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与更替:工人、农民数量与结构变动分析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982—2000年中国工人、农民两个职业的变化情况说明,这两个职业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流动。这种流动主要体现为(1)农村青年离开农村,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2)原来的工人大量流失;(3)农民与工人职业的变化体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4)工人、农民身份的变化与人口迁移流动紧密联系。目前的这种社会流动模式存在着比较大的隐患,如果对这种模式的缺陷认识不足,就可能产生一些不利于社会长期发展的因素。     

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群众参与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运动式色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民社会资本一直是传统农村社区维持乡村秩序、整合农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社会资本经历了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的嬗变。在当前我国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人物缺乏,公共精神缺失,社区记忆断裂,象征符号系统也随之凋零,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力。只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尊重社区建设的人文和历史规律,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农村传统"惯习",重塑农村社区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培养农村社区公共人物,重构农村社区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认同,进行农村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才能重构农民社会资本,为我国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精神和价值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乡村治理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认同,重建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摧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但是,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村民自治逐步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     

利益整合与开放社会条件的社会和谐

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和谐,有着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和谐"完全不同的内涵.计划经济时代那种"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式的"社会和谐",是建立在国家垄断所有社会资源,社会成员的身份相对固定化,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从而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基础上的.     

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组织的关系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社会的发展以及农村社区建设的展开,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将逐步提高,这种组织化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完全由党和政府主导的组织化,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的“自组织”。在组织类型上,农民组织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各类农民组织的功能会大幅拓展;农民的组织身份也将多元化。组织类型的多元化、组织功能的复合化以及农民组织身份的多元化,一方面使得广大农民表达和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和来源多元化,自由空间在不断拓展,因而对基层党组织的依赖减弱,传统的党群关系模式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面临一些新的领域和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组织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切实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的要求。     

农民转身:新型农村社区的适应处境与公共服务建设

作为与城市社区对接和并轨的新型农村社区,是农民实现向市民转身的重要场域。然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却忽视了它在社区城市化和居民市民化中的意义,仍把新型农村社区视为农村社会的一个部分,没有注意到农民身份将要发生的变化,更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以减少居民的社区失范行为,致使居民的社区适应处境出现诸多问题。本文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秉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从保证居民能享受到与城市社区居民等值公共服务着手,逐步改善新型农村社区的适应处境,最终促进其居民向市民转身。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对传统社会融合理论的批判与重构

以同化论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融合理论的研究思路不仅限制了社会融合的研究领域,也使社会融合研究陷入了"他群融合"的理论泥沼而自拔不得。社会融合只不过是社会流动所产生的一个后果而已。所有经历了社会流动的群体都会面临着社会融合问题。在实现了广泛平等的现代社会,社会融合更可能是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而不是基于身份或种族的。在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转变之前,其社会融合不大可能会发生。换言之,与传统融合理论所期待的不同,社会融合更可能是一种"我群融合"而不是"他群融合"。     

中国农村五保救助制度的特征——兼论国家与社区的关系

传统五保供养制度带有国家化社区救助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政社合一"或"政社不分"的制度环境。在农业集体经济结构瓦解条件下,新的五保供养制度正转向国家化公共救助,体现出国家与社区关系中的某种"内卷化分离"。现代社会的发展将导致公共救助与社区救助的合理分化,以及公共救助的社区化,促成国家与社区的平等合作关系。     

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整体变革：重温三十年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中国农村改革首先从土地占有与使用权利的逐步放开入手,近三十多年来演变为众多新惯例和新规范,不仅使土地利用本身发生了改变,而且也深刻改变了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其中所发生的劳动分工、迁徙、家庭聚散以及身份、利益冲突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这些变革的社会历史意义迄今未有充分揭示。土地使用权利的变革推动了农民与土地、农村社区、国家的整体性变革,期间所发育出来的意愿、诉求与行动正完成现代社会的构建,目前的研究对这种整体性变革的认知是缺乏自觉的,而这些新惯例与新规范所重新整合的社会生活恰是实践的社会理论产生的渊薮。     

枢纽型社会组织:居委会的身份“困境”及其破解

目前居委会陷入"身份困境",一方面法律将其定位为社区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与工作运行陷入行政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居委会功能发挥的行政化、相关规章制度与工作运行的行政化,从而造成居委会身份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根据对"身份"困境原因以及后果的探索,提出居委会需将自身打造成为社区内枢纽型社会组织。不仅能够破解居委会的"身份"困境,多层面的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有利于完善社区的自治与发展。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与农村社会稳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不仅是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真正落实到基层的有效途径,也是维护农村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因此,认真研究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农民自身素质,改善农村社会管理工作,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十分…     

我国现代乡村治理的问题解析与探索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悄然起步.自80年代起,国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其核心在于重构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结构,改变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由国家基层政权垄断的状况,引入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权,使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由国家基层政权转变为村民自治权.     

关于村民委员会传统的法律定位及其反思

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制度是农民自发创造和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产物。1978年开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因失去经济支撑而瓦解。这时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理处于空白状态,旧的体制瓦解,新的体制还没有出现,全国农村管理处于瘫痪状态,出现了严重的失范局面,如何重建农村基层社会的秩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以沂蒙老区为例

农村社区现代化建设事关农村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治理存在着管理机构形式化,服务工作不到位;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较低,社区自治组织职能没能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等一系列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社区的发展。突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从社会工作视角,采取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法,能够为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中国农村公共品的社区供给:制度变迁与结构互动

国家在不能为农村居民大规模地直接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促使农村社区以自给方式满足自身基本公共品的需求,实质上形成了农村基本公共品的国家主导型(或指令型)社区供给模式.这种国家指令化的社区供给模式反映了中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主调是将农村基本生活品最大限度地由市场供给.在此期问,农村最低限度的基本公共品供给实际上还是主要由社区来承担.当前,随着国家宏观农村政策的调整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的相应变化,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正在发生从"国导(有)民办"到"国主民辅"的变化.     

建国前后的"农业社会主义"风波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围绕"农业社会主义'问题产生的分歧与争论,其结果是中国农村在国家力量强势主导下迅速"合作化",一直到"人民公社".对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其实是如何看待、对待农民的权利和以地权为核心的农民的财产权;广而言之,六十年来农村的曲折与发展,根本问题也是如何看待、对待农民的权利和以地权为核心的农民的财产权.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历史,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过程。其中阶级理论及其一系列实践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土改、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这是一个国家政权不断深入农村基层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取消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农民眼中疾病的分类及其“仪式性治疗”——以河北Y县NH村为例

农民眼中疾病的分类和治疗与现代医学对疾病的理解有所不同,他们所处的经济与文化环境塑造了他们的疾病观和治疗方式的选择.面对农村相时贫困和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农民理性地把疾病分为可以治愈的"小病"和命定的"大病".由于正式医疗系统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需求,而在社区情理中"治疗"比"治愈"更为重要,于是农民会向以"大仙"为代表的非正式医疗系统求助,这就形成了"仪式性治疗"."仪式性治疗"集中体现了医疗作为社会伦理表达的意义,对家人的"治疗"的表达不仅是对家人的交待,更是对乡土社会中固有的"社区情理"的交待.由此可见,在医疗这个层面上,国家力量目前对农村社会的渗透仍然是有边界的,以正式医疗系统为其物化代表的现代医学与以非正式医疗系统与其物化代表的民间医术(包括巫医)之间的较量其实还远远没有到完结的时候.而在"仪式性治疗"背后是农民面对生活时冷峻的理性.     

论人民公社体制的组织意义

文章对人民公社的组织意义作了探讨。认为公社体制是将农村个体经济地组织起来,通过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进行控制的机制。公社体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是社区政权化,社会国家化,虽然保证了国家的强控制,但也牺牲了乡村的自治,造成了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介入。公社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强烈控制,造成了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停滞和混乱,因此,其解体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