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叙述的文本策略

小说史叙述对文本的疏离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这并不是说小说史叙述中文本的缺失,而是说对文本的观照由于受到某种理论方法的制约,文本自身的特点或者没有得到充分的、深入的揭示,或者竟被遮蔽。例如当我们在对文本进行分析时,如果千篇一律地讨论其中的思想意义、人物描写、语言特点等,它所引导出的最有意义的小说史结论很可能也只是一种简单的高下之分,而由于这一结论缺少更为细致具体的文本阐释作为基础,往往是笼统的或不全面的。     

浅议《中国小说史略》之“略”

《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第一块基石",长期以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中国小说史略》的题名中,"小说史"何以言"略",是个极易被忽视的问题。"小说史"之"略",既与作者撰写全书的体例、结构有关,也与作者的叙述策略及学术理念、立场有关。就《中国小说史略》而言,"略"至少包含三层信息:其一,"略"是作者教学的实际需要;其二,"略"是作者撰史的表述策略;其三,"略"是史家对史料和史实的精要提炼。在小说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体现了文学史家的高超眼光,为后代学者撰述中国古代小说史提供了范式。     

论英国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用叙述的方式来展现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最为普遍和有效的方法。选择何种叙述线索不仅是如何处理具体叙述的问题，而且体现了文学史家的史观、史识和史才。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编写和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按照叙述线索和叙述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叙述模式概括总结为四种，即以理论观念预设为主线，以文学体裁为主线，以重要作家为主线和综合多种因素为主线的叙述模式。同时举例分析了上述叙述模式各自的特点，并从中挖掘中国学者在构建文学史框架时所体现的史观、撰写标准和本土意识。总之，多角度、多元化的叙述模式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写作方面日臻完善的叙述技巧和不断突破与创新的主体意识。     

论《聊斋志异》的艺术形态特点

(1) 在《聊斋志异》艺术形态的研究方面,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圆凿方枘、龃龉难合的现象。已出版的大量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中,《聊斋志异》一无例外地被看作是短篇小说集,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这样指出:“蒲松龄的代     

作为方法的史料——重读鲁迅《小说旧闻钞》

作为一部小说史料专集，鲁迅校录《小说旧闻钞》常常被视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然而两书之关联，不限于分别承担小说史料和小说史论之职能，一起构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在《小说旧闻钞》的校录和出版过程中，鲁迅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将杂乱纷繁的史料整合为一部系统的史料专书，有意借助史料承载并呈现自家的小说史观，作为小说史料专书的《小说旧闻钞》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该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史料读本，成为小说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与《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一并构成史料、史论与文本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小说旧闻钞》不仅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史料准备，还成为后者学术思路的延展。以小说史观为引领，史料也成为一种方法。《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中体现出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     

论《简·爱》的自传体叙事

<简·爱>是经典的女性主义文本,小说中有一种强烈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拓展了小说史上女性个人叙述的空间,这是以第一人称的自传体叙事来完成的,本文从叙述者两种眼光的统一、主人公的中心地位和自我意识及与读者的零距离对话三个方面探讨这一叙事技巧.     

小说观、小说史观与六朝小说史研究——兼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有关论述

小说观和小说史观是构建小说史的核心和灵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奠基之作,也规范了中国小说史学八十多年的发展.然而,其以小说为虚构的故事的现代小说观与六朝志怪和志人作品的创作思想和认知方式大相径庭,按照进化论所构建的小说发展线索也不能客观反映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中国小说史的建构从鲁迅开始,不必也不应该到鲁迅就结束,全体小说研究者都有责任和义务用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来重构中国小说史,让中国小说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以推动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努力探讨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及其文化特色,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借鉴.     

立足作品 条分缕析——评石麟《闲书谜趣——另类中国古代小说史》

小说史的写法一般都是从起源、发展、成熟这一纵向脉络展开叙述,横向上穿插一些不同时期的典型作者及其作品并对之进行评析。但石麟教授新著《闲书谜趣——另类中国古代小说史》却不是这样。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奠基作用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奠基作用陈在东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以前是相当粗浅的，只可算作起步阶段。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起步晚，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历代封建正统文人都不重视小说，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把小说和戏曲看作“君子勿为”...     

民国教育体制下的鲁迅兼课及新文学传承

鲁迅进入学校兼课,固然与学校开设了一些新的课程却师资匮乏有关,也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方面具有相当的造诣有关,但更与民国教育体制有关。鲁迅到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小说史,积极编写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的教材,重点在于改写大学小说史教育的既有版图。鲁迅到大学兼课看重的是对新文学发展的直接参与和以此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鲁迅在大学讲课时,注重的是对学生人格的熏染和提升,由此为新文学培育了传承者。鲁迅在离开教育部之后,并没有进入大学体制内担任专业教师,则与民国政治生态的改变、文化启蒙的诉求无法有效对接、租界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和报刊出版业为杂文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