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视阈下后乡土社会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

“后乡土社会”是一个存续乡土性特征的社会,又是一个结构与内容正向现代性变迁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农民权利呈现出贫弱、破裂、救济迟滞等样态。法理意义上,市场经济发展能促使农民产生新的权利要求,只有法律人格独立才能保障农民主体地位,只有倚重平等价值才能激发农民交往理性。因此,农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不仅要理论上的应然权利向法律上的现有权利转化,还要继续促使现有权利转化为现实中的实有权利,并在法治维度以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等过程加以实现。     

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权利的保障——以宪政为视角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我国宪法对农村的经济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农村基层自治制度进行了基础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为我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提供了宪法保障。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宪法和相关法律在制度安排上也存在着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方面的不足。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民的主体地位能否得到确立、农民的各种权利能否得到尊重,是新农村建设得失成败的最终衡量标准。     

保障农民权利的价值及路径

保障农民权利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三农"问题,改善国家形象具有重要价值。保障农民权利须更新观念,创新制度,完善法律,加快发展。     

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建立法治秩序,推动农村社会向现代转变的前提和基础,是重构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为此,需要突出农民在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完善立法,保障法律的良性运行,构建农村社区的法律文化,提高农民对法律的信赖和信仰水平.     

保障和改善农村养老的法治向度

就法学视角而言,农村养老问题是一个法治问题。农民养老对法治存在依赖关系,法治通过保障公民权为保障和改善农村养老保驾护航。我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保障农民的养老权益只能通过法治。加强农村养老保障法治建设,夯实保障和改善农村养老的法治根基,是保障和改善农村养老的基础工程。这就要求树立科学的法治理念,完善农村养老的法律体系,切实实行保障和改善农村养老的法律制度。     

主体意识与农民发展权

农民主体意识是农民作为社会和历史主体所具有的对自身地位、价值和能力的自我认识。主体意识是农民自我发展的内驱力、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动力以及农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性因素。实践中,农民主体意识存在人格意识薄弱、民主法治意识欠缺、公共和发展意识缺失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体制、传统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相对低下。培育农民主体意识促进农民发展,主要应从完善平等立法、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优化村民自治以及塑造农村公民文化等方面着手。     

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政治发展

利益表达是一定主体与政权机构之间的政治互动行为,它既是主体实现利益保护、权利维护、政治地位提高的必要环节,也是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农民利益表达能为农村政治发展提供强大的功能驱力,其实现程度关系到农村民主发展的程度和政治系统的运行状态,应着力构建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政治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中国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对于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增进农民群众福祉、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依然存在基层党委和政府主体职能宽泛、内涵界定模糊、权力制约不力,社会主体职能空泛、履职渠道不畅、权利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影响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村居民主体功能均衡发挥和有效作为的不够完善的环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明确规范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职能,深入挖掘各类农村组织和农民群众潜能,拓展社会主体履职渠道,加强农民基本权利保障,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的公正性和实效性。     

制度缺陷与农民生态权的缺失

生态权是农民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农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作为权利主体,农民参与生态权维护有利于实现环境正义.提高环境效益.然而,由于我国农村环境资源产权关系不清晰、农村环境保护法律边缘化、农民环境信息知情权缺失以及农村民主制度建设不到位等制度的原因,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生态权严重缺失,农村生态保护主体严重缺位.因此,需要从立法完善、参与权的确立、信息公开、利益驱动以及公益诉讼等方面切实保障农民参与农村生态保护,重享良好的生态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知情权的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要解决农民主体法律地位问题。知情权不仅是一项重要的人权,而且是一项前提性的基本人权。目前农民权益的赋予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和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主要表现在权益的“空置”和“落空”,其根本原因是现存法律制度对知情权规范供给严重缺乏。因此,必须强化农民知情权：第一,树立依法治理农村的理念。第二,建立和完善农村法治运行机制。第三,切实保障农民的政策、决策和个人权益知情权。第四,消除对农民的种种歧视。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