丰变法

宋神宗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革新皇帝.对于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帝王,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不仅涉及他与王安石的关系,而且涉及他变法革新的指导思想.本文从这两方面入手,分析宋神宗改革的得失成败.     

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

熙丰变法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在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者们逐渐更正了这一称呼 ,并开始重视宋神宗与熙丰变法关系的研究。宋神宗因其锐意革新、且独具发动变法的权利 ,任用王安石筹划变法而成为变法的发动者 ;当变法遭到阻力、当宋神宗对变法措施产生动摇和怀疑时 ,宋神宗的态度与决策便决定着变法进程的进退缓急 ;宋神宗通过参与变法措施的讨论、做出新法的决策、监督变法的进行、亲自主持变法、调控变法派内部及其与反变法派的关系来全面指挥变法的实施。因此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者     

熙丰变法的酝酿--谈宋神宗变法思想的形成

以往宋史学界在探讨熙丰变法时,常偏重于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研究,而对于决定着整个变法命运的宋神宗在变法前对变法的酝酿与准备,则少有论及.本文试就熙丰变法前宋神宗变法思想产生的背景、变法思想的萌芽和最终形成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熙丰变法的研究有所补益.     

论王安石变法中的几个问题

终宋神宗之世,北宋王朝所推行的新法,其主持者果真是王安石吗?王安石是否执行了一条发展生产的理财方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否真的仅出于以司马光首的大官僚集团的反对?本文不揣浅陋,提出质疑,略述管见,以期指教。     

评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顽固派”

王安石变法期间,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轼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如何评价这些反对派,历来存在争议,本文现拟就此问题试作评价。一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日益因循守旧弊病百端的历史条件下,由宋神宗支持与领导,王     

王安石变法悲剧新解

王安石变法能在北宋中叶发生,主观上得益于他任鄞县知县时的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功实践,以及他"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的个性;客观上得力于神宗皇帝对理财的重视及其对王安石的高度信任.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内容有八项,分为刺激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措施和加强武力的备战措施两类.其变法之所以阻力重重、举步惟艰,最后以悲剧收场,主要原因是治国以理财为中心、君臣以求利为要务不为中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所容忍,次要原因是王安石在对待政敌和盟友的策略失当,政治素养和人文素质不够深厚.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