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回族"花儿"的爱情观赏析

作为口承语言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花儿”是青海各个地区的回族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享用的一种精神、生活文化 ,也是他们喜怒哀乐、爱情观、审美价值观等的真情表白。它具有深厚的艺术性 ,广泛的群众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青海回族“花儿”的描述 ,对他们的爱情观作一粗浅的表述 ,以期为今后的“花儿”研究奉献微薄的力量     

从"空格"现象看象州疍家话音系的历史演变

语音的历史演变会对语音的组合产生影响,并在语言或方言的语音结构和音韵系统中留下一些"空格(slot)"或缺口.对"空格"或缺口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是探究语音或方言语音历史演变轨迹的有效途径.通过分析象州疍家话音系结构中的"空格"现象,可以考察象州疍家话音系的历史演变.     

我国的语言和语言群体

语言和语言群体是同目前民族学界讨论的与民族和族群问题有关的一对范畴。同一语言的使用者不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交际行为和语言认同态度 ,因此语言和语言群体可能是不一致的 ,语言群体相对语言来说应该是第一性的。在没有超方言的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的情况下 ,方言更接近语言群体 ,有更多的共同的交际行为和认同感。双语现象的出现使语言群体向更大的双语或多语的语言群体发展。文章对影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群体的年龄、地区分布和语言使用场合等因素做了具体的分析。     

论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

评价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应将其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下考察,从学术发展史角度,论其得失.纵观花儿学的研究史和接受史,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的研究贡献甚大,促进了花儿学的繁荣和学科体系的成熟.赵先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五:1.提升了花儿学研究的高度,确立了花儿学研究的体例;2.确定了花儿起源的时代及传唱的民族；3.拓宽了花儿研究的领域,构建了花儿学的学科体系；4.丰富了花儿学研究的史料；5.指出了学界抢救和保护花儿的使命.     

西藏的语言多样性及其分类

文章一方面叙述西藏的多样性语言现象,另一方面尝试用一种计算机自动聚类方法对西藏的语言进行分类。文章采用编辑距离计算方法的编码和赋值,以及聚类算法和树形图呈现。实验采集了西藏的藏语及其方言,还有门巴、珞巴、僜人等族群的非藏语语言共计49种,包括目前尚未识别的一些地方话。实验结果表明:西藏地区分布着藏语和非藏语的藏缅语,藏语包括传统分类的卫藏和康方言,卫藏又可分为前藏、后藏、阿里和南部次方言;非藏语的藏缅语有门巴族语言、珞巴族语言、义都系语言,以及藏东和藏东南语言系属不明的地方话。与传统分类相比,文章中所用机器语言或方言自动分类相当合理,可信度很高。     

藏语方言学研究与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

本文介绍藏语方言学研究中的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对所谓的藏语“康方言”进行分析,探讨其具体语言现象,并提出在以往藏语研究中常见的“康方言”并不成立,应将其理解为“语言复合体”之见解.由于方言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还需要考虑地理关系及历史关系,其研究不同于普通的方言研究.本文主要讨论有关“康方言”的三个问题,通过实际问题的讨论了解到,方言学研究中绘制语言地图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过程,通过地图能了解到各个方言群的分布地域,并加上地理、历史等人文信息探讨方言的形成,才能得到可信的方言分类.     

广西沿海汉语方言亲属称谓词研究——以钦州汉语方言为例

亲属称谓词是语言中常用的基本词汇,广西沿海汉语方言亲属称谓词有汉语亲属称谓词的历史传承性,同时自身也产生了变异。周边方言或外族语言的接触影响,移民的不同背景及特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也使其语法、词汇系统表现出了多语成分的叠合共存现象。该地区的亲属称谓词饶有特色,加强调查研究,有利于汉语方言语言面貌及其演变规律的探讨和揭示。     

日本的土族语言文化研究

本文综述了日本学术界对我国甘青地区土族语言文化的研究情况。他们主要研究了土族语言的不同方言,土族格赛尔及其词汇,正字法;土族语言能够维持的社会原因;民间故事类型,民族服饰等。     

康定市吉居藏语所属问题

本文针对分布在四川甘孜州康定市吉居乡的藏族语言进行分析。吉居话的语言所属在以往研究里没有共识,有属于扎巴语的意见和属于康巴藏语的意见。通过与藏文的对比,可见该语言为一个属于康巴藏语崩波岗方言群的土话,并非木雅语或扎巴语。基于与吉居话周边土话的比较,我们提出吉居话属于崩波岗方言群雅砻江组的假设性结论。本文的分析方法亦能作为识别康巴藏语中方言所属的参考。     

嘉绒藏区语言研究

嘉绒地区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核心区之一,是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带。其语言在语音结构、词汇关系和形态变化等方面独具特色,有很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本文概述了这个地区语言的基本情况,分析了研究历史、主要特点和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认为,语言和方言、同源词和借词的划分标准、描写语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等问题是导致系属分歧的主要原因,提出这个地区或许没有这么多语言,但与藏语其他方言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华夏族"正义

鉴于史学界对“华夏族”这一概念使用的随意性 ,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华夏族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复合概念 ,不是指古代某一部族 ;华夏族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 ,至春秋战国时才开始用“华夏”作中国的代称 ,对远古的原始部族不能使用这个称谓 ;并分析了将仰韶文化创造者误认为“华夏族”的原因以及“华夏”的文化意义。     

中国共产党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回溯

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过程性评述。文章认为,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来源于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关论述。民主革命时期,两种民族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各种政治力量错误民族政策的概括,也是对革命队伍内部在民族问题上错误观念和行为的一种批评。新中国建立后,两种民族主义主要指的是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相关错误言行。20世纪50年代,我国广泛开展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斗争。通过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促进了民族关系的改善和国家统一的巩固,但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以后,两种民族主义的提法逐步被淡化,但党的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仍有现实意义。     

中国原始社会乱婚说质疑

本文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 ,重新审视了被众多学者用来证明中国原始社会存在乱婚或杂乱性交的有关古籍和神话传说 ,认为这些资料所反映的情形与人们所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矛盾。古代学者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对远古先民的两性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而当代学者在用感生神话来解释“知母不知父”的现象时则带有先入为主的倾向 ,忽视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文章认为古籍和神话传说中“知母不知父”的现象并非是乱婚或杂乱性交的表现 ,而是反映了远古人类对性交和生育之间的关系缺乏基本的生理常识     

伊朗的仪式与革命

本文开宗明义地宣称:仪式和象征并非纯粹由情绪构成,它们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如果说前两者是不可证伪的,难以推论的,则后者是可以争议、批评和证伪的。格尔兹、特纳、布洛克与拉帕波特等人分析仪式时所犯的严重错误就在于忽视了这一点,从而他们过分强调人类经验中的情绪部分和通过仪式操纵人们情绪的随意程度,低估了人类的智力。因此,在方法论上应该把宗教象征作为一个二维运动来讨论,注意意识形态与现实的距离,以及情绪和理性互为表里的关系和互相影响。带着这个理论框架,作者以1978年伊朗人民推翻国王的运动为背景。但她不是分析这场革命,而是分析运动过程中的宗教象征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作者还原了宗教象征的二元结构。认为宗教象征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叠加的两部分,逻辑上可以剥离。据此观察经济政治的变化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推动意识形态影响去仪式符号,以及仪式对意识形态的维护,最终说明仪式能够对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教案"与"侮教案"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近现代中国的不同境遇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不同的境遇 :针对基督教的教案频频发生 ,针对伊斯兰教的侮教案引发多起风潮。考察教案和侮教案的表现、性质、后果和原因 ,我们可知 :宗教交流应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 ,政府处理宗教问题应有正确的政策导向 ,民众对待宗教应有正确的心态 ,这对社会和宗教的稳定发展尤为重要     

民族关系研究中的内隐偏见调查综述

不同民族之间往往存在偏见,其中内隐偏见是一个民族无意识中自动对另一个民族产生的片面乃至错误的看法和态度。心理学角度的启动技术、内隐联想测验、反应/不反应联想测验等三种内隐范式的研究都发现了民族内隐偏见现象。我们对已有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民族、宗教间的接触时间,社会主流观点,政府政策等都是内隐偏见的影响因素。由于偏见会影响民族间的交往、情绪识别以及攻击性评价,因此我们提出,通过加强民族间的友好交往、抑制刻板印象、调整个体动机、改变环境、加强积极的教育和媒体宣传、增加控制加工等方法来减小民族内隐偏见及其影响。最后,我们提出了民族内隐偏见的形成、影响及调节模型,以更好地解释偏见、行为与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     

关于赛典赤·赡思丁身世事迹的碑志谱牒

赛典赤.赡思丁的身世事迹,在谱牒和史志记载中存在着一些差异甚至悖误,疑点主要集中在二十六世祖所非尔入华至赛典赤附元这一段。本文结合家谱、史传资料以及时人研究,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并寄希望于对赛典赤家谱更新的发现和考证,以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     

“和而不同”与文明对话

从本质而言,人类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当今世界存有许多种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一面、不同的一面。然而,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其实还有许多共同、共通之处。文明之间的“不同”,其实无非是“大同小异”,至多是“大同大异”罢了,前提却依然有很多的“相同”。除此之外,不同文明之间还必定有许多关联之处、互相借鉴之处,所以文明的“求同存异”与人类的“和平共处”便有了基础。 严格地讲,真正的文明本来不会发生冲突。因此,从根本上说文明之间是可以对话、并存和融合的,而文明之间的冲突必定是细枝末节之事。 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非常引人瞩目,并引起广泛的论争。亨廷顿教授指出:“文明间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文明冲突的最根本因素是宗教因素和与宗教联系的种族因素;冷战后的今天,文明的冲突就将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断层上。”他过分看重现象,过分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一面,     

影响悬挂犁机组作业质量因素分析

目前，农村越来越多的使用悬挂犁机组进行耕地作业。但在使用中常常出现诸如：耕宽不稳定、入土性能不好、耕深不够、偏牵引等问题，影响了作业质量。本文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就其解决的方法进行了新的探讨。     

青海方言中"我"字诸音考辨

人类交际的工具--语言始终处于运动变化状态,属于语言三之一的语音亦如此.语音的不断运动发展,形成了语音丰富多彩的特性,青海方言中仅"我"字的读音就达[nau]、[v(e)]、[η(e)]、[na]四种之多.溯其源,生成原因有三一是古音的沉淀,二是特殊环境的影响,三是其他语音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