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诽谤罪论考

秦朝时期,诽谤罪的基本内涵是指"非上",即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政者人身或其言行的非议。两汉诽谤罪的对象有所扩大,定罪多不依法律条文而依据统治者的意志;处罚措施因为客体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这反映了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法律条文更加细化,法网更密但君权高于法律的情况日益严重。     

秦汉内官、造工考

本文结合文献、考古资料,考证了秦汉时期内官、造工二职,认为秦设内官属少府,造工为《礼记》之“草工”,其职历经秦汉,主管器物之制造;廓清了内官在汉代的数次演变     

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的探讨

秦汉乡里吏员的构成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里耶秦简从多角度揭示了秦代吏员设置的情况,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关于秦汉乡里吏员的争议问题。以里耶秦简为参照并结合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和张家山汉简,我们可以看出秦汉之际封建国家在乡里基层社会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官僚管理网络,如在乡里之中除了乡啬夫、乡佐、里典、里佐之外,还有属于都官系统的乡司空、仓主、田官、田典等;秦汉之际乡里吏员的秩次较以后秩次级别为高,乡啬夫的秩次从百廿石至二百石不等,达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长吏的最低秩次,乡啬夫恐怕是要经过中央任命的,里一级的领导人,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上级任命;秦汉之际吏员的设置反映了秦制对汉初制度的影响,而汉代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又是以汉初制度为基础的。     

秦汉简牍"质日"考

罗振玉在<流沙坠简>中将敦煌汉简中的历表类简文称之为"历谱"的说法并不准确.根据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可知,这类历表类简应称作"历日"、"质日"或"(币見)日".从悬泉汉简记载可知,"历日"一词至少在西汉中期已经出现,指朝廷颁行全国的历日正朔."历日"在秦汉简牍中又自题篇名作"质日"或"(币見)日",二者与先秦典籍中的"致...     

先秦秦汉时期"太一"内涵述考

“太一”一词,文献中多有记载。“太一”性质与内涵,不同文献记载各异。综观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成果,“太一”内涵实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哲学概念的太一;二是宗教概念的太一;三是星象概念的太一。先秦时期,“太一”内涵多具哲学意义;汉代,“太一”的宗教内涵更加突出,是国家祭祀的最高神祇,同时又兼具其他内涵。这既说明太一信仰的普遍化,亦表明太一内涵的发展存在着一个混合与分化的过程。     

秦汉文明浅析

秦汉帝国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统一与多样化有机结合、水平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外文明交流空前频繁等特点。秦汉文明不仅对2 000年来中华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游戏与反叛:浅析媒介娱乐化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跨越式进步,媒介娱乐化成为消费社会下大众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虚拟与真实的界限逐渐消弭的同时,娱乐构建的世界开始消解大众的主体性,使我们成为单向度的人,迷失于大量的娱乐文本中。然而,早期的媒介娱乐化进程可被归结于大众文化发展的必然和人类心理需求的自然选择,对于当代娱乐需求无限预期的假设也显得过于轻浮,如何正确对待媒介娱乐化成为当代大众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游戏与反叛角度来解释媒介娱乐化趋势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大众自主选择的结果,娱乐有理、娱乐有度才是新的信息环境下正确的媒体态度。     

秦汉六朝江南经济略论

秦汉江南经济是史学界较为关注并作了一些有益探讨的问题。但由于在“江南”范围界定上的模糊不清,导致现有研究颇有拔高之嫌。笔者以为,秦汉时期的江南经济虽较前代已有大发展,但充其量还只是零星、局部的开发;而到六朝时期,由于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的大量南迁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定都建康,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基本经济区,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携手合作,江南经济由此转入了大规模的全面开发阶段,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秦汉行政惩罚机制

秦汉行政法不仅规定了行政工作的职责和行政规范,对行政违法和失职的犯罪行为也有明确的规定,从犯罪形式上讲有赃罪、诈伪罪、擅为罪、稽缓罪、失职罪、失误罪等行为,从犯罪的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犯罪、职官犯罪、财政经济犯罪、司法审判犯罪、边防与军事犯罪、社会治安犯罪等行政工作内容的方方面面的行为。根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了谇、笞等教诫刑,赀、罚金、赔偿、赎等财产刑,夺爵、夺劳、负算、免职、废职等权力刑,黥、劓、斩左止、斩右止、腐、耐、髡等耻辱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迁等劳役刑,磔、腰斩、弃市、枭首等死刑,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交互为用,把行政惩罚与权力、责任和利益统一起来。依法规定了告劾、案验、鞫讯、判决、执行等行政惩罚的程序,对检举揭发的行政犯罪行为进行认真核实,判决做到过罚相当。秦汉行政惩罚机制对行政违法失职者起到了惩戒、预防、教育的作用,增强了官吏责任感,维护了公共利益,保障了人民权益,使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有序进行。     

焱焱炎炎 扬光飞文──秦汉绘画概论

绘画在秦汉时代已发展为美术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在所反映的内容上,历史现实、神话传说、人间冥界、天象地理、山水植物、动物祥瑞无所不包;在表现技法上,发展了以毛笔为主要工具、以墨为主要材料、以线描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各种手法及相关的各种造型观念;在画家构成上,以黄门画工、民间画工为主体,并已有文人投入画事。多种可利用的载体被利用于绘画,帛画、壁画、漆画、陶器画等,成为秦汉最有时代特色的画种。在秦汉绘画中,存在着文献绘画和出土绘画两种形态,存在着先帛后壁的发展线索和南帛北壁的分布格局。     

关于秦汉农业的若干问题

秦汉时期,由于农业环境的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重农政策的实行和商品经济的剌激,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科技的进步、农副产品的丰富及主要农业区的形成,是秦汉农业高速发展的重要标志。秦汉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秦汉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全面发展的基础,对后世中外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秦汉农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

《通鉴》取材丰富 ,主要是对以往的历史文献进行鉴别取舍。将《通鉴》与先前有关文献进行比勘分析 ,对于研究《通鉴》的体例、史源、文献特点以及探索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文献学成就都是有意义的。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秦汉时期民众的法律意识

秦汉时代,民众对法律知识有着广泛的了解,已经形成了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意识,即便是在复仇风俗的影响下,不少人出于"私义"走上复仇之路,但是在完成复仇行为之后,许多复仇者主动选择就"公法",向官府投案自首,接受国家刑律的制裁;民众熟知许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规定,普遍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诉诸官府来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民众也有较强的法律参与意识,他们通过对执法官吏的毁誉评价、对重大案件的关注论议、集体或个人诣阙告诉、为人"讼冤"等各种途径表达自身对法律的诉求和执法官吏的期待。     

试论战国秦汉纺织业的发展特点

战国秦汉是我国“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社会生产力得到全面的发展本以史料为依据，分析了战国秦汉时期我国纺织业的发展状况，研究了当时纺织技术的特点、产丝区的主要分布以及纺织品生产形式的多样性等。     

秦汉法律的性别特征

秦汉法律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性别性。这从秦汉时代法律的刑名、施刑、减刑、量刑及法律的断案精神等方面即可体现出来。其性别性不仅表现为某些情况下对男性利益的维护,而且表现为某些情况下对女性的体恤与宽容。其对男性利益的维护不外是男权社会对男性权利尊重的反映;而对女性的体恤与宽容,一方面是受到先秦时代法律性别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与秦汉法律本身具有体恤弱势群体的精神有关,也与秦汉社会对女子生育功能的重视有一定的联系。     

秦汉邮驿交通建设与后勤管理

秦汉时期,全国性交通干线的修筑多由国家统一组织,区域性道路桥梁及邮亭馆舍的建造维修则由各地方政府承担.根据过往者的身份及其所持"传信"的不同,各邮驿机构要为他们提供相应的食宿和车马等便利条件.遍布各地的邮驿机构和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保证了全国邮驿系统的有效运转.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