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

明末清初,战国以来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由于中西方学者均对于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和义理疏通,耶稣会士积极倡导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和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多缺乏严格意义的学术价值。激烈的辩论背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旨趣格外明显。辩论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     

雷海宗的中国文化周期说

在抗日战争异常艰难的20世纪40年代初,雷海宗克服了他所信奉的历史形态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周期说。这一学说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抗战必胜的民族信念。     

对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失语"问题的反思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文化互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文化互动关系中,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学习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逐渐失去了话语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的"失语"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提出了所谓的"失语症".但所谓的文化"失语症"并不是西方"话语霸权"对我们的强暴,而是面对新的文化现象、社会问题我们缺少表达的新话语.为克服"本土文化的失语",我们首先应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重新审视,不能把来自西方的话语统统列为"霸权"行列;其次,要坚守本土文化的话语权.最后,必须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土壤,重建我们的话语权.     

学术失语、学术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

当前中国的民族学术正遭遇安全危机。由于学者们自身失当的学术行为使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学术语言、话语、资源、方式等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遗忘、遗弃,本土学术被西方学术侵蚀、殖民和置换,并遭遇严重的生态与生存危机。学术安全问题产生的诱因在于作为文化精英的学者在学术上的全面失语,这些失语行为和安全问题包括学术语言、学术话语、思维模式、写作范式、学术评价标准等诸多方面,又在整体上导致和加重了民族学术安全问题。学者的学术失语与文化大众的失语一起,共同引发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要捍卫中国的学术安全与文化安全,必须着手推进中国学术的中国化。捍卫中国学术安全,不仅是对自身民族文化、学术负责,同时也是对世界、人类文化、学术承担责任,因而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论闻一多诗学中的世界文化视野

处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闻一多在20世纪初对如何对待中西文化,作了非常深入而理性的思考.他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下,提出对外来的东西首先要勇于接受;同时,中国要将自身4 000多年的文化资产加入世界文化资产,以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他借鉴西方文化的精神和标准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提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意见.闻一多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主张,产生于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知识体系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精神的二元知识结构,是儒家修齐治平的责任意识、爱国主义传统与追求真理的个性的结合.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世界意义论略

评判一件事物,把它放在不同的参照系面前,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来.对待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亦如此.比如说,以传统的中国学术文化为坐标,我们当能认可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进入了全面创新的时期,其进展之巨大、变化之迅疾、体貌之新颖、流派之纷繁乃至成果之琳琅满目,均属空前,故而其历史地位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但若我们转换一下坐标,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与世界的联系上来考察,也就是从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来估量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意义,就会产生不同的观感.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演进的一个基本态势,便是走出相对封闭的传统格局,而走向开放,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世界上先进发达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是促使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得以全面推陈出新的重要契机.但在这交流过程之中,由于时代的落差,面对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民族(主要是西方民族)的强势文化,中国的学术文化经常处于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地域文化类型电影的空间影像表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地域文化为表达核心的地域文化类型电影,成为中国本土导演实现艺术表达转向的关键,电影的地域叙事美学也从“第五代”导演符码化的民族与乡土符号隐喻,发展为“第六代”导演倾向于长镜头纪实风格的微观地域原生态书写。尽管地域文化类型电影在与“好莱坞”等国际大片的票房竞争中尽显劣势,但随着“东方主义”语境在影视领域内的建构,本土电影浓厚的地域符号标志,一度成为西方学者眼中的“东方奇观”,得以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斗争中实现突围,并尝试用地域与民族的话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近代文学对中西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以民主主义思想与国民意识为例

中国近代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其对中西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西方文化带来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资源的变化,也带来了近代文学精神内涵的变化,但近代文学对西方文化资源的吸收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注意到与本土文化资源的融合。其中对民主主义思想和国民意识的吸收具有很大典型性。民主主义思想和国民意识进入近代文学,得到了"民本"思想与族群意识等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在保持其现代性内涵的基础上,体现了相当大的民族特征。这种外来文化资源与本土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成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条重要途径。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

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初期，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家，既有着西方的文学视野，同时由于他们所观照的对象的特定性，又深感中西方文学的巨大差异，从而在书写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关注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从探究中国文学内部特殊的发展演变过程、外部制约因素，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等的关系，文学的解读和传播，文学的空间性等方面彰显中国文学的特征。从中可以考见这时期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     

论蒙文通上古民族文化理论建构

蒙文通先生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时期,打破流传数千年的三五体系,逐步建立新的民族、文化理论,理论基础渐趋科学和理性。然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民族学的蓬勃发展与中国古史研究的全面深入,蒙氏建构新的上古民族、文化理论不断受到新的挑战和质疑。由于对古史材料缺乏严格考察,加之蒙氏对新史学家的学术理论和方法未予以关注和重视,其所建立的民族、文化理论在学理上的疑难越来越明显。对蒙氏三代民族文化理论重新审视,有益于中国学术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段经历——以20世纪上半期中国留英学生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上半期,留英学生在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时,对外努力翻译儒家经典、宣扬中国文化精神,撰写以中国为题材的学术学位论文,译介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与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传播中国绘画书法艺术,传授汉语知识,介绍中国本土宗教,其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已构成20世纪上半期中英跨文化交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说明即使在国势积贫积弱、文化交流有逆差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也没有中断走向世界的步伐,而且在充分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后生命力更加旺盛了。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是20世纪上半期留英教育平稳发展的产物,也体现了留英生的文化自觉、文化责任及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条件,同时一战前后弥漫于欧洲的西方文化衰落心理为留英学生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创造了客观条件。     

是技艺学诠释学还是存在论诠释学——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经学诠释学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碰撞、对话与互鉴中,中国学者带着汉语异质文化的他者眼光,把"hermeneu-tics"这个术语引介到现代汉语学术界⑨,中国学者开始把"怎样对文本诉诸理解"置于西方诠释学的语境下.     

罗素中国文化观探析——从《中国问题》看

罗素是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中国问题》集中反映了他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判断,呈现了他的中国文化观,他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研究和解读中国文化,比较客观地分析和评述了中国文化,并对中国文化发展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建议。     

民族情感与历史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人种起源问题的阐释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近代中国历史撰述所遭遇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对人种“西来说”的信奉、对人种外来说的质疑乃至批判,以及对“土著说”的“暂行断定”,彼此之间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种“土著说”得以立足于学术界,主要源于“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古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意识的自觉也推动“土著说”历史认识的发展。这一变化恰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积极寻求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作的努力,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反映。     

梁启超的现代学术思想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之关系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新民说的提出,实为对世纪中国思想史（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之起点;作此结论,一方面是因为他以会通中西的治学方针,冲破中国旧学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而在西方新学的学科结构中开创中国人的新学术,同时更因为他将中国放入２０世纪民族矛盾的格局中,完整地提出了民族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性任务,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纵观任公一生的学术活动,他既主张学术自由,也主张学术必须为社会的现实运动服务,这两者的关系成了纠缠２０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死结”;而就其学术思想的内容来说,他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则信仰融合了西方进化论和儒、墨、道、佛诸家的新自由主义,在此自由主义中人文主义因素又重于科学的因素。这种驳杂而富有生机的思想不仅导致了他本人在政治运动中屡屡失败,同时又受到２０世纪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批判。不过,历史却让这双推开了新世纪学术之门的手以其隐密的方式“骚扰”着批判者的心灵,而直至今日,向着２１世纪前进的政治家仍在咀嚼着他的思想果实。这或许是对世纪中国思想史最为隐密、最为复杂的发展线索。而稳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梁启超精神成果的继承者。     

20世纪中国文学接受外来影响及其经验

西方文化和外国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激活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潜力,并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范型.受外来影响和本土经验的双重规约,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自由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两大传统,它们既矛盾又统一、既对立又互补,其消长起伏反映了中国各大政治力量博弈所形成的综合平衡,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经验对文学现代化转型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保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受到外来影响时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20世纪中国文学在消化吸收外国文学过程中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到了世纪末则出现了另一种盲目追随的片面性,这些问题说明学习外国文学要有正确的出发点,要有自觉性和自主性,要具备艺术的眼光.     

《华裔学志》的创办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华裔学志>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西欧天主教人士在中国创办的面向西方的汉学杂志,至今这本杂志仍然位居当代国际汉学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之列.这份杂志发展的最初时期正值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阶段,在13年的前期历史中,尤其得益于辅仁大学一些著名学者如陈垣、沈兼士、张星烺、英千里等人的鼎力支持.<华裔学志>在其前期历史中为中西学术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切,不仅具有时代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华裔学志>试图继续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以其关注中国古老文化的"纯学术性"来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荆楚文化的现代形式--评刘保昌著《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根源,长期以来学界将之主要归结为外国文化、文学的影响,归结为异域话语在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换。他者影响成为许多学者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重要途径,并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学者们认真梳理出世界文学如何走向中国,中国文学又是如何获得现代性而走向世界的现代路径,描画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的重要地貌特征,并由此赋予20世纪中国文学以民族主义意义和跨文化价值。这类研究的学术贡献无疑很大。然而,学界在重视域外话语影响的同时,却一定程度地忽视了本土传统在现代文化建设中…     

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质疑

我认为，还不能够说20世纪中国新文学已经形成了“传统”。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无论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方面都没有出现影响深远的典范之作，也没有产生可与世界名著相比美的伟大作品。SO年代以来，文学界将西方文学各种新流派写法走过场地搬演一遍，是自己还未形成传统的有力证据。从20年代到SO年代，中国新文学诸文体风格的基调是：模仿的，是与本土文学传统的断然决裂，和向外来（西方的、苏俄的）文学的仿效一趋同。在ZO世纪的中国文坛，传统的贵族的诗文继承基本被否定，兴起于近世的市民的小说、戏曲也被冷落，而西方的（包括苏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