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探讨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本地户籍农民工与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户籍地的差异,外地户籍农民工比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更高;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的收入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对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在大城市及中小规模城市的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中小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对其他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可获及程度对农民工月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农民工的增收,基本权益保障,以及完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权利意识、维权行动与福利获得农民工社会保险待遇的雇主供给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城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雇主视角出发,并根据社会理性人假设和社会民主论观点,分析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对其社会保险福利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因素中,专业资格证书对农民工社会保险福利的获得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职业培训影响不显著.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因素中,知道雇主有义务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要求雇主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更可能获得社会保险福利.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的改善有赖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及其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的增强.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城市生活幸福感

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采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研究农民工进城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幸福感呈负向关系,农民工就业类型差异会影响其城市生活幸福感,不同区域城市规模的变化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此外,个体特征、经济特征、住房特征也对农民工工幸福感产生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福利意识现状及特点研究——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

社会福利意识是影响社会福利体系效能的直接因素,在塑造一个国家社会福利政策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次调查显示,来京务工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意识接近中间偏自由主义路线,或者说,更接近于福利混合主义.他们一方面期待政府承担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福利、保障其生活的责任,另一方面,也认为工作单位、个人及家庭应承担比较大的福利责任.另外,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同质性较强的群体,不同年龄、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福利观没有出现比较显著的分化.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社会组织：农民工福利供给的新主体

按照西方福利多元化理论,福利供给主体系统包括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市场和政府。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的家庭、市场、政府、社区这四大福利供给主体均因各种原因未能承担相应主体责任,导致农民工对社会福利产生较大的需求缺口,从而催生了社会组织这一新生主体。对社会组织这一农民工福利供给主体产生的原因、现状和发展瓶颈展开了分析。     

基于因子分析的福建省社会福利水平综合评价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福利建设并重的重要阶段,测算社会福利指标,探索社会福利水平的突破点成为学术界的一项新议题。本文以福建省9市为研究对象、以2015年为研究期,基于因子分析方法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文教、环境损耗、城市建设、人力资源等7个方面对地方福利水平进行测算,探索各因子对社会福利水平的贡献率,并对9市的福利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从因子贡献率看,经济水平、环境损耗程度是影响社会福利提高的2个核心要素,其贡献率达到35.55%。从福建省9市的社会福利综合评价看,厦门、漳州、福州、泉州等城市的社会福利水平位于全省的上游,且厦门市的社会福利水平最高;三明、宁德、龙岩、南平、莆田等城市社会福利水平位于全省的中下游,且莆田市的社会福利水平最低。最后,对福建省9市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提出了建议,以期为提高福建省各地区福利水平建言献策。     

和谐社会前景下社会福利有效传递与社会工作发展

和谐社会具有丰富的社会福利意涵,增进社会福利是提升社会成员满意度和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社会福利政策与社会福利服务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社会福利传递中,社会工作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分析和谐社会的福利意涵入手,以西方社会福利传递为鉴,探讨和谐社会前景下社会福利的有效传递与社会工作发展。     

“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9年从广州、福州、郑州和武汉四个城市实地收集的764份数据,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理论假设,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户籍转换意愿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越符合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承认渴望的动机特征,其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对这些动力作用机制的偏离或“抑制性”越强,其保留农业户籍的倾向性越高。该发现证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动力机制在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形成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突出作为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的农民工个体在户籍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追逐导向、权利维护诉求、社会承认渴望的逻辑行为特征,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元动力结构和复杂价值逻辑。     

我国城市低保福利依赖问题及对策探析

福利依赖源于西方福利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由于经济底子薄,属于福利发展中国家,仍然提供的是低水平的社会福利。但是在城市低保中福利依赖现象正逐步显现,部分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仍然依赖低水平的社会福利。福利依赖势必会影响社会公平和效率,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笔者结合我国国情通过探析目前我国城市低保中的福利依赖现象、成因及负面影响,来探讨解决福利依赖现象的对策。重视防范福利依赖问题,努力提高社会福利的使用效果是促进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流动范围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

流动范围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重要因素之一。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与跨省流动农民工相比,省内流动和市内流动的农民工在城市更容易实现经济融合,而且更易于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农民工的流入时间越久,越有助于实现城市制度融合;流动范围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有显著影响。流动范围背后的户籍差异塑造了本地农民工与外地农民工的身份差别,即后者被排斥在良好的工作岗位或地方性的福利政策之外。建议加强对跨省流动农民工权益保障建设,给予他们更多平等的发展机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对于加快新型城镇化战略建设,促进农民工就近城镇化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实证

阶层认同、农民工幸福感各为学界所热议,但鲜见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研究。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 的多元回归模型证实,在经济地位提升、配偶陪伴、身心健康、与亲友联系密切等因素共同支持下,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越 高,其幸福感越强。模型分别通过性别和地区分模型的稳健性检测,证实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男女之间有较大差异,东、中、西 部地区各有不同。青年农民工在获得物质满足后,亟须城市的接纳与尊重,地方政府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升他们的阶层认 同感。     

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对进城农民工的研究

针对我国城市社会日益明显的户籍分层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及其对农民工的诸多社会排斥,是城市户籍分层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和过程。认为这种以先赋性的户籍身份为标准的分层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必须采取措施积极消解户籍分层,建立一种以自致性因素为基础的、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分层体系。     

就业质量、社会信任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

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助推作用。基于2015年CGSS数据构建o-logit模型考察农民工就业质量、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并使用工具变量法消除了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1）农民工就业质量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高工作回报、短工作时间、自由的工作环境、明确的工作保障、稳定的工作状态是农民工获得幸福的重要渠道。（2）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其主观幸福感也相对较高。（3）农民工的工作回报、工作时间与对邻居、亲戚、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度存在交互效应,表现为农民工对邻居、亲戚的信任能够增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对邻居、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则能够缓解工作时间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提出政府应从加大维护农民工收入、社会保障力度,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等多个方面入手,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模式主要包括投资入户、购房落户、人才引进、土地换社保和积分入户等模式。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但是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仍然面临着较高的＂准入门槛＂,市民化成本较高;镶嵌在户口中的各种社会福利尚未被完全剥离,弱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很多城市户籍改革的出发点是吸引更多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弱化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剥离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福利、改革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是未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在反福利依赖中社会工作对社会政策方面的介入

城市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依赖社会福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实,成为逐步影响社会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文章论证了社会工作介入反福利依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探讨和研究在反福利依赖中社会工作对社会政策方面介入的工作手法,以增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基于个体效用的电力普遍服务社会福利漏损研究

电力普遍服务具有公共政策性,其政策的普适性与个体福利的差异性决定了社会福利漏损的客观必然.为衡量由此产生的福利漏损,本论文运用消费者剩余理论,分析了电力普遍服务受助个体的福利效应;依据消费者均衡的思想,推导了偏远地区农户的电能效用函数;运用Harsanyi基数效用法,构造了基于个体效用差值的福利漏损模型.本文以广西某受助地区为例,测算了其福利漏损值.实证分析表明,通过提高基本电量可以降低社会福利漏损.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也进入了改革与转型期,即中国社会福利事业正在向社会化、现代化的新型社会福利制度迈进.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社会福利事业获得了较快发展,职工福利逐步向其原本的性质、地位和功能回归,民政福利逐步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社区服务成为重要的具有社会福利性的服务行业.在我国,一个以国家、集体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以社会力量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新的增长点,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以居家供养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体系正在形成.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分析的方式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了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节作用。通过层次回归以及调节效度检验发现：（1）工作-家庭冲突中WIF时间冲突、FIW压力冲突以及WIF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2）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3）通过回归分析也证明了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三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指出通过企业帮助、政府支持及农民工自身调解可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矛盾。