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民参政会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整个抗战时期,国内外人士就十分关注它的存在和发展.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学者和专家在研究并作出不同的评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全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民参政会无非是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开始后,被迫成立的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这两种观点,笔者均有不同的看法.(一)国民参政会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产物.“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既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蹂躏中国人民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从此担负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家主权与尊严的开始.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渴望组织起来.比如,在东北有组织起来的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抗日救国会.在全国抗日怒潮的冲击下,连民族资产     

基于分布滞后模型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民总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仅与当期国民总收入有关,同时还与滞后期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通过对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民收入关系进行了分布滞后模型分析,旨在从实证角度分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民收入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国民收入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要小于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带动作用。     

新国民财富与真实储蓄核算探讨

“新国民财富”和“真实储蓄”核算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变化紧密联系起来,不仅在总量上也在构成上提供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分析框架和可行政策依据.统计分析表明,真实储蓄对高收入OECD国家的新国民财富的解释力度不高,这些国家的国民财富积累更倚重于人力资本和和社会资本,而不是有形资产的积累.负的无形资本与社会经济现实不符合,对于无形资本的直接测算有赖于深化其经济理论研究并完善社会资本的定义.     

中美日印四国经济规模与财富比较——中国如何创造和增加国民财富

本文采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自 80年代末起采用的统计指标和方法及其权威统计材料 ,首先比较分析了中美日印四国的人均GNP和GNP总量与世界排位 ,并指出中国发展的优势所在。然后依据对国民财富内容新的分类 ,对中美日等国的国民财富状况进行比较 ,同时说明这是综合国力比较的基础性指标。接着比较论述了人力资源在国民财富构成中的首要位置 ,中国的人力资源与美日韩比较的状况与差距。最后就中国在 2 1世纪如何创造和增加国民财富 ,作者论述了其四个方面的政策含义。     

试论孙中山对国民心理的反省和重建

为了极大限度地发掘人的精神力量 ,有的放矢的进行改造国民心理的工作 ,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 ,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 ,对不同的国民心理作了反省 ,尤其是对落后的、消极的国民心理进行了十分犀利、冷峻、深刻而又中肯的剖析 ,有些地方不免有偏颇之处 ,但他的偏激发自对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殷切关注 ,饱含着忧时愤世之情。孙中山在抨击、鞭笞传统道德和不健康民族心理的同时 ,积极倡导资产阶级的道德风尚 ,致力于重造现代国民形象 ,达到顺乎人心、改造人心的目的。其主要途径和方法是 :第一 ,通过党人用“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 ;第二 ,以“少数人心理 ,由是演进及于多数人心理”。     

公民民族主义与团结主义 ——法国“国民团结”概念的内涵与源流

[提要]法国政治话语中的“solidarité nationale”,字面之义为“民族团结”,但并非汉语语境下通常所表达的含义,其实质是“国民团结”,它折射出法兰西资产阶级共和派所主张的公民民族主义与工农劳动阶层的“团结主义”诉求之妥协。文章阐释了法国“国民团结”概念的内涵及其思想根源所在,指出法兰西资产阶级民族建构思想以及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工农劳动阶层“团结主义”运动,是法国“国民团结”内涵主要体现国家对国民个体的经济社会救助而非聚焦于族裔群体关系的两大原因。     

梁启超国民国家责任感刍议

忧国主要是忧制度不如别国,忧民之公德和民智不如别国民众。富于自治力;有冒险独立之性质;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好言国人这些长处,是爱国的主要内容。中国国民是爱国忧国之主体。"我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爱国忧国是中华民族民族意识与中国国民国家责任感共同的思想内核。     

1900—1977年第三世界的国民总收入

(按关国1960年的价格和关元计算)五年平均值的中间代表年份国民总收人按人口的平均收入美元(百万)}一1变卫-美元{年变动1900191019131928193819501960197019751977(183860) 209510 216500 261790 193370 335310 51理470 799710 9975301081840(1。3 1。11 .01 .51 .1J .44 .54 .     

国民参政会若干问题探析

国民参政会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政治事件。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国共关系史，都不能不重视对国民参政会的研究。国民参政会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一、国民参政会的缘起、性质及职权国民参政会成立于１９３８年。但是它的名...     

国民程度问题与五四启蒙目标

国民程度问题与五四启蒙目标洪峻峰中国近代政治改制中最大的文化难题，就是国民程度不足。民国建立之后，这一难题再度凸现，并危及民主共和制度的实行和巩固。五四启蒙运动作为对辛亥革命的补课，其直接目标就在于提高国民程度，解决这一现实难题。所谓“国民程度”，涵...     

国民诚信度与产品质量

诚信度与产品质量互为动力或"恶动力"。通过考察作为产品生产者的国民诚信度的高下,我们就可大体地断定产品质量的优劣,诚信度是产品质量的客观标尺,国民有什么样的诚信度,就可能甚至必然有什么样质量的产品:较高的诚信度是承载高质量的名优产品的伦理载体,较低的诚信度则是假冒伪劣品的伦理根源;同时,透过产品的物质形态,我们也窥视到了深藏于产品背后的最终真正影响产品质量的决定性力量:国民的诚信度。产品实际上是国民诚信形象的缩影,产品质量无异于一面折射国民诚信度的镜子,有什么样的产品质量,产品背后就可能甚至必然有什么样的国民诚信度。产品不仅能映照国民诚信度,而且能影响到国民诚信度的再造。播种诚信就是收获希望。一个假冒伪劣品充斥的国度,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文明诚信国度。     

论清末修律对国民人权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影响

清末修律在中国近代人权与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人权进入法制领域的开端,对后世中国人权与法制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清末修律不仅从社会舆论和实践上促进了近代国民人权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而且还对当时及后世中国国民的法制观念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由于清末修律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其对近代国民人权意识增强和法制观念转变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只是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对此也要有客观的认识.     

老舍与国民精神

国民精神的范畴来自鲁迅等先驱,但老舍自有其独特贡献。老舍的眼睛既是市民的眼睛,又是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眼睛。他眼中的国民精神是全面的、发展的,从简单的善恶对立发展到辩证的交错组合。他笔下国民精神的主流是他舍尽心血描写的大量平凡而又复杂的中间人物。老舍是集传统精神之大成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内心世界与处世态度存在着矛盾,因而他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知识分子。国民精神具有时代性,当代作家应从老舍的成就和不足中领会出国民精神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关系。     

冰心与国民参政会论略

抗战时期,由于宋美龄的提名与举荐,冰心曾被选聘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参政员。对国民参政会,冰心虽有积极的主张和热心的参与,但在建言献策方面,并不突出,故有"参而不政"一说。出于自我保护,冰心晚年的追述,体现出选择性记忆的特征。但就妇女解放与政治民主而言,冰心参与国民参政会,其本身还是具有象征性的进步意义。     

国民参政会与抗日战争

国民参政会与抗日战争赵慧峰５０年前的９月２日，中国代表于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上了历史性的一笔，从而为中国战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更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侵略斗争的巨大胜利。在这场空...     

国民参政会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然叛国投敌,并发表媚日"艳电".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参政会和参政员对此采取怎样的态度,必然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关注.截至目前,一些论著和相关论述认为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通电声讨了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但事实上国民参政会和参政员们对汪精卫叛国投敌行径并未予立即声讨.究竟是何原因?实有澄清之必要.     

人民中心理念引导: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国民宪法教育的功能表达

国民宪法教育作为一种通识性法治普及公共教育活动,应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来阐明其新时代的特定功能要义。该类活动的理念引导功能旨在厘清宪法所凸显的价值教育功能,从而为宪法普及教育实践提供相应的人民中心价值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表征之国民宪法教育理念的功能表达往往是基石性的,强调从承载民族、国家整体价值追求的角度,围绕人民权益理念的静态构造和人民参与理念的动态构造,来指引国民价值选择、行为取向的准则构造。所涉人民权益理念表达通常显现为一种静态建制意义的教育灌输目标,人民参与理念表达则显现为一种动态实践意义的教育体悟过程。相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指引实效,即分别取决于尊重人民、维护人民权益目标是否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以及人民实质性有序政治参与目标是否得到沉浸式、交互式践行。     

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纪念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

二十世纪初年,在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的诗文中,常有如此诚挚而又深沉的呼唤:“国魂乎！盍归来乎！”“吾中国国民之魂安在乎?”“中国之魂安在乎?”所谓国魂,亦称国民精神,即以后人们所热心讨论的国民性。当年梁启超曾对此词加以诠释:“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新民说》)     

风物长宜放眼量——且看大国民心态之养成

因舆论的热烈关注,陆川电影新作《南京!南京!》和五位学者的新书《中国不高兴》强力吸金,“争议”带来的是惊人的票房收入和销售数字。当然,同样高涨的还有观众、读者的激动和亢奋。—部电影、一本畅销书中所引发的民族主义与大国民思维,不时散见于社会舆论中。     

中国国民性格重塑的政治哲学考察

诠释中国近代国民性格批判的思想文化运动,对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层意蕴,构成了公民文化建设和公共精神培育的一个历时性政治哲学反思的主题。从政治国民与文化国民的交互关联出发,强调了社会政治生活成为文化国民具体而直观的存在世界。政治国民不仅成为特定政治文化的价值表达,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践履者和承载者。型塑国民性格就必由广泛而生动的政治生活来完成,政治精神、政治制度等的整体融合担负着国民性格塑造社会路径。这一途径实际表现在制度观照和伦理观照的架构内,制度批判与重塑和伦理批判与重塑明示了社会政治发展的归旨在于塑造优良的国民性格,也确定了国民性格问题批判性研究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