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论语》英译研究

庞德认为中国的儒学思想正是医治西方社会通病的良药,是构建西方和谐社会的理想手段.他希望中国儒学能翻译到西方世界,从而重新建立人与社会的理想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庞德在翻译《论语》时并不强调对原文一对一的忠实,译作以理想化创作为主.从《论语》英译史来看,庞德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自庞德开始,《论语》的英译逐渐淡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步入了文化多元化主义的新历史文化语境.     

辜鸿铭英译儒经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辜鸿铭成功的将儒家经典古籍《论语》、《中庸》等译介到西方社会,为我国的文化外输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辜鸿铭的儒经英译活动长久以来并未得到充分的理解。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它突出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并且认为翻译是译者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兼选择性的活动。在此理论的关照之下,对辜氏的译作《论语》和《中庸》进行重新审视,发现译者在翻译儒家典籍的过程中适应性的选择了以西释中的特殊翻译策略,力图打破东西畛域,向世界宣扬我国的传统文化,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借此消除东西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歧视和不公。     

《论语》语内语际翻译研究

《论语》有许多语种的翻译,但数量多、影响大的主要是以英译本为主,大约有60本。国内外研究《论语》的英译大约有100多部,但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的对象有大量的重复性,如韦利、庞德、林语堂、安乐哲等人的译本。除了这些语际翻译的研究,国内没有人进行过《论语》语内翻译的研究。从历时性的角度入手,选择初期的译者辜鸿铭和当代最新的译者吴国珍的译文来归纳英译的发展趋势,对辜、吴和李泽厚译本语内翻译进行探讨,以及比较不同读者的心理。希望以此对中国的古籍翻译能产生一定的启发和影响。     

模因视角下《论语》中儒家文化的英译本分析

《论语》的英译是西方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模因与《论语》中的儒家文化的不同译本的分析,可以发现模因正是文化传播的有效桥梁,而文化的传播也正是模因进化的结果。儒家模因正是在文化进化与模因论相结合的背景下通过中西方译者的不断努力实现其传播和传播的最终目标。     

“多元一体”视野下的《红楼梦》诠释——从弗朗茨·库恩对《红楼梦》的认知谈起

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的《红楼梦》翻译在西方世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库恩秉持着"中国文化价值观",一方面力图在中国古典文本和西方读者之间建构起一道理解与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则采取多元的视角审视来自异域的经典文本。具体到《红楼梦》的解读:库恩用西方戏剧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来比照《红楼梦》,无论是情节结构还是人物塑造,甚至是主题的布局,东西方文学经典都有着"心有灵犀"般的相通之处;库恩以高于一般西方人的视点,发掘《红楼梦》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揭示《红楼梦》道教倾向的本质,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普世价值正名,并以此否定欧洲中心论,展示了东西文化在《红楼梦》认知上的平等对话。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库恩通过"改写"《红楼梦》,使之"通俗化",既打破了语言的隔阂,同时也凸显了《红楼梦》的文化精髓,赢得了西方无论是普通受众还是精英受众的心。正是透过库恩的《红楼梦》翻译,《红楼梦》得以成为世界文学殿堂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     

《文心雕龙》英译,一个文化的思考

《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得益于《文心雕龙》的英译,而文化专有项的解读与翻译是考察《文心雕龙》英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文心雕龙》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策略多种多样,但最有效也最为常用的翻译策略却是归化和异化。文、神思及文心雕龙等关键术语的英译说明,保留文化特色和异质性是翻译取得成功的必要手段。目前,文论失语症是我国文艺理论研究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我们在奉行拿来主义的同时,必须实行送去主义,英译中国文论典籍正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有力举措。立足传统文化,坚守并建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是中国文论打破失语症,走向世界学术中心的应有方略和根本之道。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理雅各与中国经典的译介

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它既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经典从传入西方开始,便在世界范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所有译介中国经典的人物当中,理雅各是最具影响力的。其严谨的译介作风及至今日仍被业界所推崇,其《论语》译本至今仍被公认为标准译本,而其成功的经验及其译本的不足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论全球化语境下儒家思想的对外传播——问题与策略

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趋势对我国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外文化传播离不开系统的儒家经典的翻译与传播。目前,儒家经典现有译本存在许多误译和曲译现象,需要有效的重译工作;儒家经典译本也存在传播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十分有限。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制定未来儒家经典翻译与传播的系统规划,方能为在国际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应有贡献。     

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阐释者——安乐哲

正他是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汉学家,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钟情于东方文化,倾心于中国哲学,涵泳于儒道各家,贯通古今中西,举手投足间尽显谦谦君子风范。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推介中国典籍,翻译了《论语》、《老子》、《中庸》、《孙子兵法》等多部经典,他对中华元典的新诠释、新解读,成就非凡,独步当代,有力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关于"龙"的英译名修改问题

在英语里,"龙"被翻译成dragon.在基督教文化中,dragon是恶魔的象征,是所有罪孽的化身,还有凶暴的人等含义.西方媒体还把dragon描绘成恐怖主义势力的象征."龙"落选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和"龙"的英译名的贬义有关.很多学者提出应该重新英译"龙",例如loong.应该重视重新翻译"龙"的工作,这不仅与塑造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有关,也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     

英译《孟子》的三种误区分析

典籍外译本担当着传承、宣扬中国民族文化,为西方汉学界提供研究资料的重任。译者必须重视典籍外译本的质量,如实、准确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通过比较当前流行的几个《孟子》英译本,可以发现译者在翻译《孟子》时存在三大误区:利用西方概念和经典教义简单"反向格义"孟子思想的误区;忽视语义的不确定性,机械翻译的误区;不重视训诂,错解原文的误区。上述三个误区各有其显著的表现和危害,制约了典籍外译本的准确性和忠实度。     

严复与辜鸿铭文化心态的比较

严复与辜鸿馆都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在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变革潮流中,严复为国人打开启蒙思想的大门,第一次比较系统而又有所选择地从西方搬来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辜鸿铭则在形式上反其道而行之,以精熟圆练的外文造诣,英译儒家的《论语》、《中庸》等经典,极力向西方传扬古老的中国文化,但因其念念不息对小脚、留辫、纳妾等封建陋俗的赞赏和曲辩,而被人们视为“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怪物”或“怪杰”。严复和辜鸿铭同处一个时代（前者生于1854年,…     

《〈论语〉汉英双解》简评

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说的那样:“不懂儒家思想就不懂中国文化,不懂孔子就不懂儒家思想,不懂《论语》就不懂孔子。”关志坤、徐宏力两位教授新近出版的《〈论语〉汉英双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在众多的《论语》译本中,采用汉英双解,不仅用现代汉语和英语同时准确地译出原文含义,而且将自己独特的说解也用流利的英文加以翻译。这使该书与许多外国学者的译本相比,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魅力:在使外国读者了解《论语》的同时,也了解了作者关于《论语》的现代思考;在向国外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也为国内学者以的新思路研究中国经典做…     

“绘事后素”辨——对《论语》一处译文的商榷

目前《论语》的各种版本对“绘事后素”的注解有很大不同,妨碍了读者对经文原意的正确理解,实有辨正之必要。综合可靠的文字证据、现代绘画色彩技法、文言虚词用法、历史文化知识及对《论语》内容的分析,文章对该句作了重新翻译。     

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方法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可以细分为诠释的方法和转换的方法两个部分。诠释的方法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为例,借助黄俊杰先生提出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探讨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过程中的经典诠释方法:一方面侧重语言性的分析,对核心概念的训诂及其在哲学发展史流变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内涵的把握;另一方面侧重对诠释者的"历史性"的分析,把握诠释者在不同的时空情景下的诠释言论的具体意义。转换的方法,则借助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具体的"策略性框架",首先在认识论上要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从而看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和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促进中西方哲学的互惠互动。在方法论上,从元典出发,构建相关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翻译和转换,特别是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一定要体现中国哲学思想和语言的特质,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强加上西方文化的预设。     

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方法及启示

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可以概括为两类: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许芥昱、叶维廉、欧阳桢等学者的译文是汉学英译的经典,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译本则被誉为创意英译的典范。前者以汉学研究的学术性为出发点,追求原作与译文之间信息转换的完整性;后者以传递原作的精神情感为导向,在翻译过程中添加创作的成分。这两种翻译方法都成功地在美国传播了李清照词。毋庸置疑,总结二者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十世纪《楚辞》英译方向性及其影响考察

翻译方向性是译本接受程度与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探究《楚辞》英译方向性与译本接受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提出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双向交流,实现从一厢情愿的译出或者译入向二者结合的良性合作转变,达到中国经典文化真正“走出去”。     

“他者”译学研究去殖民主义的话语实践--张佩瑶《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个案研究

我国翻译研究在追逐西方译学研究现代性神话的进程中是否沦入自我学术殖民之中？自我学术殖民的具体症状为何？在后殖民主义和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如何展开去学术殖民主义的话语实践？翻译领域的去学术殖民主义话语实践有何吊诡性与战略性？通过考察张佩瑶《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的具体话语实践及其指导方针“丰厚翻译”,试图探讨国内译学研究去殖民主义话语实践对去学术殖民主义的突破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十轮经》中土传播研究

在中国佛教史上,《十轮经》曾两次被翻译。《大方广十轮经》的译者不明,翻译时代大致在六世纪初以后、隋建国之前。《大方广十轮经》早期的传播以三阶教为中心,隋开皇末,三阶教受到打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该经的流传。唐高宗永徽二年(651),玄奘重译《十轮经》。这次重译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译本内容的完善上,更重要的是玄奘以他亲履印度、中亚诸国的经历,以及他在当时佛教界的崇高地位,从源头上肯定了《十轮经》的经典性质,并将其归入中国佛教界已有重大影响的《大集经》系列之中,从而大大提升了该经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此后,《十轮经》受到了众多高僧大德的重视,其义理方面与其他大乘经典的矛盾也得到了合理的解说,流传愈益广泛,对民众的宗教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