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德法律化”的几点质疑

"道德法律化"是"制度伦理"中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本文从理论依据和逻辑方面、在调控范围和实践论证方面对道德法律化提出质疑:试图把道德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不仅理论上存在不足,实践上也会带来许多负效应,道德法律化是不可行的。     

论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中的两种主要调节方式。在道德与法律的互动过程中,道德越来越法律化。道德中的正确理解利益、正义以及应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的观点是道德法律化的价值基础。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缺失现象要求法律对道德加以补救,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道德规范的多元性以及强制性特点也需要法律对道德规范加以补充。     

关于道德法律化的思考

道德法律化不仅具有内在依据,同时还具有形式和外在的依据及可能性。但并非所有道德都可以转化为法律。某种道德规范是否应该法律化,关键要看其对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正常运行,以及发展地位和影响。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不能取代道德规范。因此,在进行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中要防止泛法律主义,要准确把握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分寸。     

试析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化之利弊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是所有文明共有的现象,两者既相互渗透,又有差异。道德法律化是古代乃至当今法律实践中经常出现且不断引起纷争的问题。对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化的表现、本质、利弊的分析,可为完善当今法制建设提供依据。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方向性分析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社会问题无法仅仅依靠道德规范来解决,亟须将某些软约束的道德规范上升至具有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层面即道德法律化,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道德法律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是,需要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具备合理性认识,一个社会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国传统伦理法中蕴藏了丰富的道德教化资源,道德法律化具备了理论和现实上的可能性。在道德法律化的进程中,需要重视道德之于法律的内蕴及拱卫作用,应以法律道德化作为道德法律化的依托和向度,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二者间的相互支撑作用,避免单一道德法律化路径可能产生的弊端和问题。     

道德的法律化分析

道德与法律具有内在同质性使道德的法律化得以可能 ;通过道德立法 ,加强制度建设以及思想道德教育 ,实现道德的法律化。然而由于法律与道德内涵的差异性 ,又导致了道德的法律化存在限度     

资源与困境:传统道德法律化的现代视野

传统德治关注法的内在权威,注重基本道德的法律化,不仅使传统法律蕴含了重民恤民的民本思想,更以伦理法律化的形式培养了社会直接的伦理精神。但德与法的互化不仅侵蚀了正式制度的独立性,且影响了德自身的发展,使公德缺失、私德泛滥,德治更多地获得了形式与工具的意义。因而作为可资借镜的前提,传统道德的专制性、等级性及义务本位特征必须剥离,道德法律化的空间及公共权力的属性必须考量。     

道德法律化的分析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是道德和法律的内在共性和道德自身的非完满性,但道德和法律毕竟属于两套独立的规范体系,两者在内涵和功能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这使得道德法律化存在一定的限度,只有那些对社会秩序维系至关重要的基本道德才能进入法律的视域,高层次的道德不宜转化为法律。     

善恶之间:道德法律化的现实与法律道德化的理想及其相互矫正

人类怎样至善?又怎样除恶?这既是一个目的问题,也是一个手段问题。为了规范人类社会本身,人类发明了道德和法律两种利器,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善恶之间寻找平衡。善恶是人性的一体两面。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只是呈现在人类面前的理想与现实的镜像化。     

法治和德治关系探析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重要的现实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道德和法律既是相互区别和冲突的,同时也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需要着重处理好道德教育、法律制度的伦理化、道德法律化和德与法律的价值冲突及补救等问题。     

"治"与"化"——法律与道德发生作用方式的探讨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调控方式.法律是他律,具有外在强制性,法律发生作用的方式是"治";道德是自律,具有内在自觉性,不具有外在强制性,道德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化".法律是一种"阳性"调控方式,道德是一种"阴性"调控方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法律的内在道德:一种通达目的性事业的观念(之一)--兼评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是富勒在与哈特论战的大背景下写就的,同时亦是富勒本人法理学主张的全面展现,是其思想发展的巅峰之作.富勒在该书中全力论述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而非义务的道德,它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这一目的性事业本身所固有的道德性原则.尽管"法律的内在道德"引起了颇多争议,也遭致了包括哈特在内的许多法学家的批判,但这一观念的提出无论是对于法律本身的理解抑或是对于法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思辨

文章从德与法的辩证关系切入,对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进行思辨,需考察其下限与上限两个维度。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下限存于抑恶扬善、提高强制性,凸显从行政道德转为行政法律的必要性;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上限存于德与法的辩证联系,须考察法律之缺陷、道德之特性,强调社会的多样性。德法共治才是我国合理的治国方略。     

疑难案件的道德解读

疑难案件是指不能被法律规则有效规范的案件.疑难案件的存在表明法律规则和法律生活之间存在缝隙,法律规则在疑难案件中对道德作出了错误的回应.疑难案件展现了"法律是什么"而非"是否有这样的法律"的"理论性争论",法律是由规则和原则组成的,原则保证了法律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正确性,提供了法官依法判决的依据,阻止了自由裁量权对法治的破坏.法律原则的背后是道德,疑难案件表明在法律形式化的今天,法律和道德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法律与道德的分立是否可能——哈贝马斯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批评与突破

作为和自然法学派对立的法学思潮,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以合法律性论证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坚决地将法律规范设计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尽管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是存有严重的缺陷.哈贝马斯在考察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成果之后,对其作出了中肯的批评,试图通过他的商谈理论解决法律规范的有效性问题,并从合法有效性的角度,论述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观点.     

解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下)——卡尔·威尔曼等美国学者对典型案例的道德推理

权利冲突是法治领域中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如何解决权利冲突也就成为世界各国所要竭力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讲,通过立法和司法是解决权利冲突问题的有效手段。本文以美国学者卡尔·威尔曼的《真正的权利》一书中所列举的典型案例为据,系统地介绍威尔曼和其他美国学者"解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问题"时,对这些典型案例的道德推理过程及其所阐发的精彩论证。这些道德推理过程及其论证和论点是笔者最感兴趣的部分,也是中国学术界和司法界在研究和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较为缺乏的。通过这些推理,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有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问题。     

对传统道德教育的反思

本文对传统的道德教育进行反思,从道德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道德的层次性三方面阐述了其误区,提出了道德教育问题的新思路--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论道德的有限法律化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们党的治国方略,而道德和法律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在我国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当前阶段,把道德法律化作为道德建设的首要方式,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同时,这种法律化又必须是有限度的,应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平衡的关系。     

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法律与道德——哈贝马斯的商谈视角

哈贝马斯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论证是在他的商谈原则框架下做出的。虽然哈贝马斯是一位康德主义者,但他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继承是继承了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而非道德优先于法律的道德基础主义。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商谈原则的平行关系而非法律以道德为基础的等级关系。     

论韩非法学思想的人学基础

韩非的法学思想不是冷酷无情,不是构建在人性恶之上,不是脱离人道的“杀无赦”,而是充满着法意人心的激情,是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人学。儒家将法律道德化,法家将道德法律化,在这两条道路中,韩非是后者的代表,闪耀着道德法律化的光辉。韩非法学思想建立在他的人学基础之上,人学是关于人的解放与对人关注的学问。韩非的法学通过变法、重刑、刑尝、平等而关注着人的本能性、历史性、社会性、自由性等。本能性、历史性、社会性、自由性是人之为人的内容,也是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实现的内容。韩非以人为本将道德法律化构建了他的法学思想,他的法学思想既是人学思想的体现,人学思想又是法学思想的基础。法学即人学。韩非的法学思想为当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