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宋初期的士人风貌

受五代颓废士风影响 ,北宋初期士人风貌承绪了五代之遗风 ,一时难以改变。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 )因循持重 ,逊言逊行 ;(二 )逸豫享乐的思想意识 ;(三 )隐逸之风盛行     

试论柳开的古文、古道与宋初士风

柳开是北宋最早倡导"古文"与"古道"之人,其"文道观"的真正内涵是"以经为文"和"以道观文",这在五代末和宋初具有特殊意义.同时,柳开也是最早关注士人名节操守之人,他以毕生精力去净化士人人格,提升士人精神境界,对塑造宋代士人形象,砥砺士风,促进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论《新五代史》的"廉耻"观

<新五代史>阐释了五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即"廉耻"的缺失,其"廉耻"观是以耻为核心的,这一价值观体现了深厚的儒学背景,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是个人、政治和国家存在的软基础.对"廉耻"观的易理推求,进一步从易理的两分性、统一性和变易性来认识"廉耻"观在<新五代史>的体现,这决定了<新五代史>的体例和史论,并体现了宋代经史合流的学术特征;<新五代史>的"廉耻"观反映了历史著述的"当世"价值和著者的"心术",欧阳修认为,五代士人无"廉耻",轻节义,这有助于以儒立国的宋代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对于宋代斯文之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代士人群体特征初探

五代为右武之世,重武轻文的社会环境使五代士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从政素质也相对低下.社会剧变导致士人节操观念淡薄,历仕多主、多朝者众多.他们谨慎地游离在政权核心之外,以务实权变之人生态度,在五代历史发展和延续中发挥自身作用.     

论唐代士僧交游的政治动因

唐代士人与僧人交游频繁、关系密切,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学界已有探讨,然而士僧交游背后的政治动因尚少有论及.论文从"僧借士而扬名"和"士借僧以自梯"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唐代的相关政治背景指出:唐代僧人可通过结交士人而扬名,进而获得崇佛皇室的青睐,得赐紫衣、出入禁闼、显赫一时;僧人有能力介入士人的应举和入仕过程,士人复可通过与名僧的交往来获取政治上的援引,"借以自梯".唐代的士、僧两个群体如此这般地形成了一个政治利益链,互相提携,密不可分.这一政治动机深刻地影响着士僧交游中僧人对于士人的选择和士人对于僧人的选择.     

论汉代辞赋中的"士不遇"主题

:"士不遇"一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早见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汉代士人对不遇的歌咏,其表现手法甚至语言,主要源自屈赋.按照与屈赋的相关程度,可以分为三大类.尽管不及屈赋庄严绚烂,汉代士人的歌咏尤其是<答客难>一类的作品,仍然是士人追求自我完成这条人文之路上的一道奇丽的光彩.     

论白居易对陶渊明的阐释与融化

陶渊明是白居易的人生偶像之一.白居易对陶渊明思想、精神作了全面阐释,并以自己独到方式刻意学陶.白居易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引入"中隐"的生存方式之中,为吏隐之士找到一种学取陶渊明的独特方法,这也是白居易留给中国士人的一份特殊礼物.     

齐梁士人的两大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

盛于南朝刘宋时代的士族博学之风,发展到齐梁时代,形成了士人"博学"、"能文"和"以气类相推毂"的两大显著特征,而且这两点在全社会的普遍化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此前各代。这实际上是士人"个体自觉"和"群体自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唐代文学辉煌期的到来作出了多方面的准备。     

科举制度与宋代吏治

立国于五代长期动乱之后的赵宋政权 ,为了革除五代积弊 ,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厉行文官政治是其核心内容。文官政治的基础是文官考试 ,北宋前期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买官卖官与任人为亲的途径 ,从根本上解决了门阀政治的再起和军将擅权的基础。大量的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中下层士人进入政府机构 ,官员的廉政素质有所提高 ,对宋代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士”之“穷、达”矛盾及其文人题画诗的儒家情怀

1.在以往的文人画研究中,人们多注意了庄禅的影响,而很少提及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中国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士")之优良传统,这主要体现在儒家精神;中国古代之"士"素有"穷"、"达"、进、退之德行化追求;2.源初意义的水墨"文人画"是士人隐逸的产物,是知识分子"兼善天下"受挫失败而"独善其身"的选择,庄禅是他们的本色。但出世退隐而"君子固穷"之"士"却始终郁勃着入世"兼济"之情怀。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的文人题画诗即在表达着"诗以言志"的人格修身与"兼济"梦想,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情怀天地可鉴。     

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与诗坛新变

南宋中后期,在科举、经济等外部因素综合影响下,士人入仕途径变得异常拥塞,士人观念因之改变.士与工商等其他群体广泛交融,中下层士人全面崛起,士之阶层分化逐步明晰.士人分化对南宋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游士、隐士诗人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散布于两浙、闽、赣等地区,游离于政体之外或政体边缘,使诗坛重心分散于地方.在特定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左右下,其诗作呈现出率直清轻的特点,推动“宋调”进一步演变.     

"不负科名":元末文人余阙述略——兼论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出现的土壤

元末农民战争时期,为元王朝"死节"、"殉难"的进士达42人之多,死于安庆之难的余阙尤被推为这一类"不负科名"之士的代表.作为一位死节之士,余阙的出现,是儒家入世思想深刻影响元末士人的有力见证;作为一位色目文人,余阙的出现,又是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彪炳于文坛的一个缩影.余阙、泰不华、萨都剌、丁鹤年等少数民族文人的出现,与元代民族融合进程有着密切关系.     

“哲学”: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

自16世纪末叶以降,Philosophy即传入东亚文化圈,欧洲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相结合,将其音译为"斐禄所费亚",又意译为"学文"、"理学"、"性学"、"爱知学",然播传不广。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纵深发展,作为形上之学的Philosophy更受重视,日本启蒙学者西周将其意译为"哲学",并于清末民初传入中国,逐渐定型为一个学科名目。"哲学"经历了中—西—日文化的互动,达成概念的涵化,是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     

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的转变及其对说理散文的影响

春秋末年,支撑商周史官文化的三大支柱——宗教神学意识形态、王官政治宗法系统和历史记载职能都发生动摇,史官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在史官文化内部,存在着向士文化转变的机制:战国某些诸子流派可以直接溯源到商周史官系统;商周史官与战国诸子在思想气质上一脉相承;商周史官和战国诸子百家在政治目标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商周史官文风也给战国诸子以直接的影响。孔子师徒在由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孔子师徒自觉地以"道"作为他们追求的最高价值,从而将治理天下之"道"成功地从王侯卿士大夫手中转移到士手中;孔子拯救乱世的积极态度为战国士林树立了典范;孔子开门讲学授徒,为战国士文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孔门师徒还开创了士人周游列国之风。文化转变带来了说理散文的深刻变革:记载者由史官变为孔门弟子;记载内容由君主卿士大夫言论变为孔子言论;文章由议论现实问题而变为务虚性的文化学术探讨。     

儒学语境下士人对庄子的回护及其意义

在儒家"辟异端"语境下,庄子容易被否定、批判。许多士人出于对庄子思想、文学的认同,采取多种方法来回护庄子其人其书:虚构"庄出于儒",使之从"异端"中剥离出来;通过"辨伪"把《庄子》中同儒家严重相悖的作品剥离出去;通过"正言若反""矫枉过正""得意忘言"之类的解读方法使《庄子》中的反儒内容合理化、可接受化;将《庄子》中与儒家一致的言论归于庄子本人,以证明庄子深明儒术;以庄子为愤世嫉俗之士,其非议儒门圣贤皆出于忿激而过当,乃乱世使然,等等。这些方法有可能导致对庄子真相的障蔽和对《庄子》本义的歪曲,但对庄子其人其书的考辨、解读仍有许多富于启发意义的东西,特别是对庄学同儒学的会通有重要作用。     

赵孟兆页与元初北方士人的“游艺志道”思想

赵孟兆页出仕大都以后，他与北方士人的交往折射出了普遍的心态，即“游艺志道”思想。赵孟兆页及北方文臣对于“志道”思想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修身养性，二是“达济”之志。他们以宗经的方式来实现为己的内向型的“道”，然后将所涵养的经学要义放在“有用”的层面去推崇，从而通过自己的政治权位来实现“道”的价值和自己的理想。在“道用”思想的影响下，“游于艺”的思想也出现了革新，古之“六艺”变成了诗文书画，赵孟兆页及北方文臣将之作为一种悟道的手段，“游”即参悟体道，是物我相合的过程，这也直接促使了赵孟兆页及元初北方文臣形成了“艺道相合”的思想。赵孟兆页及北方文臣治国用世思想的受阻，将“道用”的理想与志趣移植到书画艺术上，诗文书画不再简单的体现士人的情感意趣，更承载了一份理想、志趣的重量。     

论汉代赋家的战国策士化倾向

汉代赋家深受传统的"士"文化精神的影响,有着担负天下命脉的济世理想,希望能像战国策士那样为帝师为帝友,战国策士"以布衣取卿相"的辉煌仍然激励着汉代士人建功立业.正因为汉赋家有着战国策士献策劝谏心态,故讽喻、劝谏的意图一直贯穿汉赋的始终.     

论石崇人格特征的多元性

在西晋,石崇是一个人格非常复杂且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处世名言"士当身与名俱泰"已经被公认为西晋士人的一种人生准则.在政治上,他身为上层士族却鄙于清谈任诞而向往儒家的功名事业.在生活中,他奢侈低糜却又风雅大方,他浮竞鄙劣却又爱敬正直之士和为正直之士所爱敬.可以说,石崇的人格特点的多元性正是西晋这个动荡时代的复杂人性与士风的缩影.     

论汉代辞赋中的悲士不遇主题及士人心态

在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的汉代辞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悲士不遇"的主题.这一主题客观地反映了汉代社会中士人的现实处境和幽微丰富的心灵世界:不遇之士在失意、忧伤与怨愤的同时,在人格品质和道德上表现出卓然不群、高洁自守的自我优越感;明哲保身的倾向,表现出对专制政治的疏离和生命意识的觉醒;归因天命、委顺自然是他们自我安慰的方式;学术立名、田园自娱的选择,是他们找到的新的安身立命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